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成就 渺小的人格

--名報人誚評大科學家

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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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3月24日訊】
一、他也有“良知不曾泯滅”的歲月
  
在報上看到:中國大陸名作家謝冰心生前接受海外作家記者訪問時,對文革吹捧、對孔夫子詬罵、對逃去台灣的大陸老一輩文化人士不滿。凡此种种,使得一些人頗有微詞,有人甚至罵謝冰心沒有“風骨”。批評謝冰心的人應該知道,生活在五O-八O年代的大陸知識份子,一個個猶如惊弓之鳥,豈敢面對海外來歷不明、立場左傾親共的作家記者說真話?為了自己的安全,更為了保護自己鐘愛的家人,當然只好与中共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發出与中共宣傳机器相同的聲音。

我覺得,謝冰心在中共專制統治之下說了什么違心話,做了什么違心事,都不應該追究,而且應該原諒。這根本不是什么“風骨”問題,而是生死交關的問題。不在大陸生活過的人,是不可能明白的。

但最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從六O年代到八O年代,有許多生活在美國、已經入了美籍、有美國護照保護的中國人,居然無視中國大陸發生的种种踐踏人權、滅絕人性的政治運動。他們認為反右運動是必需、大躍進正确、文化大革命有道理、大飢荒無法避免,甚至將近一億人非正常死亡也指為中國人口太多的結果。因此,他們吹捧毛澤東、江青,對極左派肆虐所造成的种种血腥事件表示可以理解,因為美帝國主義殺戮印第安人、迫害黑人的罪行有過之而無不及,美帝國主義可以這樣侵犯人權,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為什么不可以?何況我們殺死的是自己中國人,不是外族人。

在我記憶中,一九七一年到七三年,有許許多多的知名知識份子絡繹不絕地進出中國大陸,尤其是美國總統尼克森去中國大陸訪問,會見了毛澤東、周恩來以后,美國許多華裔知識份子紛紛組團進入中國大陸,接受中共官方的款待,并在官方安排下會見“生活幸福”的親友,回來紛紛以中英文撰寫文章,吹捧中共的成就,描繪中國大陸“社會主義初步繁榮,人人溫飽”的康樂現象,在海外掀起了一陣知識份子親共的熱潮。

曾經在一九五七年得到諾貝爾物理獎的美籍華裔科學家楊振宁,就是其中表現得最積極的知識份子。根据他在公元二千O二年元月份接受香港記者訪問時透露,他早在尼克森破冰進入大陸前一年,也就是一九七一年便已悄悄進入中國大陸,得到毛澤東与周恩來頻頻接見,備受恩寵,回美國后他才宣揚。到了七二年尼克森進入中國大陸后,楊振宁才在香港左傾雜志上公布了七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他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演講的內容,引起海外華人社會的注意。

一九二二年九月廿二日出生的楊振宁,是安徽省合肥縣人。二OO二年,楊振宁八十大壽前夕又接受香港記者訪問,談論他得到法薩爾國王國際基金會(King Faisal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二OO一年科學獎的經過,并表示要把他所得的二十万獎金捐給他曾任教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作為楊振宁獎學金基金會的基金。

楊振宁在接受訪問中不愿多談得獎細節,卻与記者討論到他親共的情結与中美關系問題。他說,他七一年到大陸訪問,台灣方面很不高興,有人罵他是“楊匪”。他解釋說:“我不是共產党員,也不是共產主義的信徒,我最關心的是中國的發展和兩岸的和平。”

其實,楊振宁在七O年代之前的立場非常清楚,那就是反對中共、親近台灣。一九六七年底,他接受國民党党報–《中央日報》記者趙浩生的訪問,暢談了他對中共政權的看法,也知道中共千方百計統戰他。

趙浩生在他訪問楊振宁的文稿中這樣寫道:“自楊李二氏得獎的消息傳出,以至在瑞典京城舉行頒獎盛典的前后,中共曾用盡心机,企圖將這個崇高的國際學術榮譽變成他們的政治本錢,這項活動不知使得被劫持在大陸的楊李二氏的師友親屬及楊李二氏本人遭受多少煩擾与不快。”

