【大纪元2026年05月08日讯】（大纪元特约记者横河新闻分析）在美国最高法院聆听“思科案”后，美联社的系列报导获普利策奖，披露了更多美国高科技公司是如何帮助中共当局迫害人权的。同样的手法，同样的后果，同样的辩解。
美联社系列报导获普利策奖
5月4日，2026年度普利策奖公布，其中“国际报导奖”授给了美联社的Dake Kang、Garance Burke、Byron Tau、Aniruddha Ghosal和撰稿人Yael Grauer五人，对硅谷研发、到中国发展并延伸到全球的大规模监控工具进行的全球调查系列深度报导。
报导一共是七篇，历时3年，横跨三大洲，经历了很多困难。
其中有一篇的题目是“内部文件显示，硅谷助长了北京残酷的大规模拘留和监控”。报导揭露硅谷如何在中国主导设计和构建以公安部“金盾工程”为代表的监控系统并帮助人权侵犯的。
该调查的信息一部分是来自一家中国监控公司泄漏的数万封电子邮件和资料库，一部分是来自数万页机密的企业和政府文件，和公开的中文行销资料，以及数千份采购文件，还有一部分则是来自数十份公开记录申请；记者还采访了一百多位现任和前任中美工程师、企业高级主管、专家、政府官员、行政人员和警察。
高科技公司产品 暗助中共迫害中国人民
在这个报导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公司都是人们熟悉的名字：IBM、戴尔、惠普、甲骨文、思科和希捷，甚至还有英伟达。
报导提供了很多实例。一个案例是，中国国防承包商华迪公司曾与IBM合作，为北京设计了名为“金盾工程”的主要警务系统，用于审查网络并打击所谓的恐怖分子、法轮功学员，甚至被视为“麻烦”的村民。
“金盾工程”也是“思科案”中原告指控被告协助建立的系统，而且思科在该工程启动初期就赢得了竞标。
有些公司甚至把自己能帮助中共镇压特定少数民族作为卖点。戴尔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与一家中国监控公司联合推广了一款“军用级”人工智能笔记本电脑，声称该电脑具备“全种族识别”功能。
此外，生物技术巨头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在其网站上向中共警方推销DNA检测试剂盒，声称其“专为”包括维吾尔族和藏族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人设计。
可以说这些特点都似曾相识，在“思科案”中都出现过。IBM和其它被美联社询问的公司回应称，他们完全遵守了所有适用于其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法律、制裁和美国出口管制规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我们卖的是设备，用户，这里指的是中共当局的安全部门，怎么用我们不知道，也没有责任，我们遵守法律。”这也是“思科案”中被告的辩解话语。
直接推销技术 成为中共警方控制公民工具
尽管这些公司经常声称不对产品的使用方式负责，但这些公司的行销资料显示，他们往往直接将自己的技术推销为中共警方控制公民的工具。他们的销售宣传常引用中共镇压的口号，例如“维稳”、“关键人物”和“非法聚集”等，还列举了一些镇压的项目，如“网警”、“雪亮工程”和“金盾工程”等。
而思科最早帮助中共镇压法轮功的行为，也是在它自己的行销资料中被发现的。
思科走麦城的故事在这里也有重演。2015年4月，新疆一名工程师阿布利兹参加了在新疆举办的闭门展览会。前IBM合作伙伴“兰达软件”（Landasoft）的一个摊位引起了他的注意。多年来，“兰达软件”一直是IBM i2警用监控分析软件在新疆警方的供应商。
该公司后来另起炉灶，推出了一款类似i2的软件，声称可以在极端分子制造事端之前将其抓获。泄漏的电子邮件和记录显示，这种相似性并非巧合：“兰达软件”的软件正是抄袭自i2。
而众所周知，当路由器被华为全盘抄袭复制后，思科的路由器就基本上被踢出了中国市场。
IBM帮助极权政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06年，在两党支持下，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主席，史密斯众议员提出了《全球网络自由法案》，旨在限制美国科技公司参与中共监控活动。史密斯将此与IBM向纳粹德国出售最终用于统计犹太人的打卡机相提并论。IBM随后向美联社发表声明称，IBM明知故犯地与纳粹德国合作的说法“不实，已被权威历史学家驳斥”。
“协助中共迫害”应有法律责任 美最高法院聆听“思科案”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公司是否应该承担应有的不仅仅是道义，还有法律责任？也许不是主要责任，协助和教唆意味着这些公司只是从犯，而主犯是中共。
美国公司在国外的营运过程中，在当地政府侵害人权的行为中提供技术和设备支持是否可以在美国被提起诉讼，是否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在美国司法系统中，从来就没有被厘清过。
这就是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诉思科案”会在美国，至少是人权组织中、司法界和公司，引起如此之大的轰动和关注。
就在几天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聆听了双方的口头辩论。这篇及时出现的获奖报导，证明了思科不是唯一那样做的公司。在澳洲投奔自由的原天津市公安局610警察郝凤军曾经披露，当公安系统人员到这些美国大公司去要求查看任何资料时，从没有遇到敢拒绝的。
中共迫害在扩大化。“金盾工程”最开始的时候是以法轮功为样本进行开发的，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的思科文件都是以法轮功为主。但随着技术的成熟和需要监控的人群扩大，这些设备和技术都开始运用于更广泛的人群，就像这篇美联社报导中所说的那样。
中共公安官员还到欧美培训 对极权国家应有法律约束
在绥靖政策盛行的年代，帮助中共镇压系统不仅仅局限于设备和技术，人员的训练也是重要一环。
在长春插播事件中，长春公安局宽城分局在大抓捕的当晚酷刑打死了参与插播的医生刘海波。当晚，长春市第一副书记常小平赶到宽城分局，传达了三点指示：“1. 对法轮功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不怕流血死人；2. 做好保密工作，防止出现泄密，造成国际影响；3. 各级纪检监察部门不要对法轮功人员被打死打伤的事介入调查。”
就是这个常小平，后来还以中共官员的身份到美国某大学进修培训。另一个更惊悚的是，欧洲某国警方有一个和中共警方的合作和培训计划，曾邀请中共最臭名昭著的政治警察，多个省份公安厅国保总队的总队长到该国进修培训。
当任何一种新科技出现，都会成为双刃剑。都有好的坏的两面：炸药可以开矿，也可以制造炸弹；原子能可以发电，也可以制造核武器；互联网及其附属设备可以带来信息自由，也可以用来监控和迫害民众；问题是谁使用。
不能完全指望公司的自我约束，媒体和民众的监督，信息自由，除了道义，还要有法律的约束，以及包括对极权国家禁运在内的适度政府干预，都是必不可少的。
也许最高法院审理“思科案”和美联社系列报导获奖几乎同时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至少是让全社会关注的一个契机。
责任编辑：孙芸#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