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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9日訊】面對薩斯災情，國內外升起一片“危機帶來契機”、“壞事變好事”、“非典掀民主化期待”、“走向社會團結”的期許和樂觀聲調，然而，一位身在疫區的朋友說：“中國的每一次災難，都是以政府加分而告結束。”這話是悲觀的，但卻是令人清醒頭腦的。
要論證“災難給中共統治增加合法性依據”並不難，無論是“大饑荒”還是“大洪水”，不都是在讚頌党和領袖“英明偉大”的頌歌中落幕的嗎？今天，在海外憂心親友安危的我，竟無意中發現，政府的謊言猶在耳畔，就有人號召人們去“信任”它了，甚至還有人強調：“對政府的信任比真相更重要。”
這是非常值得理解的一個現象。當無助的中國老百姓一下子落入了驚慌與恐懼中，他們平時不信任的獨裁政府，在此時成了他們唯一可依賴的物件。因爲，只有這個佔有全部公共資源的獨裁政府，才有能力組織和調動一切，這種“依賴”無疑是被動的和無奈的。
一般“實行獨裁”的理由，即是“獨裁最有效率”。然而，中國政府是否是“最有效率”呢？它非但不是，而且貽誤了災情，更禍害了世界。這次正是政府撒謊，被勇敢而誠實的蔣彥永醫生憤怒揭發，導致國際社會的憤怒施壓，中國政府才不得不說一點老實話。因此，懷疑政府，是人民正當的和必要的權利，而懷疑一個一貫蔑視生命、欺騙人民並剝奪人民基本權利的政府，更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如果說中國將會因薩斯産生一個新的“契機”，那麽造成這個契機的，正是蔣彥永醫生和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因爲需要政府所以不能不信任政府”的說法，是不合邏輯的。正是因爲我們需要政府，才有防範、懷疑、監督的問題。即使是西方民選政府，也如同人們購買一件高級商品，務必要求有保修，可退可換。民主社會所設立的種種監督機制，其要義正是需要政府而不去信任政府。
一個政府越是集權，民間社會越是被壓制，無法發展起來，人民遇到危難，才越是被迫依賴政府。美國911時，大部分救災活動都是民衆自發自覺組織起來做的，是沒有政府領導而獨立做的，因爲美國政府的資源有限，權力更有限，只能做一部分救助工作。那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健全的社會，人民因此能夠鎮靜地對付災難。
但奇怪的事情就這樣發生：政府官員本來是納稅人養活的公僕，政府救災本來是天經地義的本分，但在中國特殊的心理環境下，他們成了人民信任的“救星”。於是，這個腐敗透頂的政府，在大難當頭的特殊時期，奇妙地把自己和人民利益結合在一起，大大增加了它的合法性。如此下去，我們可以預料，在抗疫勝利後，他們將收穫人民對他們巨大“功勞”的感激和讚頌，他們的統治將獲得更多的信賴和支援。
於是，人民會忘記這些鐵一般的事實：這個政府一貫性地說謊，使得一百多萬艾滋病人喊天不應、呼地不靈；又是這個政府的欺騙，使薩斯如此迅速地橫行中國、蔓延世界。當人民忘記了罪責承擔者，當人民只寄望於政府、不再要求自己的權利，一切都可能惡性循環下去。
人民是會健忘的，但真正獨立的知識份子不應該健忘。知識份子應該在災難中堅守。不可否認，政府－－哪怕不是民選的專制政府，在瘟疫流行時，也會與人民利益在某些方面相一致，因此，我們必須和政府合作以抵抗薩斯。但合作不等於放棄監督和批評，合作必須保持高度警惕，隨時揭發政府新的謊言、新的腐敗和侵犯人權的新罪行。
號召人民去“信任”政府的人，他們顯然是一廂情願地，從根本上顛倒了政府和人民的主仆關係。他們應該質疑的是：作爲公僕的政府，爲什麽不首先信任人民－－－他們的主人的理智，爲什麽不充分公開疫情資訊，讓人民權衡利弊，同舟共濟地戰勝困難？如果要人民放棄對政府的一切不滿共赴國難，爲什麽政府不首先放棄對人民的新聞控制呢？
當年抗日期間，中國知識份子曾經號召團結一致，共赴國難，他們要求政府釋放一切政治犯。今天，即使“國難當頭”，中共當局也沒有半點“妥協”的迹象，他們繼續在迫害異議人士、法輪功，繼續關押民主黨，繼續禁止流亡人士回國，小老鼠劉荻還在監獄裏，西藏活佛還在監獄裏，專制政權還在吃人。甚至在說謊部長被撤職之後，不少報道說明，其他地區照樣在隱瞞薩斯疫情。人民憑什麽去相信這樣的政府呢？
爲了我們的父老鄉親，我們在積極參與抗擊天災的同時，也要努力去戰勝人禍。一方面，要在具體防疫措施上支援、協助政府，另一方面，必須保持對這個政權的深刻懷疑，並積極推動體制改革，呼籲新聞自由以拯救人民。在中國政府控制媒體的肆意自我吹噓、“信任政府”的呼聲鋪天蓋地時，對政府的監督和公開批評則倍加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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