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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易：字节跳动最大金主关闭中国风投团队

美元资本撤离并非普通资本周期下的阶段性调整，具有明显的制度性和结构性特征。图为手机上显示的AI标志。（Oleksii Pydsosonnii／英文大纪元）

2026-08-1305:45 中港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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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6年08月12日讯】近期，美国金融集团海纳国际（SIG）逐步关闭在中国运营超20年的风险投资团队（海纳亚洲）。负责该团队的海纳国际中国董事总经理龚挺预计离开公司，创办一只至少募资1亿美元的新基金。这是继红杉、GGV之后，又一家美国主流投资机构系统性收缩中国VC业务，标志着中国创投行业的资金结构和投资逻辑都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海纳国际集团是全球大型量化交易与金融科技公司，也是美国最大的期权做市商之一，业务涵盖证券投资、金融服务及私募股权投资。本次调整并非突发危机事件，也不存在资金链断裂、基金爆仓等问题，而是集团经过内部评估之后做出的战略选择。未来公司只保留少数员工，管理尚未退出的存量投资项目。

海纳亚洲擅长在项目极早期、甚至商业模式还不清晰时下场，连续多轮追投，做坚定的长线股东。其投资的中国公司超过350家，累计投入超35亿美元，涵盖互联网科技、传统消费与连锁、文化娱乐，以及前沿硬科技与AI等行业，具体项目包括如家、乡村基、博纳影业、大麦网、喜马拉雅、声网、出门问问、闪送、晶泰科技和Musical.ly等。

公司最广为人知的战绩，是2012年作为字节跳动唯一的早期机构/天使轮投资方，累计投入约600万美元，换取约15%的股权。这笔投资在巅峰期账面回报高达1.5万倍（价值超900亿美元），堪称全球VC史上的神话。而现在，曾获得超高回报率的海纳国际，却选择放弃中国市场，不再寻找下一个字节跳动。

海纳国际为何在此时退出中国风投市场？

官网显示，海纳国际从2023年就大幅放缓在中国一级市场的新项目投资，从2023年到目前，新公开的投资仅9笔。而海纳国际决定在此时彻底退出中国风投市场，主要原因是面临美中双方面压力。美国政府已通过对外投资审查机制，明确限制美国资本投向中国的高科技与互联网企业，尤其是人工智能、半导体和量子计算等战略性领域。

对风险投资行业而言，这实际上触及了其商业模式的核心。VC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寻找并投资未来高增长、高回报的领域，如果美元基金无法进入这些赛道，剩下的传统行业既缺乏足够成长空间，也难以产生过去那种超额回报，中国市场对于美元VC的吸引力大幅下降。

与此同时，中概股赴美IPO的通道也越来越窄。中共在证监会审批、数据出境审查以及VIE架构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都让美元资本从中国企业退出的难度和风险显著上升，即便勉强上市，也往往面临估值大幅下调。

这就形成了一种“两头受限”的局面：募资端受到华盛顿限制，退出端受到北京监管环境影响，而中间的投资团队即便再优秀，也很难改变投资标的受限、退出渠道收窄的现实。

美元资本撤离已成为行业趋势

更关键的是，美元资本撤离并非普通资本周期下的阶段性调整，具有明显的制度性和结构性特征。资本面对的不再只是经济周期，而是投资范围、融资渠道、上市退出以及中美监管等一系列长期约束。越来越多的美国风险投资机构选择与中国市场切割，表明地缘政治紧张、投资限制和退出风险对跨境风投的压力已成为行业趋势。

但面对中国市场如此巨大的利益，美元基金却又舍不得轻易放弃，想要脚踏两只船。此前，红杉资本在2023年将红杉中国拆分为独立品牌，GGV也在2024年将亚洲和美国业务分开。两者采取的是“拆分”模式：中国团队、资金和业务仍然保留，与美国母公司在法律和品牌层面切割。相比之下，海纳国际此次则更加彻底，直接关闭中国VC业务并解散团队。

与早期的红杉中国、IDG资本等传统VC不同，它们通常先向养老基金、大学捐赠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募集资金，而海纳亚洲早期主要使用母公司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并不完全依赖外部LP。这种资金结构使海纳国际拥有更强独立性和更长投资周期，也使其能够比许多美元VC坚持得更久，成为最后一批对中国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头部机构之一。

不过，这种退出并不意味着海纳国际与中国创投市场彻底断绝联系。海纳亚洲负责人龚挺离开后计划自立门户，而海纳国际未来仍可能以LP身份向其新基金提供资金。新基金将完全独立运作，不属于海纳国际体系内资产，投资决策、团队架构全部由龚挺主导。从政治和监管层面看，这是更彻底的切割；但从经济利益来看，双方仍可能保持一定联系。

根据多家权威机构（如PitchBook、Dealroom、Zero2IPO、AVCJ等）的报告，美元基金对中国项目的实际投资额在2021年达到高峰后，出现断崖式下降。财务数据研究公司PitchBook报告指出，2024年中国VC投资金额为402亿美元，同比下降36.7%。而Dealroom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VC投资金额继续收缩，同比下降约22%。

KPMG在2026年1月发布的报告中特别强调，2025年中国VC投资已经降至十年来最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下滑发生在全球VC市场明显复苏、AI投资大幅增长（全年投资额超过5,000亿美元）的背景下，这说明中国VC面临的不只是全球资本周期调整，更是中国自身经济、资本市场退出机制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共同作用下的结构性收缩。

