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6日】自中南海有了新主人之後，仰視新救主便成為國內外輿論的主流，人為製造的胡溫新政，即便屢屢變成輿論泡沫，卻仍然吸引著國內精英和國際主流媒體的眼球。抗炎以來的海內外輿論中，胡溫被描繪得既開明又逐漸取得權力強勢，僅僅是誘導性輿論而不是事實描述，更多是急切求變的社會心理所誘導出的善意的輿論期待，其樂觀估計已經遠遠超出胡溫體制的實際作為。
黑幕重重的中南海，似乎深不可測，其一舉一動，引來輿論的一驚一咋：對新聞改革和高官問責的歡呼，消失於SARS危機的結束；對“黨內民主”的期待，破滅於七一講話的發表；對“黨主修憲”的熱情，冷卻於“三不准”（不准民間談論“修憲”、“政改”和“六四”）禁令。黑幕制度多年的翻雲覆雨，並沒有讓輿論界改變見風使舵的輕浮，中南海的周期性痙攣，讓媒體屢屢陷於預測失靈的尷尬。
最近，常有境外記者問我兩個問題：1，十六屆三中全會的修憲是否意味著某種突破？2，“三不准”禁令是否意味著再次收緊言路？而在我看來，這根本就不是問題。因為：
一 擱置政改是現政權的最大利益
當下的中南海黑幕後，無論主人換成誰，都不會有政改的奇蹟。因為他們是現行制度下的權力分贓的最大受益者，只要社會危機沒有嚴重到危及政權穩定的程度，特別是，當國內外的壓力沒有強大到足以逼迫當局做出較大讓步時，新上台的胡溫二人，無心、亦無力跨越中共制度底線。就胡溫體制的第一個五年而言，二人起碼不會超越鄧小平確定的三條政治底線：黨權至上、跛足改革、權貴利益。胡溫和江派之間，即便再有分歧，也不會對堅守這三條底線上存有異議，因為這是他們的共同利益之所在！
由一人極權過度到寡頭獨裁體制的最大不同在於：
首先，一人極權體制中，黨魁的個人意志及其利益，具有絕對的壓倒性和排他性，其他人在黨內權爭中的損益，完全取決於是否有助於黨魁利益的最大化，高層中的其他官員之間的權爭，主要是爭取極權者青睞的競爭，而能否得到極權者的青睞，其判斷的標準主要來自極權者個人的主觀認定，類似毛和鄧這樣的獨裁者，只要他們懷疑某人的忠誠，一句話就可以將此人置於死地，不可能出現類似江澤民時代的七常委七條心的局面。而寡頭獨裁體制中，形成了寡頭們之間的相互牽制，盡管黨魁的個人利益重於其他寡頭的個人利益，但並不能重於寡頭集團的共同利益，也就是黨魁意志不再具有絕對的壓倒性和排他性。所以，黨內權爭的結果，不會是毛時代或鄧時代的贏者通吃的遊戲，而是誰也無法獨佔熬頭的相互牽制。毛澤東可以為所欲為地打倒任何政治局常委，受到陳雲等元老制約的鄧小平，仍然可以超程序地罷免兩任總書記。而江澤民縱然有心清除某一政治局常委，也不可能具有超越中共私家程序的權力。所以，與江唱反調的喬石和李瑞環，二人分別在十五大、十六大出局，表面上起碼走了中共的私家程序。而其他寡頭之所以表態擁護黨魁，決非因為對黨魁個人的政治效忠，而是基於寡頭集團的共同利益，因為這個共同利益最終要量化為每個寡頭的利益。所以，在中共高層內部，寡頭們不允許某人獨佔最高權力，廢除終身制和任職的年齡界限，也就成為定期權力再分配的必然。
其次，無論中共內部的權力分贓之爭多麼激烈，寡頭們不允許任何威脅穩定的因素自發成長，因而也就決不會公開其黑箱中的惡鬥。在寡頭獨裁時代，無人能夠有毛澤東式的權威，可以將黨內權爭公開化，並將其解釋為兩條路線之間的你死我活的爭鬥，發動全民參與清除政敵的運動，而無損於毛對政權的絕對控制權。鄧小平雖然沒有毛式權威，但他也敢於在關鍵時刻將黨內權爭公開化，也同樣運用毛式的路線鬥爭模式，將政敵清除出權力高層。而江澤民時代的黨內權爭，清除其政敵的方式發生了巨大改變，不是將權爭內幕公開化政治化，而是將權爭的勝敗結果進行法律化程序化的包裝，要麼將權爭轉化為反腐敗（陳希同案），要麼將權爭轉化為合程序的權力交替（喬石和李瑞環的出局）。
最後，在高層內部，寡頭們不會輕易地讓某人身敗名裂，無論此人的公眾形象多麼臭名昭著，比如形象、智商和能力欠佳的李鵬，如果他能提前出局，絕對有利於中共政權的合法性重建，而他之所以“圓滿”結束任期，就在於中途“倒李”將危及寡頭集團的共同利益，弄不好就會是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出現。
二 敵視和壓制民間聲音是獨裁制度的本性
至於“三不准”禁令，並不值得大驚小怪，此乃中共獨裁政權的統治常態，而那些認為“三不准”是又一輪收緊言路的驚叫，才是一種專愛揣摩猜測獨裁者動態的心理變態。
