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城僑領趙增義先生談 六‧四事件與起訴江澤民案

【大紀元6月10日訊】趙增義先生是化聲報發行人，中美文化協會會長及華人活動創辦人。現雖退休賦閒在家，但始終如一地關注著中國大陸民主與人權現狀，熱心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並常在媒體上發表見解獨到的文章，譴責中共政權的種種倒行逆施。時值六‧四紀念日臨近，又有法輪功學員在世界各地起訴江澤民的活動全面展開，《大紀元》記者就這些問題，以及其他相關問題採訪了趙增義先生。以下為訪談記要。
記者﹕六‧四將來到，屆時歐美﹑香港﹑台灣等地都會舉行集會，發表演講紀念六‧四。六‧四是中國人一個刻骨銘心的日子，也是中共統治集團的一塊心病。每當這個時候，中國政府都會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加強對國內外各種動態的監視。請您談談對六‧四這個問題的看法。
趙先生﹕當年對六‧四學生運動的血腥鎮壓令全世界感到震驚。一晃十四年過去了，中共確實應該對六四事件進行反省，否則中國就不會有進步。甚麼時候中共對六四平反了，中國就開始走向民主了，中國就有希望了。但目前中共顯然還不願意這麼做，看不出有這方面的跡象。也許要等到共產黨倒臺，六四也就平反了。今天我們紀念六四，目的是告訴全世界，中國人民永遠會記住這個日子，同時，對中共這個殘暴的政權也起到警示作用，也就是專制獨裁是沒有出路的，會受到人民不屈不撓的抵制。
記者﹕六四運動無非是學生們要求反腐敗，要求言論﹑新聞自由，要求共產黨更加開明，這些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一個民主化的中國，對中國人民，對全世界，對台灣人民都是一件幸事，您認為是這樣嗎﹖
趙先生﹕當然如此。對中國人民來說，從孫中山先生開始，就一直在尋找救國救民之路，然而不幸的是，共產黨竊據了中國大陸，中國人民又重新陷入了萬劫不復之地。
一個民主﹑進步的中國不僅是中國人民長久盼望的，對世界局勢也是有利的，世界會因此而更加安定﹑和平，因為一個民主的中國必定是一個負責任的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會起到積極作用，而不是反作用﹑負作用。
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對台灣來說，更是意義重大。如果中國大陸是一個民主政體，那麼海峽兩岸就會坐下來，共同商量中國的前途問題，而不是動不動就用武力威脅。中華民國一直就是一個實際上存在的國家。海峽兩岸同文同種，是難以分割的。當年蔣經國先生曾說，沒有台灣問題，只有中國問題。這是一句真理。台灣人民並不是害怕統一，而是害怕在中共政權之下的統一。誰願意有自由﹑民主的日子不過，去過受壓迫﹑受奴役﹑受驚嚇的日子呢。所以說，中國的民主化問題解決了，海峽兩岸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
所以中國大陸民主化是重要的，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想我們都應該為中國大陸更加開放，更加民主盡一份力。
記者﹕中國大陸現在的情況是，江澤民名義上已經退了下來，但實際上還掌握這國家的最高權力。您覺得新一屆中國領導人會著手中國政治改革問題嗎﹖您對他們有甚麼看法﹖
趙先生﹕中國問題是制度﹑政體問題，不是靠一﹑兩個較為溫和的領導人可以解決的，只要中共仍以馬列的歪理邪說為立國之本，中國就難以有實質性改變。鄧小平說過，只要共產黨當家作主，資本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中共早就放棄了當年的價值追求，而成了一個赤膊上陣的腐敗利益集團。中共沒有理想了，但專政的手段還在。現在發展了一些經濟，讓人民吃飽了，只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天下，實質並沒有變。
大陸新一代領導人都是在中共長年的共產意識形態教育下培養起來的，而且大多數都是學理工的﹑工程師出身，在他們知識結構中就缺乏古今中外人文學科方面的知識。他們有可能只是按步就班的繼承中共傳統政策行事，缺少開拓精神，難以有甚麼大的突破。
我的觀點有些悲觀，但大家拭目以待吧。
記者﹕法輪功遭到江澤民集團的鎮壓，也已經四年過去了，這是中共又一次對人權肆無忌憚的侵犯。從去年十月江澤民訪美，法輪功團體在美國聯邦法院起訴他，現在這種起訴活動已遍及全球，您認為它的意義何在﹖
趙先生﹕江澤民被起訴是罪有應得。他犯了罪，人們就有權去起訴他。我個人一直同情法輪功受到的不公對待。起訴他是一件大好事，應該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共江澤民一夥對他們的人民都幹了些甚麼。
信仰真﹑善﹑忍沒有錯，相反，共產黨之所以為惡，因為把人性中原始的獸性儘量釋放出來了，貪婪﹑殘暴﹑陰狠﹑兇毒﹑猜忌﹑掠奪，無一不備。毛澤東的鬥爭講狠﹑穩﹑準，完全是獸性的大暴露。儒家主張先修身齊家，然後治國平天下，崇揚仁道，就是克制自私的獸性而以利他的神性為人群服務。中山先生強調互助合作，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不以奪取為目的，以求達到社會中人人平等的境界。
我覺得所有有正義感的中國人都應該起來反對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這種迫害是不得人心的。我常說，對中共多一分幫助，多一分諂媚，即是對中國人民多一分壓迫。
記者﹕感謝您接受這次採訪。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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