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7月31日訊】吉林李福軍案——案號：（2015）前刑初字第321號；審理法院：吉林省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法院；判決日期：2016年5月16日。李福軍因依法控告江澤民對自己的迫害，遭非法判刑3年。
在法治社會，告掌權者是常態。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告他的人數以千計，但沒有一個人，因為「告了川普」這件事本身而被逮捕或判刑。
一、案子的爭議到底是什麼
如果李福軍告的是川普，大概不會有任何事。但他依法控告江澤民，卻被非法判刑三年。
判決書認定的所謂「犯罪行為」，其實只有一件事：2015年6月16日，李福軍在長春市郵局，通過中國郵政快遞，向最高檢察院寄出了自己寫的《刑事控告書》《刑事控告狀》，一共38頁。內容就是控告江澤民從1999年起對法輪功學員長達16年的迫害，要求追究刑事責任、賠償受害人的損失。開庭時李福軍說得很直白：「對指控的事實和證據我沒有異議，但我認為我的行為不是犯罪。」
說到底，這個案子的爭議就集中在一點上：一個公民把刑事控告材料寄給國家法定的法律監督機關，到底是在行使憲法權利，還是構成了犯罪？本文的看法很明確——這是憲法和法律白紙黑字保障的合法維權行為。這份判決，實體上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證據上也搆不著法定的證明標準，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腳。
二、控告國家工作人員違法——本來就是憲法給公民的權利
《憲法》第四十一條寫得很清楚：公民對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都有權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而且「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江澤民當過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是典型的「國家工作人員」，他發動並主導鎮壓法輪功的行為，完全落在公民可以控告的範圍裡。控告對象官再大，也不能改變控告這件事本身的合法性——憲法之所以設立控告權，本來就是為了讓老百姓能監督掌權的人。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現行法第一百一十條）又進一步規定：被害人對侵犯自己人身、財產權利的犯罪，有權向公安機關、檢察院或者法院控告；這些機關「都應當接受」，不歸自己管的要移送，「不得推諉」。李福軍1996年就開始修煉法輪功，2009年因為信仰被非法判刑三年，他本身就是直接受害人，他的控告正是這一條明文授權的行為。而且2015年5月1日起中共宣稱開始施行立案登記制，國家公開承諾「有案必立、有訴必理」；李福軍一個月後寄出控告狀，對官方這個承諾的信賴是完全正當的。
再看他具體是怎麼做的：寄的對象是最高檢察院——憲法規定的國家法律監督機關、法定受理控告的機關；寄的方式是中國郵政EMS——公開、實名、可追溯；材料的形式是《刑事訴訟法》所規範的「刑事控告書（狀）」這種法律文書。整條行為鏈，每一環都在法律框架之內。而判決卻把它說成「製作、傳播邪教宣傳品」，這是對行為性質的根本弄錯：「宣傳」的特點是向不特定的公眾散布，而向單獨一個國家機關遞交控告材料，根本談不上任何公眾散布。
還有一點特別要指出：控告人因為控告而被拘留、逮捕、判了三年，這恰恰就是憲法第四十一條明令禁止的「壓制和打擊報復」。《刑法》第二百五十四條專門設了「報復陷害罪」，就是用來懲治那些對控告人搞報復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所以在本案的法律關係裡，依法該被追究的，不是控告人，而是報復控告人的那一方。
三、這樣的定罪，違反了罪刑法定
《刑法》第三條規定：「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而第三百條的客觀構成要件，核心是「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指控要想成立，至少得證明兩件事：被告人的行為破壞了哪一部具體法律的實施，以及是怎麼破壞的。可整份判決書，法院既沒指出任何被「破壞實施」的法律，也沒有條文、沒有因果論證，就一句話——「不思悔改，又製作、傳播邪教宣傳品，其行為已構成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這是拿罪名替代構成要件的循環論證。事實其實正好相反：向檢察機關控告國家工作人員，是在援用、啟動法律的實施；一個請求法律得到執行的行為，在邏輯上不可能同時又「破壞法律實施」。