楊振宁向趙說:他得獎消息傳出后,中共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領銜打來一封賀電,因吳有訓是他的老師和父執,所以他接賀電后就打了一個回電致謝。當他夫婦抵瑞典斯德哥爾摩下飛机時,出乎意外地看見當年在西南聯大和他最熟的一位老師張文裕也在那里。在机場未得多談,回到旅館后他和張文裕通了一個電話,張在電話中告訴他,他是代表中共科學院前來觀禮的。這可以證明中共派張來作代表,确是經過一番苦心選擇的。

根据趙浩生記載:當楊振宁接受頒獎的典禮舉行時,他為張文裕留的貴賓座竟空在那里,張文裕沒有來。后來才知道,中共因台灣中央通訊社的記者弄了一張觀禮證,要采訪這個新聞,一气之下命令張文裕不可出席觀禮,并向瑞典政府抗議。趙浩生這樣記載:“盛宴過后舞會開始,張文裕神秘而痛苦的影子匆匆出現,又在音樂悠悠、鬢影釵光和香檳的泡沫中消逝了。”

楊振宁承認,這件事在他記憶中是蔚藍中一點黯淡。“他說,他至今還不知道當時真正的經過情形,事實上在這次中共的陰謀中,張文裕只是一個被利用的工具。”

趙浩生在文稿中這樣寫:“中共究竟希望張文裕此行達成什么任務?我們無從猜想。他們大概還不敢在這崇高庄嚴的國際學術盛典中公開劫持楊李兩氏,但至少希望楊李二氏當時在公開談話中提一句‘祖國’或表示一下‘感激’,這也就足夠中共利用大作文章了,但結果連這一個目的也不曾達到。”

根据趙浩生的報導,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中共派出吳有訓、張文裕到瑞典對楊振宁統戰,被“中央通訊社”記者所破坏,吳、張兩人不但無法接近楊振宁,甚至因抗議瑞典搞“兩個中國”陰謀而不參加頒獎后的酒會。因此可以說,中共對楊振宁第一遭統戰敗北,楊振宁得獎后返回他定居的美國,也把他的榮譽歸于美國。

然而,中共方面并不死心,他們想派人來美國;但美國那時還不承認中共政權代表中國,也与中共沒有外交關系。因此,只好派出楊振宁的父母親楊武之夫婦,于一九六二年飛到日內瓦与從美國去的楊振宁見面。

楊武之不辱使命。他一見到楊振宁立即向他“介紹了許多新中國的建設与新中國的思想”。楊振宁在美國大概知道四九年后中共在發起眾多政治運動中殺了不少人,尤其是五七年反右与六O年前后發生的大飢荒,餓死几千万中國人。他与他的父親楊武之爭辯,楊武之似乎無法說服楊振宁。

有一天晚上,他与他父親又為“新中國建設与新中國思想”辯論,雙方爭辯許久,最后楊振宁說:“你現在所說的和你几十年前所教我的不一樣。”楊父說:“你怎么還沒有了解,我正是要告訴你,今天我們要否定許多我從前以為是對的,而實際上是錯的价值標准。”

沒有人知道楊父的价值標准是什么,也不知道他說的對錯是什么。不過,基于他身負中共交給他的任務,他當然是按中共破四舊的精神來否定中國傳統那一套舊東西,認同新中國成立后馬列思想那一套。在馬列教條約束下的大陸人都有這樣的思維:“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問題在:楊振宁居住在美國,受美國的教育才有今天的成就;而美國与共產中國在意識形態上是永遠對立的,是不可能解套的。在這個基點上,他們父子的歧异仍然存在,不可能一席話就把楊振宁弄回中國大陸。盡管見解不一致,并不影響他們父子親情。一九六四年秋天,香港中文大學邀請楊到香港發表演講。楊振宁動身前,請新上任校長李卓敏幫忙把他父母安排到香港与他見面。

中文大學剛成立不久,李校長与港英關系不錯,而且到港前曾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工商管理系教書。他了解楊振宁不愿意進入中國大陸的心意,但也知道英美兩國對共產中國的戒懼。為了此事,李卓敏特別去找當時的香港總督戴麟趾爵士,排除了此事所牽涉到的复雜政治因素与風險。

