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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7日訊】在非典肆虐之初，中國的官員本能地表現就是使出其新聞封鎖的看家本領，不是矢口否認，就是隱瞞事實，或者大言不慚地欺騙民眾和輿論。在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98年的洪水特大災害時，也是如此，從中央到地方，從各地官員到駐外使節，几乎無一例外地對自然災害進行瞞騙和封鎖。就在前兩天，一位外地网友出于對甘肅家鄉父老的關心，在當地的网站上貼出要大家注意防護SARS的文字，很快就被刪掉，這很容易讓人得出當地官員害怕百姓防護病毒的結論，難道這病毒是他們刻意傳播的嗎？否則他們為什么害怕人民提早進行防護呢？
我們知道，自然災害是一种非人為因素直接造成并且大多數是人類無能為力的，它并不因政治和社會制度的不同而減少或停止（好的制度充其量也就是能夠提高人民的防護能力和減少損失的程度而已），比如美國每年的台風都要造成很大的生命財產損失。自然災害并不因為其標榜的先進制度而消失。
那么，中國政府為什么要對這些自然發生的災害進行封鎖，給人們造成一种這些災害似乎是中國政府的行徑一樣的印象呢？
這是體制的本能。就如同動物本能一樣，是出于他們無法抑制的自我防護意識。這种封鎖的工作，地方官員們即使在沒有中央旨意的情況下也能做得很好，比如河南省的艾滋病疫情泛濫，就是一例。自然災害中受害最嚴重的是民眾，高高在上的官僚大多安然無恙，它們恐懼的不是災害的發展，而是恐懼人民在災害面前指控政府的無能，恐懼政府的權威在災害中失去，同理，中國政府在災害中一方面極盡封鎖和隱瞞之能事，另一方面總是不失時机地忘不了撈取政治資本。九八年的抗洪救災，本來是任何一個國家政府的分內之事，而且其他國家政府還會做得更好，可中國政府對自己的功勞的報道超過了災情的報道，讓人听起來似乎并沒有多大的災害，而政府卻做了說不完的工作，面對著數千死難的人民，政府的媒體卻自吹自頌得不亦樂乎，生怕別人會把這些死難者歸咎于它們。
雖然政府不斷地把這些災難的責任有意無意地往自己身上攬，可我仍然憚于以此心去對它進行揣測。我僅能夠如此揣測：由于過多的人為的災害，确實是出于政府的管理體制的先天缺陷，因此造成了比其它國家和地區多得多的災難，官員們在面對這層出不窮的災難面前，已經習慣于首先封鎖，其次封鎖，最后還是封鎖的工作方式，就如同巴甫洛夫做的試驗，在給狗喂食前，總是先吹響哨子，時間久了，就形成了條件反射，即使不給狗喂食，只要吹響了哨子，它也會產生唾液一樣，這种天長日久的刺激，它們已經形成了這种對一切都進行封鎖的條件反射能力——體制的本能。
因此，這個政府不管是遇到什么樣的災難，都不加分別地隱瞞一下才覺得舒服，封鎖一下才覺得過癮。不封鎖不足以顯示其高貴，不封鎖不足以施展其十八般本領，不足以表達其徹底的忠心和媚骨。對于最高層，不封鎖則不足以顯示其至高無上的權威。
這次SARS疫情，在政府根本就沒有有效控制并且疫情還在不斷蔓延之時，官員們就忙不迭地出來表態，言之鑿鑿，信誓旦旦。可是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看似鐵桶般的封鎖，被民間覺醒的良知擊得粉碎。
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呢？
首先，以往的災害，比如七六年的地震和九八年的洪災，個人無法統計整體的數字，任何個人都沒有能力提供出足以推翻政府公布數据的數据，這就給政府的獨家專言提供了方便和成功的條件。其次，即使再有良知的個人有核對相關數据的愿望，也不會有任何政府掌控的部門、机构允許，更不要說配合了。第三，以前民間的民主意愿在被強權打擊后還處于一种怯懦的境地，沒有達到自覺自愿的程度。人們對權力的恐懼大于對良知的表達。而這次就不同了。只需要一個人的數据就能夠徹底推翻政府提供的總數，蔣彥永獲得數据不需要別人的允許和提供，他只憑自己的良知行事就能夠成功。
蔣彥永的意義不在于僅僅提供了一組真實的數据擊碎了政府的騙局。而在于，民間的，個人的良知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這對很多死心塌地屈從專制的人是一次震動，對那些首鼠兩端的人是一次敲擊，對于具有強烈民主愿望的志士是一次有力的激勵，我們應該密切關注蔣先生的個人命運，要求政府給予立功嘉獎。以此阻止有可能降臨的迫害和對民間剛剛因此覺醒的良知的打擊。
從這次事件中我們看到，貌似強大的專制國家机器，有時只需要輕輕一碰，就會土崩瓦解，原來它們如此不堪一擊。而擊碎它的，只是民間的一种自覺的良知。
──原載《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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