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8月18日訊】（大紀元記者林若水舊金山報導）「功勳不容抹殺，暴政必須終結！」「銘記歷史，守護公義！」8月16日，中國民主黨舊金山黨部、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在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前舉行集會，紀念江西豐城農民周懷林逝世28周年，並回顧豐城事件以及中國農民長期承受的沉重稅費負擔。
活動由周小俊、康嘉銘組織。周小俊的家鄉就在周懷林所在的白土鎮附近，兩人同姓周。當年事件發生時，周小俊還是一名十幾歲的少年。作為同族人，他表示，自己覺得有責任為周懷林呼喚公道。
當天，多位與會人士結合自身或家庭的農村經歷，講述上世紀90年代農民「交公糧」、承擔「三提五統」以及各種攤派的生活記憶。
對他們而言，這並不是一段遙遠的歷史，而是父母、祖父母乃至自己曾經親身經歷過的生活。
豐城事件：從沉重負擔到群體抗爭
1998年8月16日，江西省豐城市因農民負擔問題爆發大規模群體衝突，史稱「豐城8·16事件」。(注: 網絡資料記載通常是1999年也有記載是2000年的， 但是根據生活在當地的老一代農民紀錄，事情發生是在1998年)
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農村除了農業稅之外，還普遍存在「三提五統」以及各種地方性收費、集資和攤派。部分地區農民實際承擔的費用，遠超當時政策規定的負擔上限。
據相關歷史資料，豐城白土鎮農民周懷林對當地收費過高、不透明等問題提出質疑。他收集、抄錄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內容，向村民講解相關政策，並記錄糧食產量與上繳數據，要求有關方面公開收費和提留明細。
周懷林隨後被鄉鎮以「蠱惑人心、擾亂行政」為由帶走，送入學習班，兩天後非正常死亡。家屬前往質問反遭驅趕。消息傳出後，週邊鄉鎮村民聚集聲援，衝突迅速升級，最後演變為圍攻鄉鎮政府的大規模對抗。
衝突中，情緒失控的「起義軍」將鄉鎮府搗毀，鄉長和一名鄉幹部被從二樓扔下去，活生生的埋葬了，鄉派出所的所長和一名民警被打死，連所長的屍體也被吊在樹上示眾，只有鄉委書記騎著借來的摩托車逃到縣裡。
此事震動中共高層。江西後來成為農業稅改革的重要試點地區。2006年1月1日起，中國全面取消農業稅。
但在今天與會者眼中，周懷林以及無數普通農民的抗爭，仍然是這段歷史中不應被遺忘的一頁。
「交公糧」背後，是農民一家的生計
活動主持人周小俊表示，很多人今天回顧農業稅取消時，容易把它理解成「國家富裕了，所以政府給農民減負」。
但在他看來，歷史不應只有單一的官方敘事。
他表示，周懷林當年收集中央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文件，向農民解釋哪些費用屬於政策規定、哪些負擔存在問題。他認為，周懷林最初所做的，其實是希望按照政策和道理解決問題。
「我們今天為什麼還要紀念周懷林？」周小俊說，「因為周懷林的悲劇，不只是一個人的悲劇。」
周小俊回憶當時政府規定每人每年須交300元的農業稅，他們一家五口，每年必須上繳農業稅1500元。他們只有五畝地，全年兩季的收成只有大約6000斤糧食，按照當時的市價100斤糧食30元計算，全家的糧食收入只有1800元，交完農業稅1500元之後，只剩下300元了。這就是中國農民的悲慘生活。
他表示，當時農民辛苦一年種出來的糧食，在完成各項上繳後，真正留給一家人生活的已經所剩不多。
周小俊指出，農業稅取消之後，中國農村的許多問題並沒有因此全部消失。當一個普通人遭遇土地、財產或其他權益問題，卻缺少有效的申訴、司法和監督渠道時，社會矛盾仍可能累積。
「我們反對暴力，但我們更要追問，究竟是什麼樣的制度，讓一些普通人失去了通過和平方式獲得公平的希望？」
「我家五口人，一年要交3600斤糧食」
來自江蘇農村、70後的郭金生，在現場講述了自己家庭在上世紀90年代的經歷。
他說，當時家中五口人，有三個勞動力，分到五畝多土地。
「我家每年要向國家上繳糧食3,600斤。」他說。
當時糧食收購價格較低，家裡必須先留下維持一家人生活的口糧，其餘糧食用於完成上繳任務。即使如此，有時仍然無法完成任務，只能再購買糧食補足。
除了糧食負擔，郭金生還記得農村當年的「鄉統籌、村提留」以及各種義務工。
「每個年滿18歲的人，都要給政府做滿25個義務工作日，甚至更多。」他說，他家中有三個勞動力，每年至少要完成75個義務工；如果不能完成，還要按照欠缺的工作日繳納費用，每天約3至5元人民幣不等。這到底是什麼邏輯? 強迫農民當義工，因故不能出勤的反倒要被罰款，這就是共產黨的政策！
