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8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林若水旧金山报导）“功勋不容抹杀，暴政必须终结！”“铭记历史，守护公义！”8月16日，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举行集会，纪念江西丰城农民周怀林逝世28周年，并回顾丰城事件以及中国农民长期承受的沉重税费负担。
活动由周小俊、康嘉铭组织。周小俊的家乡就在周怀林所在的白土镇附近，两人同姓周。当年事件发生时，周小俊还是一名十几岁的少年。作为同族人，他表示，自己觉得有责任为周怀林呼唤公道。
当天，多位与会人士结合自身或家庭的农村经历，讲述上世纪90年代农民“交公粮”、承担“三提五统”以及各种摊派的生活记忆。
对他们而言，这并不是一段遥远的历史，而是父母、祖父母乃至自己曾经亲身经历过的生活。
丰城事件：从沉重负担到群体抗争
1998年8月16日，江西省丰城市因农民负担问题爆发大规模群体冲突，史称“丰城8·16事件”。(注: 网络资料记载通常是1999年也有记载是2000年的， 但是根据生活在当地的老一代农民纪录，事情发生是在1998年)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农村除了农业税之外，还普遍存在“三提五统”以及各种地方性收费、集资和摊派。部分地区农民实际承担的费用，远超当时政策规定的负担上限。
据相关历史资料，丰城白土镇农民周怀林对当地收费过高、不透明等问题提出质疑。他收集、抄录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内容，向村民讲解相关政策，并记录粮食产量与上缴数据，要求有关方面公开收费和提留明细。
周怀林随后被乡镇以“蛊惑人心、扰乱行政”为由带走，送入学习班，两天后非正常死亡。家属前往质问反遭驱赶。消息传出后，周边乡镇村民聚集声援，冲突迅速升级，最后演变为围攻乡镇政府的大规模对抗。
冲突中，情绪失控的“起义军”将乡镇府捣毁，乡长和一名乡干部被从二楼扔下去，活生生的埋葬了，乡派出所的所长和一名民警被打死，连所长的尸体也被吊在树上示众，只有乡委书记骑着借来的摩托车逃到县里。
此事震动中共高层。江西后来成为农业税改革的重要试点地区。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
但在今天与会者眼中，周怀林以及无数普通农民的抗争，仍然是这段历史中不应被遗忘的一页。
“交公粮”背后，是农民一家的生计
活动主持人周小俊表示，很多人今天回顾农业税取消时，容易把它理解成“国家富裕了，所以政府给农民减负”。
但在他看来，历史不应只有单一的官方叙事。
他表示，周怀林当年收集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文件，向农民解释哪些费用属于政策规定、哪些负担存在问题。他认为，周怀林最初所做的，其实是希望按照政策和道理解决问题。
“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纪念周怀林？”周小俊说，“因为周怀林的悲剧，不只是一个人的悲剧。”
周小俊回忆当时政府规定每人每年须交300元的农业税，他们一家五口，每年必须上缴农业税1500元。他们只有五亩地，全年两季的收成只有大约6000斤粮食，按照当时的市价100斤粮食30元计算，全家的粮食收入只有1800元，交完农业税1500元之后，只剩下300元了。这就是中国农民的悲惨生活。
他表示，当时农民辛苦一年种出来的粮食，在完成各项上缴后，真正留给一家人生活的已经所剩不多。
周小俊指出，农业税取消之后，中国农村的许多问题并没有因此全部消失。当一个普通人遭遇土地、财产或其他权益问题，却缺少有效的申诉、司法和监督渠道时，社会矛盾仍可能累积。
“我们反对暴力，但我们更要追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让一些普通人失去了通过和平方式获得公平的希望？”
“我家五口人，一年要交3600斤粮食”
来自江苏农村、70后的郭金生，在现场讲述了自己家庭在上世纪90年代的经历。
他说，当时家中五口人，有三个劳动力，分到五亩多土地。
“我家每年要向国家上缴粮食3,600斤。”他说。
当时粮食收购价格较低，家里必须先留下维持一家人生活的口粮，其余粮食用于完成上缴任务。即使如此，有时仍然无法完成任务，只能再购买粮食补足。
除了粮食负担，郭金生还记得农村当年的“乡统筹、村提留”以及各种义务工。
“每个年满18岁的人，都要给政府做满25个义务工作日，甚至更多。”他说，他家中有三个劳动力，每年至少要完成75个义务工；如果不能完成，还要按照欠缺的工作日缴纳费用，每天约3至5元人民币不等。这到底是什么逻辑? 强迫农民当义工，因故不能出勤的反倒要被罚款，这就是共产党的政策！
他说，农民家庭如果不能及时完成各种上缴和费用，有时还会产生欠款及利息。到了年终，一些基层干部会挨家挨户催收，甚至出现搬粮食、牵牲畜等情况。
他还讲到邻居刘建国一家的遭遇。