连资金成本和投资周期压力相对较低、拥有更大投资自主权的海纳国际都开始收缩中国VC团队，说明问题已经不只是“美元基金募资困难”，而是美元资本正在重新评估中国早期科技和互联网投资的长期风险收益比。海纳国际仍需管理既有项目，但逐渐关闭投资团队意味着：美元VC在中国市场正从“寻找下一个超级独角兽”，转向“管理历史遗产、退出存量资产”。

中国创投行业资金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

2018年以前，美元基金在中国创投行业全面主导，通过采用“红筹+VIE架构”，估值和退出效率远超本土基金。红杉资本、IDG、软银、GGV纪源、高盛等海外机构，占据了中国创投市场交易量的80%—90%以上。而此时期的人民币基金占比很低，募资规模小，LP结构单一，专业化程度低，影响力极为有限。

从资金结构来看，美国VC最核心的LP（有限合伙人）主要是大学捐赠基金、大型养老金、慈善基金会以及家族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资金规模大，且没有短期回款压力，投资期限往往以十年以上计算。因此，它们能够为VC提供相对稳定的长期资本，使基金不必追求短期收益，也不需要因为市场周期波动而频繁调整投资策略。

这些机构是真正的“耐心资本”。它们能够容忍风险投资项目长时间没有回报，甚至允许所投项目在前5—7年只做纯研发投入和技术积累，而不急于要求盈利。以字节跳动为例，2009年，海纳亚洲曾投资张一鸣独立创业的九九房。虽然九九房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但海纳亚洲并未因此放弃对张一鸣的判断，而是继续长期观察并追踪这位创业者。

2012年字节跳动成立后，SIG继续以8万美元投资其天使轮，成为字节跳动第一家、也是当时唯一一家机构投资者。在字节跳动融资困难时期，SIG不仅提供资金，更是持续给予信任和资源支持。2012年底，在字节跳动资金压力最大的时候，SIG再次投资100万美元A+轮，并额外提供100万美元过桥贷款，帮助团队渡过早期最艰难的阶段。

2018年，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引发地缘政治风险。美元基金的募资和投资占比开始下降，而国资、引导基金、产业资本等本土长钱则加速入场。2021年，中国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事件成为风向逆转的标志。从其在纽交所低调IPO到被迫正式退市，股价从16.65美元的开盘价跌至2.29美元，市值较最高点缩水超87%。

滴滴事件给了美元基金沉重一击，令投资人意识到中国的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其必须面对的不可控因素，于是开始大规模减少在中国的投资。随着美元基金的全面撤离，人民币基金（尤其是国资系）迅速取代美元基金，成为创投领域的绝对主导，占比飙升至95%—99%，这种变化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创投行业的投资逻辑。

美中创投行业投资逻辑的差异

从投资逻辑来看，美元基金看重长期资本所追求的商业回报，更关注企业的成长性、全球市场以及未来退出机会，即使早期需要长期投入、短期无法盈利，投资者也愿意承担较高风险。相比之下，许多人民币基金除了追求财务上保值增值，还需兼顾招商引资、产业升级和地方经济目标，尤其是政府引导基金，往往还承担着战略产业扶持等政策目标。

很多人民币基金是财政资金或国有资产，受到严格监管，保值增值是硬性要求。它们首先面对的不是市场，而是各类层出不穷的审计、巡视、纪检等监管。而这套监管逻辑，与风险投资“高风险、高失败率、少数项目获得超额回报”的商业模式存在根本冲突。当风险投资被要求尽可能保本，最终将从市场化VC逐渐演变成为以控制风险为优先的政策性资金。

人民币基金主要的出资人是各级地方政府，而政府官员有任期限制（通常5年一届），因此其往往要求5年内见到收益或退出。这种短资金期限和强行政考核，与科技创业所需要的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严重不符。导致资金管理人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去培育一家新公司，行业投资行为整体短期投机化，热衷于“跟风”热门后期项目。

更致命的是，政府基金往往并非单纯追求资本回报，同时还承担着招商引资、产业落地、税收和就业等政策目标。企业获得资金后，可能被要求迁入当地、购地建厂，完成一定规模的投资和地方贡献。对于处在研发和产品验证阶段的初创企业而言，这些要求迫使企业过早承担了扩产、建厂和经营压力，甚至让企业为了满足行政考核而偏离自身的发展节奏。

风险投资的完整闭环是“募、投、管、退”，其中“退”是决定资本能否持续循环的关键环节。美国基金拥有成熟的IPO和并购双重退出机制，尤其依靠大型科技企业收购初创公司实现退出（约占80%以上），使创业者和投资人能够较快回笼资金，再投入下一轮创新，形成“投资-成长-并购-退出-再投资”的良性循环。

反观人民币基金则长期高度依赖IPO，并购通道近乎关闭，形成了“IPO独木桥”。一旦IPO受政策或市场环境影响而收紧，大量资金就会被困在未上市项目中，甚至引发回购、对赌和诉讼等连锁问题。因此，中国VC真正的瓶颈不仅是资金来源，更是退出渠道；没有顺畅的退出机制，整个创投生态就难以形成持续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