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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24日訊】 不知道從什麽時候開始，兒時盼年的心情消失了，也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中國新年使我越來越感到恐怖——
如果我是在外地工作或上學的學生，我將爲回家的艱難感到恐懼。我相信，罪惡的奴隸貿易時代那種不人道的運輸條件，和今天中國“春運”時候的運輸條件相比，可以說各有千秋。我首先要恐懼能否在千軍萬馬之中取到一張如獲至寶的車票，然後我要恐懼在悶罐般的車廂裏能否全身回到家中。我知道我怕的有理。“春運綜合症”導致旅客途中自殺和死亡的報道已經不再新鮮了。更直接的證據是，官方已經宣佈，2002年至少有14萬人死於包括交通事故在內的各種事故。如果我是這些事故的死難者的親人或朋友，中國新年同樣使我感到恐懼——我怎麽過這樣一個中國新年呢？如果我是這些事故的旁觀者，我有另一種的恐懼——我或我的朋友或親人，他們都平安嗎？
如果我是民工，我還有更多的恐懼。中國新年意味著新一輪的“嚴打”，有執法者想把我們趕出城市好過年，而有執法者打算從我們身上爲自己過年搞點利潤。我不知道自己能否順利過關，或即使被“太君”抓住交錢後仍被遣送回去，還是被暴打一頓送到“該去的地方”。
如果我來自一個貧困的家庭（想想中國2億左右額度失業或勞動剩餘人口吧），中國新年對我同樣意味著一種恐懼。家長將恐懼自己又將面對孩子期待的目光，而孩子又將恐懼自己討要學費時父母臉上的悲傷……
當然，“中國新年恐怖主義”有自己更爲直接的表現方式。近年來，年關蔔進，搶劫銀行的大案逐年上升，而警匪火拼於街頭的場面也不斷出現。瀏覽這半個月以來的中國各大媒體新聞，人們不得不感受到這種恐怖氣氛越來越濃。暴力事件不僅表現在銀行門前，而搶劫手段已經從“舊石器時代”發展到“新石器時代”——槍械已經成爲同類案件中主要犯罪工具之一。
作案動機的高度一致性是引人矚目的，那就是爲了錢，而中國新年強化了這種“緊急需要”。中國新年使來自貧困階層的作案人更強烈地感受到了貧富差距鋌而走險。我們當然承認任何國家都有搶劫案件發生，但如果你是誠實的，你也必須承認中國的“中國新年型搶劫”具有相當不同的特點。它至少說明這盛世裏有很多很多貧困得過不了年的人們，而這一階層中的激進分子開始採取“不正當手段”來抗議了。事實上當局對這一點是清楚的，所以每年年底、中國新年之前，警察部門都要佈置一輪“保衛中國新年工程”。但問題是，這些“工程”的“開工”質量實在乏善可陳：更多的“處女”和民工被暴打，“小姐”被抓獲，賓館和客車被盤查，“黃碟”被救出，等等，然後這工程就開始“勝利竣工”了。這實際上提供了一種國家主導的“中國新年恐怖主義”。更重要的是，這一國家行動掩蓋了造成民間搶劫案件頻發的社會原因——“搶劫性體制性”的問題社會化了，而且麻煩才剛剛開始。
年，曾是中國歷史上早年間傳說的一頭害人的怪獸。這傳說今天被“國家”踐履了。
2003年1月23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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