刘家共有六口人，因为长期承受各种税费负担，生活极其困难。郭金生回忆，大约是1994或1995年前后，政府人员到刘家催收时，搬走了家中大部分稻谷，只留下少量口粮。
刘建国悲愤而又无力反抗，一个人偷偷到离家两里地外投塘自尽 。
几天后有人发现池塘边一堆衣服，可怜的刘建国，就这样赤条条地走了！
村民猜想，可能他在死前已想好，脱下衣服才去投塘自尽，是因为家里穷，想着被人发现后，至少可以有干衣服穿着下葬，尽量少连累家人…令人泪奔的残酷现实…
“这是我亲眼见过的那个年代的农村。”郭金生说。
一个鸡蛋，曾经是奢侈品
来自湖南的熊朝凤说，自己是农民的女儿，因此对周怀林的故事格外有感触。
她回忆，小时候父母靠种田养活一家人，一家人辛苦一年种下来的稻谷，大部分需要用于完成农业税等各项负担。
剩下的粮食，有时还要出售，用来支付孩子的学费。
“稻谷卖了吃什么？”
她说，父母只好在旱地里种红薯、萝卜、白菜等。有时家里实在没有粮食，只能向邻居或亲戚借，但大家都是农民，谁家也不宽裕。
她至今记得一件小事。
有一次弟弟从奶奶家回来，母亲想给孩子煎一个鸡蛋。但母亲在油缸里刮了很久，连一点猪油都没有。
“一个鸡蛋，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微不足道，可是在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熊朝凤说：“我从小就觉得，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应该让自己的人民生活得如此艰难。”
“交公粮”是祖父一年最沉重的负担
维权人士赵明讲述的，是祖父一代农民的记忆。
在没有农用车、道路泥泞的年代，每年“交公粮”都是祖父一年中最沉重的体力和精神负担。
天还没亮，祖父便套上绳子，用肩膀拉着装满粮食的木板车，走十几公里前往粮站。
到了粮站，还要排队等待。粮食需要接受检查，水分、杂质等任何问题，都可能导致退粮。
“最好的粮食交了大半，种地的人却在挨饿。”
赵明说，家里剩下的粮食只能掺入红薯、玉米面、高粱面，做成杂粮窝头。平时几乎见不到油水，肉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几口。
“一缸咸菜吃一年。”
他说，除了公粮和“三提五统”，还有修路、学校集资、计划生育等各种费用。若不能缴纳，有时还会面临上门催收。
“那个年代的农民，辛苦耕作，却不一定能吃上自己种出来的细粮。”
“我亲眼见过农村的苦”
来自山东农村的高志彬说，他也是那个年代的亲历者。
“上世纪90年代，许多农村家庭生活困难。我亲眼见过基层干部挨家挨户催粮、催款、催缴各种税费。”
他说，对今天的人来说，“交公粮”“农业税”“三提五统”可能只是历史名词；但对当年的农民而言，那是“一家人的口粮、孩子的学费和生活的希望”。
“今天纪念周怀林，不是为了制造仇恨，而是为了记住历史，更为了追问：普通人的权利由谁保障？权力由谁监督？百姓受到不公时，到哪里才能真正说理？”
“农民付出了一生，晚年应该有尊严”
活动中，多位发言者将话题延伸到今天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
康嘉铭表示，周怀林的遭遇提醒人们，当一个政权不允许人民质疑、不允许人民申诉，甚至以权力压制普通人的声音时，受伤害的不只是一个人，而可能是一整个社会群体。
他认为，农民为中国的发展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也需要受到更多关注。
李树青表示，纪念周怀林，是为了追求真相、自由、人权与法治，反对以国家机器压制人民的合法权利。
姚荣涛则说：“我反对的不是中国，恰恰是因为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所以我反对一党专政，反对任何把国家权力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政治体制。”
他表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应该害怕人民说真话；一个真正有自信的政府，也不应该害怕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不同的声音。
不只是纪念一个人
活动人士表示，回望周怀林和丰城事件，不是要鼓励仇恨，也不是要赞美暴力。
周小俊表示：“我们希望中国不要再出现下一个周怀林，不要再出现一个又一个被逼到绝境的普通人。”
“真正能够终结暴力的，不是更大的暴力，而是公正；真正能够带来稳定的，不是镇压，而是让人民相信法律。”
28年过去，当年的丰城事件已成为历史。
但在8月16日的旧金山，人们仍然透过一个个普通农民的故事，重新回望那段并不遥远的岁月。
这些故事或许没有写进宏大的历史叙事，却构成了中国农村最真实的历史记忆。◇
责任编辑：李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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