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楊武之与羅孟華夫婦帶著楊振宁的弟弟楊振漢、妹妹楊振玉一家四口乘火車從上海南下抵廣州,在廣州華僑大廈住了兩天再乘火車到深圳。當他們穿越邊境進入香港,香港移民局已奉了港督指示,對他們簡單問了几句話就放行,讓他們轉火車到尖沙嘴火車站。

那些年月,由于太多大陸的人循合法或非法途徑來香港定居,香港移民局對來自大陸的人調查非常嚴格,問話十分尖銳。楊武之一家四口得到寬松處理,入境后入住火車站附近的百樂酒店十一樓。他們与楊振宁見面后,不談政治;在香港停留期間,一家人游山玩水,其樂融融。

有一天,美國駐香港總領事打電話到百樂酒店對楊振宁說,他知道楊与家人在香港團聚,問他們想不想全家去美國;如想去,他可協助辦理去美國的手續。他們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思考,不敢接受這個許多中國人都渴望的机會。后來,楊武之把他放棄這個机會當作他的清高与清白,又說他有骨气。他們都知道,楊武之如全家投奔美國,對共產中國在政治上的負面影響是不可彌補的。反過來說,中共也絕不會放過他們對“祖國”的背叛。那個年月,想离開大陸到美國,完全是“叛國投敵”的行為,“中國人民”是絕不會原諒他們的!

站在統戰的立場,美國政府想把楊家統去美國是失敗了;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中共想把楊振宁統回大陸也不成功。那是中共与美國冷戰期間的一次交鋒,雙輸!

趙浩生在訪問楊振宁時,談到大陸音樂家馬思驄偷渡抵美國投奔自由的經過。楊振宁表示關心,并對劉詩昆彈鋼琴的雙手手骨被紅衛兵打斷極感惋惜。趙浩生這樣寫:“談到此事,他兩眼凝視地面,充分顯示出夫复何言的感情。”

他們又談到大陸數學家華羅庚被中共整肅。楊振宁批評華羅庚說:“此人非常熱中于名利,回到大陸后即不斷要求入党,均為中共拒絕。”

趙浩生的文稿發表在台北出版的《傳記文學》上。一九七O年,《傳記文學》把這篇楊振宁訪問記和趙浩生其他訪問記結集出版了一本書,書名是《中國學人在美國》。

二、他終于為共所“統”,將愛國變成了“愛毛”和“愛共”

沒有想到這本書推出市面不到兩年,趙浩生与楊振宁兩人一同轉變立場,先后進入中國大陸向中共靠攏,替中共宣傳。

一九七一年九月廿一日,楊振宁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演講的題目是:“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因為“他不久前去中國大陸旅行,逗留了四個星期,游歷過很多地方而且受到中國總理周恩來邀請,參加了一個長達五小時的宴會。”

楊振宁四個星期的大陸行,完全改變了他對中共的看法。他口口聲聲說:“中國的變化最重要的一點,也是最值得中國人自豪的一點,就是精神!”他說:“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觀念改變,文化大革命是六六年中期開始的,到七O年大致上已成功結束,一种新的革命觀念正在和教育制度結合起來,文化大革命不但改變了政治,甚至改變了國家其他方面的行政。”

楊振宁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他說:“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則是,一、教育群眾為全中國人民服務,而不是訓練特殊階級為他們自私的目的而工作;二、理論与實踐相結合,三番四次申明哲學的新方法是廢除舊傳統的刻板的教育方式;三、學生決不能用蛀書虫方法學習,而提倡用一种有創造性的与最實際的方法來學習。”

楊振宁回到清華大學參觀。他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清華大學有暴亂,也知道紅衛兵武斗。但是,他在演講中只是說:“數百万熱心學生逗留在占据的校舍里,他們每天于打架。”听眾對楊振宁這种輕描淡寫的說法哄堂大笑,渾然不知那些日子所彌漫的暴力血腥气氛与公審劉少奇老婆王光美的慘烈,以為那是楊振宁的風趣幽默。