他說，農民家庭如果不能及時完成各種上繳和費用，有時還會產生欠款及利息。到了年終，一些基層幹部會挨家挨戶催收，甚至出現搬糧食、牽牲畜等情況。
他還講到鄰居劉建國一家的遭遇。
劉家共有六口人，因為長期承受各種稅費負擔，生活極其困難。郭金生回憶，大約是1994或1995年前後，政府人員到劉家催收時，搬走了家中大部分稻穀，只留下少量口糧。
劉建國悲憤而又無力反抗，一個人偷偷到離家兩里地外投塘自盡 。
幾天後有人發現池塘邊一堆衣服，可憐的劉建國，就這樣赤條條地走了！
村民猜想，可能他在死前已想好，脫下衣服才去投塘自盡，是因為家裡窮，想著被人發現後，至少可以有乾衣服穿著下葬，盡量少連累家人…令人淚奔的殘酷現實…
「這是我親眼見過的那個年代的農村。」郭金生說。
一個雞蛋，曾經是奢侈品
來自湖南的熊朝鳳說，自己是農民的女兒，因此對周懷林的故事格外有感觸。
她回憶，小時候父母靠種田養活一家人，一家人辛苦一年種下來的稻穀，大部分需要用於完成農業稅等各項負擔。
剩下的糧食，有時還要出售，用來支付孩子的學費。
「稻穀賣了吃什麼？」
她說，父母只好在旱地裡種紅薯、蘿蔔、白菜等。有時家裡實在沒有糧食，只能向鄰居或親戚借，但大家都是農民，誰家也不寬裕。
她至今記得一件小事。
有一次弟弟從奶奶家回來，母親想給孩子煎一個雞蛋。但母親在油缸裡刮了很久，連一點豬油都沒有。
「一個雞蛋，對很多人來說可能微不足道，可是在那個時候，對我們來說卻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熊朝鳳說：「我從小就覺得，一個真正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不應該讓自己的人民生活得如此艱難。」
「交公糧」是祖父一年最沉重的負擔
維權人士趙明講述的，是祖父一代農民的記憶。
在沒有農用車、道路泥濘的年代，每年「交公糧」都是祖父一年中最沉重的體力和精神負擔。
天還沒亮，祖父便套上繩子，用肩膀拉著裝滿糧食的木板車，走十幾公里前往糧站。
到了糧站，還要排隊等待。糧食需要接受檢查，水分、雜質等任何問題，都可能導致退糧。
「最好的糧食交了大半，種地的人卻在挨餓。」
趙明說，家裡剩下的糧食只能摻入紅薯、玉米麵、高粱麵，做成雜糧窩頭。平時幾乎見不到油水，肉只有過年才能吃上幾口。
「一缸鹹菜吃一年。」
他說，除了公糧和「三提五統」，還有修路、學校集資、計劃生育等各種費用。若不能繳納，有時還會面臨上門催收。
「那個年代的農民，辛苦耕作，卻不一定能吃上自己種出來的細糧。」
「我親眼見過農村的苦」
來自山東農村的高志彬說，他也是那個年代的親歷者。
「上世紀90年代，許多農村家庭生活困難。我親眼見過基層幹部挨家挨戶催糧、催款、催繳各種稅費。」
他說，對今天的人來說，「交公糧」「農業稅」「三提五統」可能只是歷史名詞；但對當年的農民而言，那是「一家人的口糧、孩子的學費和生活的希望」。
「今天紀念周懷林，不是為了製造仇恨，而是為了記住歷史，更為了追問：普通人的權利由誰保障？權力由誰監督？百姓受到不公時，到哪裡才能真正說理？」
「農民付出了一生，晚年應該有尊嚴」
活動中，多位發言者將話題延伸到今天農村老人的養老問題。
康嘉銘表示，周懷林的遭遇提醒人們，當一個政權不允許人民質疑、不允許人民申訴，甚至以權力壓制普通人的聲音時，受傷害的不只是一個人，而可能是一整個社會群體。
他認為，農民為中國的發展付出了巨大代價，而農村老人的養老保障也需要受到更多關注。
李樹青表示，紀念周懷林，是為了追求真相、自由、人權與法治，反對以國家機器壓制人民的合法權利。
姚榮濤則說：「我反對的不是中國，恰恰是因為我愛中國、愛中國人民，所以我反對一黨專政，反對任何把國家權力凌駕於人民之上的政治體制。」
他表示，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不應該害怕人民說真話；一個真正有自信的政府，也不應該害怕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不同的聲音。
不只是紀念一個人
活動人士表示，回望周懷林和豐城事件，不是要鼓勵仇恨，也不是要讚美暴力。
周小俊表示：「我們希望中國不要再出現下一個周懷林，不要再出現一個又一個被逼到絕境的普通人。」
「真正能夠終結暴力的，不是更大的暴力，而是公正；真正能夠帶來穩定的，不是鎮壓，而是讓人民相信法律。」
28年過去，當年的豐城事件已成為歷史。
但在8月16日的舊金山，人們仍然透過一個個普通農民的故事，重新回望那段並不遙遠的歲月。
這些故事或許沒有寫進宏大的歷史敘事，卻構成了中國農村最真實的歷史記憶。◇
責任編輯：李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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