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易：字節跳動最大金主關閉中國風投團隊

美元資本撤離並非普通資本周期下的階段性調整，具有明顯的制度性和結構性特徵。圖為手機上顯示的AI標誌。（Oleksii Pydsosonnii／英文大紀元）

2026-08-1305:45 中港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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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6年08月12日訊】近期，美國金融集團海納國際（SIG）逐步關閉在中國運營超20年的風險投資團隊（海納亞洲）。負責該團隊的海納國際中國董事總經理龔挺預計離開公司，創辦一隻至少募資1億美元的新基金。這是繼紅杉、GGV之後，又一家美國主流投資機構系統性收縮中國VC業務，標誌著中國創投行業的資金結構和投資邏輯都已發生根本性轉變。

海納國際集團是全球大型量化交易與金融科技公司，也是美國最大的期權做市商之一，業務涵蓋證券投資、金融服務及私募股權投資。本次調整並非突發危機事件，也不存在資金鍊斷裂、基金爆倉等問題，而是集團經過內部評估之後做出的戰略選擇。未來公司只保留少數員工，管理尚未退出的存量投資項目。

海納亞洲擅長在項目極早期、甚至商業模式還不清晰時下場，連續多輪追投，做堅定的長線股東。其投資的中國公司超過350家，累計投入超35億美元，涵蓋互聯網科技、傳統消費與連鎖、文化娛樂，以及前沿硬科技與AI等行業，具體項目包括如家、鄉村基、博納影業、大麥網、喜馬拉雅、聲網、出門問問、閃送、晶泰科技和Musical.ly等。

公司最廣為人知的戰績，是2012年作為字節跳動唯一的早期機構/天使輪投資方，累計投入約600萬美元，換取約15%的股權。這筆投資在巔峰期帳面回報高達1.5萬倍（價值超900億美元），堪稱全球VC史上的神話。而現在，曾獲得超高回報率的海納國際，卻選擇放棄中國市場，不再尋找下一個字節跳動。

海納國際為何在此時退出中國風投市場？

官網顯示，海納國際從2023年就大幅放緩在中國一級市場的新項目投資，從2023年到目前，新公開的投資僅9筆。而海納國際決定在此時徹底退出中國風投市場，主要原因是面臨美中雙方面壓力。美國政府已通過對外投資審查機制，明確限制美國資本投向中國的高科技與互聯網企業，尤其是人工智能、半導體和量子計算等戰略性領域。

對風險投資行業而言，這實際上觸及了其商業模式的核心。VC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尋找並投資未來高增長、高回報的領域，如果美元基金無法進入這些賽道，剩下的傳統行業既缺乏足夠成長空間，也難以產生過去那種超額回報，中國市場對於美元VC的吸引力大幅下降。

與此同時，中概股赴美IPO的通道也越來越窄。中共在證監會審批、數據出境審查以及VIE架構等方面的不確定性，都讓美元資本從中國企業退出的難度和風險顯著上升，即便勉強上市，也往往面臨估值大幅下調。

這就形成了一種「兩頭受限」的局面：募資端受到華盛頓限制，退出端受到北京監管環境影響，而中間的投資團隊即便再優秀，也很難改變投資標的受限、退出渠道收窄的現實。

美元資本撤離已成為行業趨勢

更關鍵的是，美元資本撤離並非普通資本周期下的階段性調整，具有明顯的制度性和結構性特徵。資本面對的不再只是經濟周期，而是投資範圍、融資渠道、上市退出以及中美監管等一系列長期約束。越來越多的美國風險投資機構選擇與中國市場切割，表明地緣政治緊張、投資限制和退出風險對跨境風投的壓力已成為行業趨勢。

但面對中國市場如此巨大的利益，美元基金卻又捨不得輕易放棄，想要腳踏兩隻船。此前，紅杉資本在2023年將紅杉中國拆分為獨立品牌，GGV也在2024年將亞洲和美國業務分開。兩者採取的是「拆分」模式：中國團隊、資金和業務仍然保留，與美國母公司在法律和品牌層面切割。相比之下，海納國際此次則更加徹底，直接關閉中國VC業務並解散團隊。

與早期的紅杉中國、IDG資本等傳統VC不同，它們通常先向養老基金、大學捐贈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募集資金，而海納亞洲早期主要使用母公司自有資金進行投資，並不完全依賴外部LP。這種資金結構使海納國際擁有更強獨立性和更長投資周期，也使其能夠比許多美元VC堅持得更久，成為最後一批對中國業務做出重大調整的頭部機構之一。

不過，這種退出並不意味著海納國際與中國創投市場徹底斷絕聯繫。海納亞洲負責人龔挺離開後計劃自立門戶，而海納國際未來仍可能以LP身分向其新基金提供資金。新基金將完全獨立運作，不屬於海納國際體系內資產，投資決策、團隊架構全部由龔挺主導。從政治和監管層面看，這是更徹底的切割；但從經濟利益來看，雙方仍可能保持一定聯繫。

根據多家權威機構（如PitchBook、Dealroom、Zero2IPO、AVCJ等）的報告，美元基金對中國項目的實際投資額在2021年達到高峰後，出現斷崖式下降。財務數據研究公司PitchBook報告指出，2024年中國VC投資金額為402億美元，同比下降36.7%。而Dealroom的數據顯示，2025年中國VC投資金額繼續收縮，同比下降約22%。

KPMG在2026年1月發布的報告中特別強調，2025年中國VC投資已經降至十年來最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這一下滑發生在全球VC市場明顯復甦、AI投資大幅增長（全年投資額超過5,000億美元）的背景下，這說明中國VC面臨的不只是全球資本周期調整，更是中國自身經濟、資本市場退出機制以及地緣政治風險共同作用下的結構性收縮。