楊振宁對中國大陸的醫學進步印象深刻。他在演講中贊揚“針刺麻醉”的功效,因為他与開膛剖腹的病人談話,病人一點痛苦也沒有;其次是為了節育而施行的墮胎手術,連六個月身孕的婦女也安全完成墮胎。楊振宁認為“在醫學的某些領域中,今天中國明顯地是比其他國家更進步。”為燒傷的人植皮,為截肢的人接合,都讓楊贊不絕口。

楊振宁最有興趣的是“農業學大寨”。他吹捧說,“那是中共自力更生的精神表現,也是毛主席思想的正确領導。”就因為正确,所以大陸糧食供應充足;水果蔬菜極多;學生、工人及農民吃得很好。他說:“我曾經与大學生一起吃飯,在上海還在柴油机厂与工人一起吃飯,我覺得那里的伙食比我們這里(指石溪分校)學生食堂的伙食好一些。”

為什么大陸的學生食物好吃?楊振宁說,原因是“為人民服務”的基本原則好,“如果廚師煮的食物不好吃,就不是為人民服務,就會受到大家批評,因此他們必需為人民盡力服務。”大概楊振宁說這些話的時候,語气輕松,贏得台下一片掌聲与笑聲;也可能是楊振宁的話間接否定了中國大陸糧食不足的「傳說」,受到台下親共份子的喝彩。

七一年前,海外媒體不止一次報導大陸同胞在文革浩劫中缺食缺衣;原因是人民公社的制度降低了農民的積極性,因此老百姓衣食供應都需糧票布證。但楊振宁卻根据他的觀察,證明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丰衣足食。他這樣寫:“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中國在農業產品方面已做到前所未有的自給自足,事實上中國也輸出糧食,中國向澳洲及加拿大購買小麥,這是事實,但這只因為中國也輸出大量稻米換取外匯,中國政府和農民很有信心地認為糧食的增產在短期內會很迅速。”

楊振宁在中共安排下訪問農村,見農民在不同土地的農作物上插上分類標簽,試驗哪一种植物最能适應哪一种土壤,他很感動。于是他拿大陸易手前比較,得到的結論是:“我們可以見到現在的中國農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轉變是何等巨大。”

吹捧農民后,楊再吹捧工業。他根据周恩來的說法,對大陸工業發展自豪。自六O年代到他去大陸的七O年代,“從前許多靠外國進口的工業制品,已能做到自給自足,可出產各种不同的种類和精細的制成品。”

接著,楊振宁又為大陸人民每人手中高舉的“小紅書”(毛語錄)做解釋。他說:“因為這本書里面所寫的語句雖然普通,它的實際意義對中國人來說卻是非常深遠的。在今日中國,從國家政策到學校制度以至個人行為表現,都從這本書里得到指導,難怪中國人民都說,毛澤東主席是大海航行上的舵手。”

中國大陸在文革期最常見的兩句口號“為人民服務”及“中國應該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使楊振宁大受感動:“這證明中國領導人懂得怎樣引導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動去為中國人民謀幸福。”但更令楊振宁感動的是毛語錄中一句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楊振宁說:“這句話正恰當地說出今日中國的外交政策。”

在回答听眾問題時,楊振宁表現得更積極。由于听眾對當時封閉的中國大陸好奇而又所知不多,使楊振宁有更多發揮的机會。有人問他大陸女人的地位,楊回答說:“美國婦女解放運動提出的所有要求,中國現在的社會已差不多全部實現了。”問他中國人的文化生活,于是他推崇文化大革命,贊揚八億人口只看八部樣板戲,他說:“中國的新京戲非常有趣味,所有這些新戲劇都在集體的努力下不斷改進。”

有人問他:“你去中國訪問之前,許多年來你一直支持台灣,可是你今天的演講中對中國毫無非議之處,你能否告訴我們這种態度是怎樣轉變的?”楊振宁對這句話非常反感,以十分激動的口吻反問:“我不知道這話從哪里听來的!”接著有人又問:“你現在是否相信社會主義?”楊振宁回答說:“我的態度以事實為主,我到過這個國家我發覺到最令人感動的是精神方面,回過頭來看美國這個國家,我怀疑是否因為過分注意物質享受因而使這個國家失去那份使她有今日成就的精神了呢?”