首先，仇視民間的獨立性乃為獨裁制度的本性。只要是獨裁制度，無論是何種類型的獨裁，其統治在根本上是與人的自由為敵的，它不僅蔑視人的自由尊嚴和民間權利，而且把任何來自民間的自發維權言行視為敵對勢力。中共獨裁習慣於壟斷一切，在不允許內部權爭損害其共同利益的同時，更不可能允許民間自發的維權運動威脅權貴們的既得利益，不要說不同於官方定調的民間訴求，將被專政機器殘酷鎮壓，就是那些官民共同關心的社會問題，中共寡頭可以說，且一旦說出就是了不起的思想創新，而民間卻不可以說，且一旦說出就可能遭到整肅甚至身陷囹圄。江澤民及其大小高官可以大講反腐敗，但最先揭露沈陽“慕馬案”民間老人周偉、最先舉報河北“程維高案”的郭光允卻雙雙被勞教。胡錦濤、吳邦國可以大講“修憲”、甚至可以宣稱“憲法權威高於一切組織、團體和個人”，而民間召開修憲研討會就是“別有用心”或“添亂”，必須用恐怖的禁令和監控來禁止之恫嚇之。換言之，中共的獨裁霸道，不僅在於壓制一切異見，更在於壟斷一切善政，把所有的社會進步納入中共的成績單中，大到包產到戶、私營經濟飛躍、抗災抗炎、廢除收容遣送，小到一次見義勇為、一枚奧運金牌、一項科技發明、一村脫貧致富、一部優秀作品……都是中共偉光正的證明，是黨魁思想（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新三民主義）化作強大物質力量的結果。
其次，收放策略乃為獨裁制度的統治術。收緊言路的前提是有過開放言路，而中共何時主動開放過言路？中共掌權的五十多年，凡是中共政權的主動開放言路，皆不是基於對言論自由和民間權利的尊重，而是基於內部權爭、政權穩定、修補形象、鞏固個人權力等政治需要的統治術，一旦上述政治需要得到某種程度的滿足，收緊言路也就隨之而來，放放收收已經成為中共統治的慣用伎倆。毛澤東時代，50年代末的百家爭鳴和隨後的反右、文革的大鳴大放和隨後的軍管；鄧小平時代，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和隨後的清污、反自由化，八九運動前期的對話和隨後的戒嚴、大屠殺；江澤民時代，1998年的“思想小陽春”和隨後的鎮壓民主黨、法輪功、整肅自由知識界；胡溫上台還不到一年，其收放放收的權力痙攣也發作過多次。此次的“三不准”不過是無數次收放中的一次痙攣而已。也就是說，機會主義統治的翻雲覆雨，權力痙攣所導致的收放權術，乃為敵視自由的獨裁制度之必然，並不值得大驚小怪。
最後，敏感時期的恐怖升級乃為現行制度的常態。六四之後，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急遽流失，權力在官府而道義在民間的現狀不可逆轉，用發動大規模群眾批判運動來實施恐怖統治，既不符合權貴階層的利益，也缺乏可操作的現實性，所以，中共的恐怖統治越來越傾向於秘密警察的方式，依靠的是日常化個人化內在化的恐怖，一般情況下，讓外在恐怖滲透到日常生活的細節裡，轉化為個人的內在恐懼和自我監控。而在中共主觀認定的敏感時期，恐怖統治就會由隱而不顯上升為公開的恫嚇。這樣的敏感時期有又為兩類，一類是中共犯下大罪惡的象徵性日子，比如反右、文革、六四、鎮壓法輪功的周年紀念日，某位深具民望而又被整肅的政治人物的忌日。由於中共的歷史罪惡沒有被清算，更由於每一屆政權又都要製造新的罪惡，致使這類敏感日子越來越多。一類是中共的重大公共活動，如黨的生日、掌權周年慶典、重要會議等。現在，三不准禁令所針對的，就是民間剛剛開始的修憲討論，是把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的又一例證。
然而，在國際大勢和國內民間的綜合壓力之下，已經步入合法性黃昏的中共獨裁，很難徹底壓制住權利意識覺醒的民間力量。所以，除了仍然保持著硬性的暴力恐怖之外，也不得不進行柔性的利益收買，還不得不時常以開明姿態來裝飾自己的私利。從長遠看，伴隨著獨裁者的道義劣勢與內在虛弱的日益加深，必然是民間運動的道義優勢和自發動力的逐漸成長，絕非管制效力日益降低的禁令所能滅絕，比如，此次“三不准”禁令下達後，大陸民間的個人網站“憲政論衡”、“學而思”、“春蕾行動”、“問天論壇”、“中華聯邦網”等，皆再次遭到查封；大膽的“不寐之夜”和“民主與自由”，已經被查封過二十五次以上，而現在，這些網站又陸續開通。
基於此，我對未來抱有的樂觀期待是：在後極權時代的中國推進現代轉型，與其向上仰望中南海的主人，不如向下關注並推進民間自發維權運動的成長。
2003年9月17日於北京家中
──原載《開放》2003年10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