連資金成本和投資周期壓力相對較低、擁有更大投資自主權的海納國際都開始收縮中國VC團隊，說明問題已經不只是「美元基金募資困難」，而是美元資本正在重新評估中國早期科技和互聯網投資的長期風險收益比。海納國際仍需管理既有項目，但逐漸關閉投資團隊意味著：美元VC在中國市場正從「尋找下一個超級獨角獸」，轉向「管理歷史遺產、退出存量資產」。

中國創投行業資金結構發生根本性轉變

2018年以前，美元基金在中國創投行業全面主導，通過採用「紅籌+VIE架構」，估值和退出效率遠超本土基金。紅杉資本、IDG、軟銀、GGV紀源、高盛等海外機構，占據了中國創投市場交易量的80%—90%以上。而此時期的人民幣基金占比很低，募資規模小，LP結構單一，專業化程度低，影響力極為有限。

從資金結構來看，美國VC最核心的LP（有限合夥人）主要是大學捐贈基金、大型養老金、慈善基金會以及家族基金等機構投資者。資金規模大，且沒有短期回款壓力，投資期限往往以十年以上計算。因此，它們能夠為VC提供相對穩定的長期資本，使基金不必追求短期收益，也不需要因為市場周期波動而頻繁調整投資策略。

這些機構是真正的「耐心資本」。它們能夠容忍風險投資項目長時間沒有回報，甚至允許所投項目在前5—7年只做純研發投入和技術積累，而不急於要求盈利。以字節跳動為例，2009年，海納亞洲曾投資張一鳴獨立創業的九九房。雖然九九房最終沒有取得成功，但海納亞洲並未因此放棄對張一鳴的判斷，而是繼續長期觀察並追蹤這位創業者。

2012年字節跳動成立後，SIG繼續以8萬美元投資其天使輪，成為字節跳動第一家、也是當時唯一一家機構投資者。在字節跳動融資困難時期，SIG不僅提供資金，更是持續給予信任和資源支持。2012年底，在字節跳動資金壓力最大的時候，SIG再次投資100萬美元A+輪，並額外提供100萬美元過橋貸款，幫助團隊渡過早期最艱難的階段。

2018年，中美貿易戰正式打響，引發地緣政治風險。美元基金的募資和投資占比開始下降，而國資、引導基金、產業資本等本土長錢則加速入場。2021年，中國網約車平台滴滴出行事件成為風向逆轉的標誌。從其在紐交所低調IPO到被迫正式退市，股價從16.65美元的開盤價跌至2.29美元，市值較最高點縮水超87%。

滴滴事件給了美元基金沉重一擊，令投資人意識到中國的政治風險已經成為其必須面對的不可控因素，於是開始大規模減少在中國的投資。隨著美元基金的全面撤離，人民幣基金（尤其是國資系）迅速取代美元基金，成為創投領域的絕對主導，占比飆升至95%—99%，這種變化也徹底改變了中國創投行業的投資邏輯。

美中創投行業投資邏輯的差異

從投資邏輯來看，美元基金看重長期資本所追求的商業回報，更關注企業的成長性、全球市場以及未來退出機會，即使早期需要長期投入、短期無法盈利，投資者也願意承擔較高風險。相比之下，許多人民幣基金除了追求財務上保值增值，還需兼顧招商引資、產業升級和地方經濟目標，尤其是政府引導基金，往往還承擔著戰略產業扶持等政策目標。

很多人民幣基金是財政資金或國有資產，受到嚴格監管，保值增值是硬性要求。它們首先面對的不是市場，而是各類層出不窮的審計、巡視、紀檢等監管。而這套監管邏輯，與風險投資「高風險、高失敗率、少數項目獲得超額回報」的商業模式存在根本衝突。當風險投資被要求儘可能保本，最終將從市場化VC逐漸演變成為以控制風險為優先的政策性資金。

人民幣基金主要的出資人是各級地方政府，而政府官員有任期限制（通常5年一屆），因此其往往要求5年內見到收益或退出。這種短資金期限和強行政考核，與科技創業所需要的長期資本和耐心資本嚴重不符。導致資金管理人不可能有足夠的時間和耐心去培育一家新公司，行業投資行為整體短期投機化，熱衷於「跟風」熱門後期項目。

更致命的是，政府基金往往並非單純追求資本回報，同時還承擔著招商引資、產業落地、稅收和就業等政策目標。企業獲得資金後，可能被要求遷入當地、購地建廠，完成一定規模的投資和地方貢獻。對於處在研發和產品驗證階段的初創企業而言，這些要求迫使企業過早承擔了擴產、建廠和經營壓力，甚至讓企業為了滿足行政考核而偏離自身的發展節奏。

風險投資的完整閉環是「募、投、管、退」，其中「退」是決定資本能否持續循環的關鍵環節。美國基金擁有成熟的IPO和併購雙重退出機制，尤其依靠大型科技企業收購初創公司實現退出（約占80%以上），使創業者和投資人能夠較快回籠資金，再投入下一輪創新，形成「投資-成長-併購-退出-再投資」的良性循環。

反觀人民幣基金則長期高度依賴IPO，併購通道近乎關閉，形成了「IPO獨木橋」。一旦IPO受政策或市場環境影響而收緊，大量資金就會被困在未上市項目中，甚至引發回購、對賭和訴訟等連鎖問題。因此，中國VC真正的瓶頸不僅是資金來源，更是退出渠道；沒有順暢的退出機制，整個創投生態就難以形成持續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