又有人問:“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死了多少中國人?你有沒有一個數字?”楊回答:“這個數字非常少的,正如我曾告訴你們,在清華大學,有五個工人在我所描述的情形下身亡。在此之前,當學生分成兩派打斗的期間,大約有十五個學生死亡。這個數字已占全北京死亡人數的很大部份。他們告訴我,在內燃机厂,發生過一件很著名的事,就是這個工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發生大打斗,有一人死亡。”

當毛死江囚、四人幫粉碎后,中共公布的死亡人數是二百万,受害者逾億,不知道楊振宁如何解釋他那些為中共掩飾的說法。尤其是日后眾所周知的“京郊大屠殺”被揭露之后,北京官方也有報導,北京人如果知道楊振宁當年的說法,不知道有什么反應?但中共方面對他的“忠誠”則給予优厚回報。不久前,在清華大學校內花了几百万人民幣為他建造了一座美侖美奐的別墅,供楊振宁他日“回歸祖國”后居住,共產党果然是一個“有恩報恩”的政党。

有人問:“由于你對文化大革命的描述,我有一种感覺,好像在那邊政治組織的形成是相當自由的,是否這樣呢?”

楊振宁知道不可能掩飾,于是他承認文革對都市的居民是一個“動蕩的經驗”,城市与大學中曾經“非常混亂”,“所有大學大約有四年停課”,“中學也受影響,但程度較輕,它們平均停課一年,至于小學則停了几個月。”他說:他曾經問他所遇到大學人員:“假如像傳說中這樣混亂,為什么整個制度不會垮下來?”

于是楊振宁說:他綜合所有說法得到以下的結論:“事實在顯示出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混亂發展到最高峰是因為人們不知道主要政策的方向是怎么樣,經過一段時間,毛主席便會指出哪一派的方向是正确的。對中國人來說,他有歷史的根源、有魄力、有威望,于是大部份的中國人便會跟隨他所講的政策走。我個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所以不會導致不幸的問題,這也許是最主要的因素。”

七O年代,中共封鎖新聞,掩蓋真相的表現舉世皆知。因此,有人問楊振宁:“你從老百姓當中,有沒有听到關于尼克森將訪問中國的事情?”

楊振宁說:“一般人印象,在中國,人民完全不知道外邊發生什么事,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印象,在去中國之前,我也有這种觀念。但是,中國有一份名叫參考消息的報紙,每天銷五百万份里面刊載的全是外國通訊社的新聞,我每天于閱讀這份報紙。”

楊振宁舉了許多例子證明中共沒有封鎖新聞,也不掩蓋真相,新聞自由程度与美國一樣。這种話對經歷文革及毛江時代的人,都覺得可笑,但當時听楊演講的人信以為真。

有人對楊所說中國大陸“物質上的進步”,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精神面貌進步”表示怀疑。楊回答說:“中國所發生的是一個奇跡是否會有另外一個制度能產生同樣的奇跡,我表示怀疑。”楊這句話,坐實了中共統治大陸的必然性,因為只有共產党、毛澤東領導,中國才會有奇跡出現。

有人問楊 :中共會否接受美國援助。楊立即驕傲地為中共吹噓,他說:“經過了近百年來屈辱后,中國現在的政府是極其自尊的,這個政府認為要樹立人与人之間的相互信任。我曾經對一些大學生說:与美國比較起來,中國在精神上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而美國只是自然資源与物質極其富裕,假如美國愿意無條件送价值十億美元的鋼鐵給中國,這對中國是否會有好處呢?而答案是:‘我們不要!’”

楊振宁對這些大學生的反應,經過兩周思考后,覺得十分正确。他說:“中共教導人民不要這些贈与,其价值是不是比十億鋼鐵的本身還大嗎?”

不知道楊振宁看到今日中共治下,大學生蜂涌來美國求學、千方百計留下來辦綠卡、大陸商人對美國貿易的渴求、共干們紛紛把來美國旅行或是定居當作此生最大成就、美國產品在中國大陸受歡迎會怎么看待這种精神面貌?

