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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0日訊】近日引起媒體討論興趣的「中國會不會崩潰」，章家敦與大前研一的主張南轅北轍。這裡不想加入這場混戰。但這個議題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就是經濟後進國家（例如中國），在後面追趕的發展過程中，是有加速超趕的優勢呢？還是會處於劣勢的節節落後？這兩種主張也都各有支持者，前者稱為「後發優勢」，後者則是「後發劣勢」。
後發優勢徒有表相
「後發優勢」是說走在後面的人，既然看到前人的成功與失敗，因此可以擷長補短，不必重蹈覆轍，發展起來更迅速，甚至可以超越前人。我們常說英、法用了多少年才完成工業革命，台灣只用幾年就完成了。
在實務上，中國可以學習台灣的加工出口區、獎勵投資條例，或甚至更複雜、專業的產業分工等等，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高經濟成長率，被譽為另一個經濟奇蹟，更加強、坐實了這個「後發優勢」論。
實際上，所謂「後發優勢」了不起也只是個表相。如果我們看世界先進、後進國家的經濟發展，貧富差別其實是越來越大的。在商場上，我們也常聽說什麼「卡位」、先占先贏的說法。當然也有先發的企業後來落後的例子，國家發展也有這種情況，菲律賓就在馬可仕擔任總統期間把先進的經濟變成落後。但通常先進國都一路先進，後面追趕的國家很難趕上。
經濟轉型是憲政轉型的一環
日本明治維新是成功的例子，但它不只是經濟政策，而是伴隨著政治革新來的。台灣的經濟奇蹟，要想落實成可長可久，也必然要同時進行憲政改革。台灣政黨輪替後的經濟衰退，是大環境改變下的產物，也是結束長期一黨統治後的短期現象。
其實，我一直有個想法不知道對不對，我以為政權輪替後的經濟衰退應該要更嚴重才對；因為若真正清理過去的沈痾，必然要驚動既有經濟體制、損及許多不合理的既得利益者，這樣的變革很難平順，對應的就會有一段經濟衰退。韓國政權輪替後馬上經濟負成長，就是一例。換句話說，台灣的經濟沈痾恐怕還沒有清理完。
在理論上，新經濟結構論者如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 North, 1993諾貝爾獎得主）等人，論及經濟制度變遷時，特別強調的就是上層結構的改變：首先是意識形態與道德標準的建立，然後表現在憲政革新，再改變政治體制，最後才是經濟制度與經濟政策。若只在技術上下功夫，結果只能有表面的、短期的效果，觸及不到憲政轉型，就沒有持久的發展。
學習表象是對後發者的詛咒
所謂「後發劣勢」，英文原稱“curse to the late comer”，本意是說「對後來者的詛咒」。「後發劣勢」對現在表面上看起來光鮮亮麗的中國大陸，可能最適用。
為什麼後發者不但屈居劣勢，還要對它詛咒呢？原來，落後國家不論在制度上或技術上，都落後於先進國家。但在技術上，往往有更多模仿發達國家的空間。因為制度改革比模仿技術更痛苦，更觸痛既得利益。因此，落後國家通常用「技術模仿」來代替「制度模仿」。其結果雖然可以使落後國家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緩，以致留下許多長期發展的隱患，甚至導致長期發展可能失敗。這種現象，就是所謂的「對後來者的詛咒」。
蘇聯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典型的「後發劣勢」例子。它學習先進國的成果，甚至有一段時間還迷惑了不少經濟學大師呢！但它最終崩潰，就是對它的詛咒！中國呢？一個永遠不能下台的共產黨，阻礙了它所有可能的憲政、政治革新，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永遠只能是技術性的、表面上的、局部的、失衡的成長。它的「成長」本身，可能就隱藏著來日崩潰的因素，這就是後發劣勢，也是它的宿命吧。
原載《台灣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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