「邪教」這個認定，同樣沒有法律依據。第一，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從來沒有通過任何一部法律，把法輪功認定為邪教——1999年人大常委會那份《關於取締邪教組織、防範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全文根本沒出現「法輪功」三個字；而按《立法法》，什麼是犯罪、怎麼處刑屬於法律絕對保留的事項，用來填充刑法第三百條構成要件的「邪教」認定，不經過法律就不能做。第二，2011年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第50號令已經明文廢止了1999年查禁法輪功類出版物的那兩份通知——也就是說，至遲從2011年起，持有、製作法輪功資料已經沒有現行有效的禁止性規定了。第三，《憲法》第三十五條保障言論、出版自由，第三十六條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在沒有法律明文認定的前提下，因為一個公民的信仰和平表達就給他判刑，直接和憲法相牴觸。另外，判決援引的「兩高」解釋（二）第一條第一款第（五）項，本身設了「傳單一千份以上」這樣的數量門檻，而本案區區38頁材料裝在一個信封裡、寄給一個機關，離這個門檻差得遠，判決對此卻一句說理都沒有。
四、證據也不夠定罪
《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現行法第五十五條）要求，定罪的證據必須確實、充分，並且排除合理懷疑。本案的全部證據——控告書原件、一個EMS信封、前科材料、戶籍證明、被告人供述——頂多只能證明「李福軍寫了控告書，並寄給了最高檢察院」這一個合法的事實；至於「破壞了哪一部法律的實施」「怎麼破壞的」「造成了什麼危害後果」，卷裡沒有任何證據。按第一百九十五條（現行法第二百條）第三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與此同時，檢察院也違反了第一百六十八條——它本該審查「罪名認定是否正確」「是不是屬於不應追究刑事責任」，卻對這麼一份控告材料的案件提起公訴、還建議從重，等於沒盡到法律監督的職責。判決還拿2009年的前科認定累犯、從重處罰，但前一個罪是同一個罪名，存在同樣的規範缺陷——用一個本身就有根本瑕疵的前科去加重這次的刑罰，是錯誤的疊加。
五、換個角度看：在法治社會，告掌權者是常態
美國總統川普，大概是美國歷史上惹上官司最多的政治人物：民事訴訟數以千計，告他的人裡，有普通公民、有州檢察長、有聯邦特別檢察官——但沒有一個人，因為「告了川普」這件事本身而被逮捕或判刑。原因就在於三層制度保障：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請願權，可以直接在法院援引來獲得救濟（相比之下，中國憲法第四十一條卻進不了判決書）；最高法院在Clinton v. Jones（1997）裡確立了連在任總統都不能免於被起訴；再加上司法獨立，法官和檢察官辦案不用向權力請示。
中國的情形，恰好是一面鏡子。2015年立案登記制施行以後，二十多萬法輪功學員及家屬實名向最高檢、最高法遞交了控告江澤民的控告狀——他們選的，其實是最溫和的體制內法律渠道。可問題在於，法院、檢察院都受政法委領導，受理控告的機關，正好就是被控告那套政策的執行者；控告的人和被控告的這套系統之間，根本沒有一個中立的裁判者。於是李福軍的控告書寄到最高檢察院，回應他的不是立案審查，而是遭縣公安局的逮捕；中國大量控告人隨後也遭到騷擾、拘押、判刑。兩相對照就很清楚：公民控告最高領導人，在法治社會是家常便飯；只有在司法淪為統治者工具的體制下，控告行為本身才會變成「犯罪」。這也正是「法治」（rule of law）和「以法治國」（rule by law）的分界線。
六、結論
李福軍向最高檢察院郵寄刑事控告書，是在行使《憲法》第四十一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明文保障的控告權，對象、方式、形式統統都在法律程序之內，完全合法。（2015）前刑初字第321號判決，既沒能指出任何被「破壞實施」的法律，構成要件事實更是沒有任何證據支撐，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和法定證明標準，依法本應判決無罪。對一個依法控告的公民科處刑罰，構成憲法明文禁止的壓制和打擊報復；真正應該被法律好好審視的，是判決書拒絕去審查的那些控告內容本身，以及把控告人送進監獄的這一整套司法過程。
責任編輯：李仁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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