有人問楊振宁:“既然中國大陸這樣好,你考慮去中國大陸居住嗎?”楊振宁說:“在美國,我有我的工作,我的孩子在這里長大,在這里上學,我對這個學校、學生和教授們負有責任。”像許多七O年代向往中國大陸的左傾投共份子的心態一樣,楊振宁的一句話是:“我不回去定居!”

從一九七一年開始到一九七三年,楊振宁前后回中國大陸四次。七三年七月,他去東京參加“高能物理國際研討會”。日本大學教授中村誠太郎訪問他,問他毛主席的情況如何?楊回答說,毛精神好,上下古今都知道,說話幽默,對科學非常注意,造詣非常深,對他一九五六年的研究記得很清楚,“不僅詢問了XX稱的守恒、非守恒,而且問到了光子的性質和質子的可分与不可分”。為了證明“毛主席”科學造詣高,楊振宁說:“這些都是我們弄不懂的難題,但主席卻知道!”

中村問他:常有人說中國科學落后西方十年,你對中國科學的現狀是怎樣評价?楊立即拿一九六五年的人工合成胰島素來證明大陸領先世界,并且說:“那是大躍進運動里由生物和化學學者合作研究,終告成功。由此可見大躍進運動是正确的。”

楊振宁不但肯定大躍進運動,也以四次訪問大陸的經驗向日本人證實中國大陸的“文革是必要的”,他說:“文革使中國的社會、科學家出現了根本的變革,避開了向修正主義的脫逸,愿意為理想主義真理下出現的中國貢獻一切。”

楊振宁為了證實他的說法,又向中村說:“七三年七月廿二日,我在從廣州到九龍的火車上,遇見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路易斯.艾爾維勒茲等七位教授,艾向他說:我本來以為文革是亂搞,誰知道經過三星期的訪問,我對于中國的看法、對文革的看法,全部改變了。”

楊振宁對文革如此歌頌推崇,日后他面對在文革中受害的鄧小平不知道如何解釋他早日的見解,又如何面對否定文革的中共現階段領導人。是當年中共當權的人騙了他,還是他為了欺騙中共而作出了違心之論?

不過,當年楊振宁向中村所說的話,刊登在銷路達千万份的日本《讀賣新聞》報上(一九七三年七月廿六日),日本人都不會忘記楊振宁對“大躍進”与“文革”的好評。當然對楊振宁的品德人格自有不同的看法。

其實,楊振宁之所以歌頌“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都是出于對毛澤東的崇拜与擁戴。從七一年他去中國大陸開始,他就對毛一往情深,再加上每次去中國大陸,每次都蒙毛澤東寵召。為了報答毛召見之恩,他曾經說動与他敵視多年的李政道、新科諾貝爾獎得獎人丁肇中、李遠哲一同到中南海拜見毛。四名得諾貝爾獎的美籍華人,一同排排坐在毛的面前听訓,讓這個殘暴、粗鄙的屠夫向他們顯示絕對權力的幽默,然后他們沾沾自喜地返回美國,宣揚毛的恩寵与威權,從此把愛毛當作愛民,親共當作愛國。

愛毛成狂的楊振宁,最痛苦的大概是毛澤東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斃命。當消息傳來美國,楊振宁悲痛甚于喪父,接近楊的學生說,楊曾痛哭流涕,大呼“我們怎么辦?中國豈可沒有毛主席領導!”

毛死后十天,楊振宁在紐約市亨特大學大禮堂舉辦了一個悼毛大會,把美東各式親共愛毛華洋人士請來,一同為毛死哭泣。在那個追悼會上,楊振宁上台以悲嘁的聲調朗誦毛詩詞,重提毛的革命功業与治國成績,最后在台上放聲大哭,并高呼其為“偉大領袖”、“舵手”。据說,所有參加追悼會的華洋人一個個都被楊感染到熱淚盈眶,紐約華人對此念念不忘。由此可見楊振宁是一個感情多么丰富的“愛共者”。

三、他只因“良知泯滅”,而不擇手段地“助共為虐”

