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6日】自中南海有了新主人之后，仰视新救主便成为国内外舆论的主流，人为制造的胡温新政，即便屡屡变成舆论泡沫，却仍然吸引着国内精英和国际主流媒体的眼球。抗炎以来的海内外舆论中，胡温被描绘得既开明又逐渐取得权力强势，仅仅是诱导性舆论而不是事实描述，更多是急切求变的社会心理所诱导出的善意的舆论期待，其乐观估计已经远远超出胡温体制的实际作为。
黑幕重重的中南海，似乎深不可测，其一举一动，引来舆论的一惊一咋：对新闻改革和高官问责的欢呼，消失于SARS危机的结束；对“党内民主”的期待，破灭于七一讲话的发表；对“党主修宪”的热情，冷却于“三不准”（不准民间谈论“修宪”、“政改”和“六四”）禁令。黑幕制度多年的翻云覆雨，并没有让舆论界改变见风使舵的轻浮，中南海的周期性痉挛，让媒体屡屡陷于预测失灵的尴尬。
最近，常有境外记者问我两个问题：1，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修宪是否意味着某种突破？2，“三不准”禁令是否意味着再次收紧言路？而在我看来，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
一 搁置政改是现政权的最大利益
当下的中南海黑幕后，无论主人换成谁，都不会有政改的奇迹。因为他们是现行制度下的权力分赃的最大受益者，只要社会危机没有严重到危及政权稳定的程度，特别是，当国内外的压力没有强大到足以逼迫当局做出较大让步时，新上台的胡温二人，无心、亦无力跨越中共制度底线。就胡温体制的第一个五年而言，二人起码不会超越邓小平确定的三条政治底线：党权至上、跛足改革、权贵利益。胡温和江派之间，即便再有分歧，也不会对坚守这三条底线上存有异议，因为这是他们的共同利益之所在！
由一人极权过度到寡头独裁体制的最大不同在于：
首先，一人极权体制中，党魁的个人意志及其利益，具有绝对的压倒性和排他性，其他人在党内权争中的损益，完全取决于是否有助于党魁利益的最大化，高层中的其他官员之间的权争，主要是争取极权者青睐的竞争，而能否得到极权者的青睐，其判断的标准主要来自极权者个人的主观认定，类似毛和邓这样的独裁者，只要他们怀疑某人的忠诚，一句话就可以将此人置于死地，不可能出现类似江泽民时代的七常委七条心的局面。而寡头独裁体制中，形成了寡头们之间的相互牵制，尽管党魁的个人利益重于其他寡头的个人利益，但并不能重于寡头集团的共同利益，也就是党魁意志不再具有绝对的压倒性和排他性。所以，党内权争的结果，不会是毛时代或邓时代的赢者通吃的游戏，而是谁也无法独占熬头的相互牵制。毛泽东可以为所欲为地打倒任何政治局常委，受到陈云等元老制约的邓小平，仍然可以超程序地罢免两任总书记。而江泽民纵然有心清除某一政治局常委，也不可能具有超越中共私家程序的权力。所以，与江唱反调的乔石和李瑞环，二人分别在十五大、十六大出局，表面上起码走了中共的私家程序。而其他寡头之所以表态拥护党魁，决非因为对党魁个人的政治效忠，而是基于寡头集团的共同利益，因为这个共同利益最终要量化为每个寡头的利益。所以，在中共高层内部，寡头们不允许某人独占最高权力，废除终身制和任职的年龄界限，也就成为定期权力再分配的必然。
其次，无论中共内部的权力分赃之争多么激烈，寡头们不允许任何威胁稳定的因素自发成长，因而也就决不会公开其黑箱中的恶斗。在寡头独裁时代，无人能够有毛泽东式的权威，可以将党内权争公开化，并将其解释为两条路线之间的你死我活的争斗，发动全民参与清除政敌的运动，而无损于毛对政权的绝对控制权。邓小平虽然没有毛式权威，但他也敢于在关键时刻将党内权争公开化，也同样运用毛式的路线斗争模式，将政敌清除出权力高层。而江泽民时代的党内权争，清除其政敌的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不是将权争内幕公开化政治化，而是将权争的胜败结果进行法律化程序化的包装，要么将权争转化为反腐败（陈希同案），要么将权争转化为合程序的权力交替（乔石和李瑞环的出局）。
最后，在高层内部，寡头们不会轻易地让某人身败名裂，无论此人的公众形象多么臭名昭著，比如形象、智商和能力欠佳的李鹏，如果他能提前出局，绝对有利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重建，而他之所以“圆满”结束任期，就在于中途“倒李”将危及寡头集团的共同利益，弄不好就会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出现。
二 敌视和压制民间声音是独裁制度的本性
至于“三不准”禁令，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此乃中共独裁政权的统治常态，而那些认为“三不准”是又一轮收紧言路的惊叫，才是一种专爱揣摩猜测独裁者动态的心理变态。
