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3日訊】《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是波普爾的代表作之一。可惜的是，中譯本只有上卷，在中國，腰斬是譯著經常遭遇的悲慘命運。不過，波普爾的思想實在太精彩了，半部書也足以解救被縛的普羅米修斯。
這部書是對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的批判性導論，是對一些社會改造原則的審評。波普爾的靶心是歷史決定論及其所支撐的極權主義，他采取的是一條上溯的思路：由斯大林到列宁，到馬克思到黑格爾，最后揪住了柏拉圖的尾巴。他發現了柏拉圖的正義學說与現代極權主義之間惊人的相似性，“極權主義屬于一种恰恰与我們文明同樣古老或同樣年輕的傳統”。極權主義所构建的“封閉社會”乃是“開放社會”的死敵，是人道和理性、平等和自由的覆滅力量。
我最感興趣的是波普爾對柏拉圖唯美主義的透視。在此之前，唯美主義与極權主義的關系一直是思想界的一個盲點。盡管我隱約感到，許多有唯美傾向的文學家、藝術家都有或多或少的極權主義思想，如王爾德、龐德，甚至中國當代的天才詩人海子，但我未能弄清兩個環節究竟是怎樣套起來的。
現在，波普爾作出了他的回答。他指出，柏拉圖的激進烏托邦思想与唯美主義一脈相承，柏拉圖是一位藝術家，他和許多偉大藝術家一樣，試圖看見一個模式，看見他作品的神圣本源。柏拉圖把政治也看作藝術，而且是最高的藝術。柏拉圖式的政治家是為了美而創造城邦的。他不是僅僅希望建立一個好一些的和合理一些的世界，而是希望建立一個完全沒有污點的世界：不是一張用碎布拼成的被面，不是一件有補丁的舊衣服，而是全新的大衣，是真正美好的新世界。這种想法是善良的，但卻不能實踐。這种審美的熱情，只有受到理性的約束，受到責任感和援助他人的人道主義緊迫感的約束，才是有价值的，否則，這是一种危險的熱情，容易發展為某种神經官能症或歇斯底里。
用以說明這一理論的典范便是希特勒。歷史學家們面對希特勒時，總是感到迷惑不解：他究竟是惡魔、是撒旦，還是瘋子、陰陽人?這些解釋都是沒有意義的、不負責任的。希特勒确乎是個“卡里斯瑪”，雖然相貌不威武英俊，但頗有領袖的魅力。《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作者、美國記者威廉席勒曾在德國呆了十年，親眼目睹希特勒青云直上。他是個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但他不得不承認希特勒講演時的魅力，眼睛像寶石一樣純洁，奪人魂魄。因為希特勒沉醉在唯美主義的狂想中。
希特勒有很高的審美能力，美學是法西斯主義的重要部分。希特勒欣賞安格爾畫的美女，欣賞瓦格納的音樂，欣賞凱旋門一類的建筑。他對名畫、音樂和建筑的欣賞，是跟奧斯維辛的暴行同時進行的。兩者其實是相通的。柏拉圖在《政治篇》中就曾寫道：“他們為了國家的利益，可以按法律程序或不按法律程序，來處死或放逐一些公民，以清洗這個國家，使它比以前為好。這是按科學和正義行事”。一個畫家只能清洗畫布，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畫家則會連根拔起現存的各种建构和傳統。他必須淨化、清洗、驅逐和殺人。這些行為都是創作。
据說，希特勒當年讓設計師為党衛軍沖鋒隊設計軍服時，下過特別命令：德國士兵穿戴的必須是世界各國軍服中最漂亮、威風的那种。結果正如元首所望：像戈培爾制造的美妙口號一樣，美麗的軍服，讓不知多少德國男孩雄赳赳气昂昂地拋尸疆場。美与極權主義結合之后，就不單單是美了。
審美沖動是動人的，波普爾自己也說，他非常同情審美的沖動。但他提出如下的條件：每一個人，如果他愿意，必須有權利塑造他自己的生活，只要不過分干涉別人。一個人盡可在唯美中生活，但不能強迫別人也接受這种方式。換言之，人們的生活不能成為滿足藝術家自我表現的愿望和手段。否則，唯美便走向了極權。
經歷了“文革”及“前文革”數十年痛苦的中國人，卻仍然不能作這樣的反思。這究竟是思維的局限還是言說的禁忌?喜歡領袖詩詞的人依然不少。領袖天安門城樓的揮手和橫渡長江的壯舉，曾令舉國上下心醉神迷。領袖是詩人、是藝術家，是浪漫主義者。領袖說的話与柏拉圖有惊人的相似：“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可現實并不是一張白紙，那就把一切都抹去吧!這是極端的浪漫主義，它可以在過去或者在未來中尋找它的天堂城邦；它可以教導我們“回到自然”或“走向愛和美的世界”；但它總是訴諸我們的感情而不是訴諸我們的理性。
糾纏于“出發點是好的”，沒有解決任何問題。關鍵在于：為什么由天堂墮落成地獄?這一轉變是如何發生的?不理解這一點，反思文革無從談起。當只有一只夜鶯在歌唱，別的夜鶯都被割掉舌尖的時候，這只夜鶯的歌喉再美妙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當只有一個詩人在寫詩，別的詩人都被捆住雙手的時候，這個詩人的詩再出色也只能是撒旦的詩篇。
再把問題追問一步，也就是：美何以為美?如何保證唯美主義与極權主義絕緣?波普爾的藥方是：政治必須堅持平等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原則；美的夢想必須從屬于援助在苦難中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這個必要性；從屬于為這些目的而設立各种建构的必然性。波普爾不認為美是唯一的，恰恰相反，美之為美，還有正義在支撐著它。
墨索里尼不會理會平等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所以他由人變成了狼。盡管他的女儿在傳記中把他描繪成一個在壁爐旁邊溫柔地彈奏鋼琴的音樂家、一位在草坪上和孩子們親昵地嬉戲的父親。我絲毫不怀疑這些迷人的敘述，但對那些在監獄中呻吟，在刑場和戰場上喪生的人們來說，這些敘述的“能指”与“所指”脫鉤了。對于領袖而言，個人品德、藝術趣味、感情趨向無足輕重。我們分辨民主領袖与暴君的依据只有一個：他是否破坏美的界限。
對“文革”的研究剛剛起步。但這种研究在我看來是先天不足的：親身經歷的一代人，往往被苦難所淹沒，痛苦的記憶阻止了理性思考的深入。記得謝冕教授在一次會議上說，很不愿談“文革”，談起來只覺得惡心。那代人善于修補他們破碎的經驗世界。在“封閉法西斯專政”的奇特命名之下，他們并不怎么心安理得地逃逸了。而沒經歷過文革的青年一代，由于与文革距离遠了，時時不由自主地用一种審美的眼光來看待這段“頗為有趣”的歷史。不少青年學者津津有味地評說《樣板戲》藝術精美，領袖的思想具有“后現代”色彩。這些奇談怪論令我渾身起雞皮疙瘩。假如兩代人都不能成其為阻止由唯美走向極權的中堅力量，那么悲劇的重演便指日可待了。
波普爾眼里，沒有完美無缺的黃金世界，只有“逐步完善”的開放社會。“開放”是一個被我們用濫的詞，實際上，真正的開放尚未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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