楊振宁在美國對中共所作的重大貢獻,應該是一九七八年推動美國与中共建立外交關系,要美國承認中共政權代表中國。為了展開工作,他在年初成立了“全美華人協會”,自任會長,把七O年代与他一同或先后進入中國大陸向共產党示好的美籍華裔學者弄在一起,請他們在一項敦促美國与中共建交的聲明上簽名,然后花八万多美元在《紐約時報》上刊登全幅廣告(不知錢從何來?)。

楊振宁的廣告內容是針對當時的卡特政府,他以崇高的學術地位,再加上華人社團領袖的身份,斷然指出美國政府過去廿九年來把敗退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當作代表八億中國人的中國政府是不當的,中華民國早在一九四九年滅亡,取而代之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那才是中國。美國政府居然無視這一事實,把中國政府拒之門外是錯誤的,而且可能導致戰爭,造成世界的不安。因此,美國政府應該立即承認中共政權代表中國,建立中美外交關系。

當然,中共在向美國展開的外交統戰工作中,楊振宁的功勞并非最主要部份,但對當時的卡特總統來說,卻有鼓動作用。因此,當卡特在公元二千O二年十月得到諾貝爾和平獎時接受記者訪問,還把与中共建立外交關系當作一件大事,也是他引以為傲的政績。他說:他只是順應絕大多數中國人与美籍華人的意愿而已,并不意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中美建交十周年,楊振宁接受記者訪問時也為此事而沾沾自喜。他說,中美建交是廿世紀歷史上一件大事,他所領導的全美華人協會做了不少工作,包括組織很多人聯合簽名,在《紐約時報》等大報上刊登廣告,等等。

与楊振宁合作而且極端親共的芝加哥大學教授何炳棣,是促進中共与美國關系活動的急先鋒。當卡特政府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里辛斯基召見美籍華裔學人听取意見時,何炳棣奮身而出,主張美國立即丟棄台灣,不必理會什么中華民國而承認真正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并說這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

布里辛斯基是卡特政府內研究共產主義的專家。他是波蘭人,痛恨蘇共、波共,了解東歐共產党的罪行,對亞洲共產党肆虐并不在意。他知道卡特總統是民主党自由主義思想最濃厚的人,因此立即改變反共立場,迎合自由主義的思潮去討好世人皆知的邪惡制度与流氓國家。因此,對楊振宁的廣告,何炳棣的發言十分欣賞,并建議卡特排除美國內反對共產党的阻力。一九七九年元月,美國終于不理會台灣方面的反應,匆匆与中共建立了外交關系。

事后,卡特透露,早在一九七七年,也就是美國承認中共的前一年,曾收過一封由楊振宁領銜,陳省身、何炳棣、任之恭等人聯署簽名的請愿信,要他在任內与中共政權建立外交關系。他知道,這些人都是當年國民党在大陸培養的中國精英,他們的意見豈可忽視。

四、他終成“忘恩負義”之徒,趨炎附勢,無所不為

楊振宁自從七一年去中國大陸公開親共立場之后,對中華民國的批評不僅嚴苛,而且十分惡毒,曾在美東地區多次演講中批評國府,詬罵台灣,甚至希望中共早日“解放”台灣。他自然是忘記了,他這個畢業于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中華民國青年才俊,如若沒有“國民党反動派”在艱苦抗戰中對他的培養,送他出國留學,他哪里能夠留學美國、并且成就斐然。不定早就被中共整治得尸骨無存了!

我曾經從一位來自台灣的張姓留學生口中,听到這樣一個故事。他說,他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禮堂,听過楊振宁的演講。那是楊從中國大陸回來后所舉辦的眾多演講中的一個。題目是:“我所認識的新中國”。他歌頌“新中國”的种种成就,贊揚大躍進与文革,對台灣的經濟起飛嗤之以鼻,對老蔣更是批得體無完膚。就像他七八年底刊在《紐約時報》上的廣告內容一樣,他說中華民國早已滅亡,台灣是中國尚未解放的一個省,國府在台灣以高壓統治老百姓,娼妓遍地、貪污舞弊、民怨沸騰,經濟繁榮只是假象。

