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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20日訊】十几年來，“穩定”是一個最被頻繁提及的詞。由于缺乏一個精确的、公諸天下并獲廣泛共識的定義，朝野各界對“什么是穩定”的理解差异，被表面上的心照不宣所掩蓋。在這种的情況下，所謂“穩定壓倒一切”，所謂“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之中”，往往成為回避一切社會矛盾、拖延一切緊迫問題的“万金油”式的遁詞。甚至于“犧牲少數人的利益，換取多數人的安定”這种赤裸裸反人性的冷酷，也能堂而皇之地流行于官式道德的殿堂。
我認為，在社會矛盾的范疇內談論“穩定壓倒一切”与“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之中”，根本就是偽命題。這是因為，在任何社會任何時期，從來都是充滿各种矛盾、糾紛和沖突的。就社會矛盾和對立的存在、揭露和變動而言，談論靜態式的“穩定”是沒有意義的。真正值得探討的，是一個社會是否有足夠的宣泄口，是否有合理的机制使社會矛盾得以自然的紓解与消散，而不是積累与匯集。
就以我們大家現在所居住的澳洲來說吧，象勞資糾紛、貧富差异、城鄉區別、种族偏見、党派分歧、政府更替、森林砍伐、環境問題、槍支管制問題、机場噪音問題、中小學教育問題、船民和黑民問題、向土著道歉問題、毒品合法化問題、……，都是常常引起全社會爭論的問題。而各种各樣的示威游行，更是司空見慣，偶爾場面還會十分火爆，如有關反對全球化的游行等。然而在澳洲，“穩定”并未因此而成為問題，也不見人們因此而擔心、呼吁甚或談論“穩定”。這正是因為澳洲的确存在化解沖突、危机的机制。
首先，澳洲是公民社會，自發自治的民間力量、社區團體如工會、宗教團體、民族社區等等，為釋放和消散社會矛盾的壓力提供了第一位的和容量巨大的緩沖區。大量的社會工作，根本無需政府公權力的介入，便得以在民間完成。例如，我個人在中國和澳洲都在工厂里做過工人，親眼見到由于澳洲工會的存在，工人与厂方間日常微小的矛盾糾紛在“萌芽階段”就有了及時宣泄、溝通和妥協的渠道，極少會發展到具規模的工潮。再如，象救世軍一類的宗教慈善團體救濟貧困的工作，也是一個例子。
其次，由于因利益、信仰或興趣而結合的民間團體廣泛而自由的存在，也為公民提供了尋求精神寄托或實質幫助的處所和多种多樣的選擇。減少了公民因無助而挺而走險的机會。
第三，眾多獨立、多元的傳播媒體和信息交流工具，為社會問題的及時暴露和民眾情感的及時宣泄，提供了有效的場所。
第四，法治體系和公正、獨立的司法，也是防止社會沖突非理性化的一個關鍵。
第五，定期的公職選舉，為“沉默大多數”的下情得以上達提供了最后的渠道。例如，我們都看到過有几次補選中自由党失利的新聞，政府總理霍華德都出來發表諸如“你們的信息我收到了”之類得講話。其實，如果他此時沒有“收到信息”，大選時的失利下台將會是選民發給他的最后一個信息。
在一個沒有提供矛盾宣泄、化解机制的社會體系，一味片面地強調“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之中”，就猶如在高壓鍋爐上消滅一切排气孔，就猶如以掩閉雙耳來消滅鈴聲：所要消滅的，并不是“不穩定因素”自身，而是“不穩定因素”所引起的表面征象。
以強力壓制來維持穩定，雖然能暫時地掩蓋“不穩定因素”的表征和推延社會危机的爆發，但同時也將使社會矛盾得以積累、匯合，從而激化強化，最終突破壓制的極限而一發不可收拾，造成整個社會的崩潰、解體和動蕩。而這正可能是普通民眾所擔懮的那种“不穩定”。
誠然，官式話語權掌握者口中的“穩定”更多地是指政府的穩定（如果以此標准，那么在社會穩定的澳洲，各政党少有能連續執政超過十几年的，可謂是“最不穩定”的了）。但是這以強力維持的后种“穩定”既不能無限期拖延，又要以社會崩盤的危險為代价，顯然不應是人們所寄托的。
澳洲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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