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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2日訊】在看到曉波先生文章的同時，還在網上看到署名檳郎的一位文學史學者的一篇《鐮刀和鐵錘是我的十字架》，其中有”魯迅是我的精神導師”，”我的設想是，推進中國實行民主憲政，在市場經濟和民主憲政的框架下，成立自己的組織，在工會和農會的基礎上組成自己的農工政治組織，走議會道路，維護自己的權益。這是對魯迅的左翼思想的發展，魯迅時代不談民主憲政，是無實現的可能性；現在，民主憲政是國際潮流，大勢所趨。在還有希望的情況下，民主憲政也可以用來維護工農階級自己權利。不管什么政治勢力，誰能在中國實現民主憲政，左翼知識份子就支援誰。”之類的說法，對於以”左翼知識份子”身份發表意見的檳郎先生的”在中國實現民主憲政”的願望，筆者表示充分的認同；至於他所說的”魯迅時代不談民主憲政，是無實現的可能性”的說法，胡適在發表於1937年7月4日《大公報·星期論文》的《我們能行的憲政與憲法》中早有回答：”憲政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理想，是可以學得到的一種政治生活的習慣。……憲政是一種政治生活的習慣，唯一的學習方法就是實地參加這種生活。憲政的學習方法就是實行憲政，民治的訓練就是實行民治，就如同學游泳必須下水，學網球必須上場一樣。”
早在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之前，辛亥革命已經爲中國社會帶來了初步的民主憲政，徹底敗壞和葬送民主憲政的，正是國民黨人士李石曾、馬裕藻等人爲了讓另一位國民黨人士取代楊蔭榆的校長職位而發動的女師大風潮，以及由此而來的三一八慘案，爲許廣平而戰的魯迅在其中所扮演的，是一個極不光彩的角色。關於當時由女師大風潮步步升級的政治運動，與李石曾、李大釗、徐謙等人同爲國民黨領袖人物的馬敘倫，在回憶錄《我在六十歲以前》中介紹說：”北京的國民黨人尤其是青年，對段祺瑞極度不滿意了，便來一個首都革命的口號，……因爲有廣大的民衆參加，他也不敢怎樣。大概他還是一個清朝的秀才，讀過《四書》《五經》，還看看佛經，他腦子裏還有人民不可欺侮的觀念。散會後群衆分隊遊行，在激昂的氣氛裏，打毀了一兩處段祺瑞部下要人的住宅，燒了《晨報》館，因爲他平日有反革命的言論表現。”
與”腦子裏還有人民不可欺侮的觀念”的段祺瑞因三一八慘案徹底垮臺相比，推翻憲政推行專制的國民黨人士隨後實行的一黨專政，卻是以更大規模的慘案和更大規模的戰爭爲代價奪得政權的，中國歷史也因此走上了與民主憲政背道而馳的不歸之路。
與曉波先生爭鳴商榷在筆者已經不是第一次，爲賢者諱不應該是追求自由民主的當下學人的思想禁區。筆者此前也不止一次承認過自己就是吃著《魯迅全集》的”狼奶”步入學術生涯的，後來是在謝泳《讀一點胡適》的引導下，一步步走進了胡適、陳源、王世傑、徐志摩、儲安平等人更加文明的精神世界，進而認識到了制度比人強，只有充分發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程式化、制度化的強制力量，才能夠把中國社會引入民主憲政的人道軌道的普世性常識。這種並不深奧的普世性常識，迄今爲止並沒有成爲像曉波先生那樣”對強權說真話”的精英學人的底線和共識，由此而來的”說真話”，難免有些令人懷疑的水份和雜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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