那位張姓留學生從台灣出來不久,一向景仰楊振宁的名聲,但對海外的狀況了解不多;當他听到楊振宁丑化攻擊台灣的言論,再見到台下一群親共的同學歡呼鼓掌,他們甚至在提問時把國府對釣魚台主權的沉默視為分裂國土、賣國求榮的表現,同時大罵蔣氏父子是漢奸國賊。他坐在禮堂最前面接近講台的地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怀疑他在台灣安和樂利的生活是幻覺,經過一段時間內心的掙扎,他終于忍不住舉手發言:

他站起來面對楊振宁,用十分平和但很悲痛的口吻向楊振宁說:“楊先生,我是剛從台灣來這里求學的學生,我從小在國民小學、中學到大學就經常听到你的大名,從教科書上、從老師口中,我們都知道你是中華民族的精英,為我們中國人爭光,因此台灣的青年學生都把你視為民族英雄,對你崇拜敬仰。但是,今天我從台上到台下,听到一片丑化我國政府、攻擊我生長地方的言論,而這些言論均出自我同胞的口中,它与我所知道的事實有很長一段距离,我不知道你們根据什么資料作出這樣重大的抨擊。我不是國民党員,也不喜歡政治,我研讀的是物理,但我很清楚是非黑白,也知道善惡美丑,因此,我站在這個立場向你們提出抗議,而抗議的唯一方法就是立刻离開這個場合返回宿舍。楊教授,請你原諒我的決定!”

張姓留學生含淚說完這一番話后,轉身走出禮堂,將目瞪口呆的楊振宁留在那里,就連那群為楊振宁捧場的左傾親共學生,也說不出話來。

張姓留學生多年后向我說到這段經過,還咬牙切齒、憤怒不已。他補充說,日后他也曾听過楊振宁多次演講,楊對台灣的批評已不像從前那樣尖銳,除了談學術之外只提毛澤東偉大、共產党了不起、文革使中國更進步的話。由此可見,楊也知道台灣來的人之中,還有不少人不是欺善怕惡、趨炎附勢的。

張姓留學生說:毛死江囚、四人幫被粉碎之后,毛的形象受損,文革被定為浩劫,中共領導也承認瀕臨亡党亡國的危机。楊對中共的贊揚變成假大空話,但從台灣到海外,不見有人否定他或非議他,當然更不會有人拿他從前說過的話來質問他。台灣的人還是繼續把他視為學術泰斗、民族英雄、炎黃精英、青年偶像.

楊振宁說台灣有人罵他是“匪”。其實台灣的人從官方到民間,都對他的諾貝爾獎著迷,盡管他一再在言談中羞辱台灣,台灣的人還把他視為瑰寶。蔣經國時代的國民党政府還千方百計透過他的恩師吳大猷(當時中央研究院院長),以祝八十大壽為名邀請楊去台灣。一九八七年七月廿八日,楊振宁帶著他的“愛人”杜致禮(楊對她妻子的稱呼)去台灣,蔣經國立即接見他表示歡迎。各大學与研究院紛紛邀請他去演講,沒有一份報紙敢批評他。只有海外的報紙、雜志對他的親共有十分強烈的批評,甚至認為他的品德有問題。楊振宁說他是愛國者,香港人則說他是投机客,雖沒有人為他加上“匪”的稱呼,卻有人說他是“左仔”。

尤其是八O年代,中共決定在香港附近的大亞灣修建核電厂導致香港人心惶惶之際,楊振宁卻以他的學術地位在香港演講,為中共幫腔,指香港人反對建核電厂是“神經質抗拒”。香港報界群起攻之,有一份報紙的社論這樣評論楊振宁的媚共:“加入了美籍多年的諾貝爾物理獎得獎者楊振宁博士,雖無意恢复中國國籍,亦無意回到神州定居,但在文革時期已向中共的施政無條件認同,說了一些過頭話,以至于大陸對外開放后反而無話可說。最近他在香港講學,很少發表政治性言論,或許他知道香港人不像北美華人那樣單純,‘歌德進行曲’在此沒有市場”(歌德者,歌功頌德之意)

其實,北美華人也不單純。紐約地區的華人報章、雜志也曾對他口誅筆伐,甚至有人在他的演講會上質問他,對他討好殘害中國人民的共產党政權很不以為然;至于他是不是“匪”,就看后世的人對他評估了。

──轉自《黃花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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