首先，仇视民间的独立性乃为独裁制度的本性。只要是独裁制度，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独裁，其统治在根本上是与人的自由为敌的，它不仅蔑视人的自由尊严和民间权利，而且把任何来自民间的自发维权言行视为敌对势力。中共独裁习惯于垄断一切，在不允许内部权争损害其共同利益的同时，更不可能允许民间自发的维权运动威胁权贵们的既得利益，不要说不同于官方定调的民间诉求，将被专政机器残酷镇压，就是那些官民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共寡头可以说，且一旦说出就是了不起的思想创新，而民间却不可以说，且一旦说出就可能遭到整肃甚至身陷囹圄。江泽民及其大小高官可以大讲反腐败，但最先揭露沈阳“慕马案”民间老人周伟、最先举报河北“程维高案”的郭光允却双双被劳教。胡锦涛、吴邦国可以大讲“修宪”、甚至可以宣称“宪法权威高于一切组织、团体和个人”，而民间召开修宪研讨会就是“别有用心”或“添乱”，必须用恐怖的禁令和监控来禁止之恫吓之。换言之，中共的独裁霸道，不仅在于压制一切异见，更在于垄断一切善政，把所有的社会进步纳入中共的成绩单中，大到包产到户、私营经济飞跃、抗灾抗炎、废除收容遣送，小到一次见义勇为、一枚奥运金牌、一项科技发明、一村脱贫致富、一部优秀作品……都是中共伟光正的证明，是党魁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新三民主义）化作强大物质力量的结果。
其次，收放策略乃为独裁制度的统治术。收紧言路的前提是有过开放言路，而中共何时主动开放过言路？中共掌权的五十多年，凡是中共政权的主动开放言路，皆不是基于对言论自由和民间权利的尊重，而是基于内部权争、政权稳定、修补形象、巩固个人权力等政治需要的统治术，一旦上述政治需要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收紧言路也就随之而来，放放收收已经成为中共统治的惯用伎俩。毛泽东时代，50年代末的百家争鸣和随后的反右、文革的大鸣大放和随后的军管；邓小平时代，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和随后的清污、反自由化，八九运动前期的对话和随后的戒严、大屠杀；江泽民时代，1998年的“思想小阳春”和随后的镇压民主党、法轮功、整肃自由知识界；胡温上台还不到一年，其收放放收的权力痉挛也发作过多次。此次的“三不准”不过是无数次收放中的一次痉挛而已。也就是说，机会主义统治的翻云覆雨，权力痉挛所导致的收放权术，乃为敌视自由的独裁制度之必然，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最后，敏感时期的恐怖升级乃为现行制度的常态。六四之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急遽流失，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现状不可逆转，用发动大规模群众批判运动来实施恐怖统治，既不符合权贵阶层的利益，也缺乏可操作的现实性，所以，中共的恐怖统治越来越倾向于秘密警察的方式，依靠的是日常化个人化内在化的恐怖，一般情况下，让外在恐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细节里，转化为个人的内在恐惧和自我监控。而在中共主观认定的敏感时期，恐怖统治就会由隐而不显上升为公开的恫吓。这样的敏感时期有又为两类，一类是中共犯下大罪恶的象征性日子，比如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的周年纪念日，某位深具民望而又被整肃的政治人物的忌日。由于中共的历史罪恶没有被清算，更由于每一届政权又都要制造新的罪恶，致使这类敏感日子越来越多。一类是中共的重大公共活动，如党的生日、掌权周年庆典、重要会议等。现在，三不准禁令所针对的，就是民间刚刚开始的修宪讨论，是把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的又一例证。
然而，在国际大势和国内民间的综合压力之下，已经步入合法性黄昏的中共独裁，很难彻底压制住权利意识觉醒的民间力量。所以，除了仍然保持着硬性的暴力恐怖之外，也不得不进行柔性的利益收买，还不得不时常以开明姿态来装饰自己的私利。从长远看，伴随着独裁者的道义劣势与内在虚弱的日益加深，必然是民间运动的道义优势和自发动力的逐渐成长，绝非管制效力日益降低的禁令所能灭绝，比如，此次“三不准”禁令下达后，大陆民间的个人网站“宪政论衡”、“学而思”、“春蕾行动”、“问天论坛”、“中华联邦网”等，皆再次遭到查封；大胆的“不寐之夜”和“民主与自由”，已经被查封过二十五次以上，而现在，这些网站又陆续开通。
基于此，我对未来抱有的乐观期待是：在后极权时代的中国推进现代转型，与其向上仰望中南海的主人，不如向下关注并推进民间自发维权运动的成长。
2003年9月17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开放》2003年10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