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5日】 讀過一點歷史的人，很少人會不知道“七君子”的，王造時便是“七君子”之一，並且是其中最年輕，也堪稱最重要和最能幹的一個。
王造時是江西安福縣江南鄉人，一九○三年九月二日出生在一個小商人之家。小時聰慧好學，過目成誦，被鄉人譽為“神童”。不到十四歲便以江西省前五名的優異成績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在清華讀了八年書，於一九二五年畢業後，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留學，
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裡，先後取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
一九三○年，二十七歲的王博士回國，被上海光華大學聘任為文學院院長兼政治系主任，同時還在中國公學兼任教授及復旦大學教授。此後，長期從事教學與寫作，也辦過刊物、當過律師，並積極投身愛國活動。
王造時為人正直，胸懷坦蕩，他不畏強權，敢於挺身而出，不怕擔風險，留下不少佳話。但一九四九年後，不僅本人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間全家遭迫害無一倖免，是昔年“七君子”中結局最悲慘者。
反駁梁啟超
一九二三年十月，北京清華園舉行“雙十節”國慶大會，學校特邀在清華擔任國學講座的著名學者梁啟超來演講，梁講的題目是“我對雙十節的感想”。演講中，梁啟超大肆攻擊孫中山先和國民黨說︰“中華民國之所以鬧到這樣亂七八糟的地步，國民黨是要負重大責任的……”。當時仍是學生的王造時聽後心裡非常氣憤，回到宿舍即挑燈疾書，寫了一篇反駁文章，題目是“梁公講學的態度與我聽講的態度”，發表在“清華周刊”上。文章的開頭與結尾都用了下面兩句話︰“對於講學問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欽佩；對於談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萬分的懷疑。”。王造時文章筆鋒犀利，思想深刻。他說︰“在混混沌沌，黑白不分的中國，我們純潔無辜的青年，已經不知受了多少這些造謠生事者的暗示，在腥風血雨、麻木不仁的北京，我們純潔無辜的青年，已經不知受了多少這些顛倒是非的壓迫。在天真浪漫、不知世故的清華，我們純潔無辜的青年，已經患了近視病、盲目病，若再有人在這裡指鹿為馬，那麼我們的病將入膏肓；而不可救藥了。”
王造時還直截了當地揭露梁啟超︰一貫反對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革命，並擁護袁世凱，出任袁政府的司法總長。袁世凱倒台後，又組織憲法研究會，出任段祺瑞政府的財政總長。王造時駁斥說︰“中華民國之所以鬧到這樣亂七八糟的地步，絕不是孫中山和國民黨，而是梁任公先生和那些勾結北洋軍閥，以及熱中於搞派系的保皇黨人物。”
文章刊出後，梁啟超大為驚訝︰“一個毛孩子學生，竟敢與我分庭抗禮，這簡直不可想像﹗”他立即打電話詢問清華校長曹雲祥，究竟怎麼一回事？曹雲祥慌了手腳，氣急敗壞地把王造時找到辦公室，吹鬍子瞪眼睛大罵王造時“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寫文章罵梁任公先生，該當何罪？”令王造時寫出深刻的悔過書，並向梁啟超道歉賠罪。否則將以侮辱師長的罪過開除學籍。
王造時平靜地聽完，聳聳肩膀說︰“在學校我是學生，在社會上我是公民；梁先生可以談國事，我王造時也可以談國事；梁先生可以批評孫中山和國民黨，我也可以批評梁啟超和研究系。請問︰錯在哪裡，罪在何處？”“大膽﹗”曹雲祥一聲斷喝，想以勢壓人，並以“開除學籍”來威脅他。
王造時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當然不吃他這一套，他針鋒相對地說︰“如果你敢開除我的學籍，我就要向社會呼籲，向法庭控訴。曹校長，清華園三趕校長的校史你不是不知道，如果真敢開除我，你自己的後果也不會很好。”
自一九一九年起，僅僅四年時間，曹雲祥已是清華的第四任校長了。第一任張煜全，在位不稱職，整天睡大覺，學生們說他是“垂床聽政”；第二任羅忠治，長期患病，難以勝任工作；第三任金幫正，作風不民主，壓制打擊學生，三個校長都被學生“禮送”了，曹雲祥自有前車之鑒。再說，曹雲祥也早有耳聞，清華園內有江西“三隻虎”，他們是張國燾、王造時、段錫朋，如今的對手就是“三虎”之一。這位來自江西山區安福縣的布衣學生，在清華園內十分活躍。從二年級開始，一直是學生中的領袖，先後擔任過清華學生會宣傳部長、評議會主席、幹事會主席、級長、校際辯論員，“仁社”社長等職，在學生中頗有威望，要對付他，談何容易。於是，曹雲祥只好與王造時商量，要王造時同他一起去梁先生家談談，這樣，大家都好下台。王造時說︰“我沒有過錯，也不是我對他不尊，而是是非上的爭論。我在想，梁啟超積極宣傳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我還要寫文章批駁他呢。”
不幾天，國民黨北京黨部主辦的“時言報”發現了“清華周刊”王造時那篇文章，特地加上“研究系包辦華北教育的反響”的按語在頭版頭條發表，弄得滿城風雨。
自此之後，曹雲祥怕把事情鬧大，再也不敢找王造時的麻煩了。隨之，梁啟超也辭去了國學講座的聘請，離開了清華園。
救國會中一“君子”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王造時加入教育界救國聯合會，一九三六年五月加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擔任常務理事兼宣傳部長。作為救國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寫宣言、作演出、著文章、主持會議，做了大量工作。同年十一月，他與救國會的其他六位領導人先後被國府當局逮捕入獄（註），人稱“七君子”。
起初，他們被押在上海租界的巡捕房，不久轉送到蘇州“江蘇高等法院”的看守所。在獄中，王造時被推舉為文書部主任。在“七君子”中他是年紀最小的一位，剛過三十三歲。在獄中，他和其他幾位君子無話不談，有時也談到如果把他們幾個人綁出槍斃，他們應該怎麼辦？大家回答是應該一致的從容就義，臨刑的時候一致大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民族解放萬歲﹗
審訊是在蘇州江蘇高等法院進行的。審問時，審判長朱宗周問︰“被告王造時，你們為什麼要鼓動上海日本紗廠工人罷工？”王造時義正詞嚴地回答︰“審判長先生，日本紗廠的工人，也是我們的同胞，我們怎麼不應該援助他們呢？他們也是審判長先生的同胞，審判長先生為什麼對自己的同胞毫無同情心，一味替日本資本家說話呢？”繼而，他還駁斥了審判長提出的其他問題。王造時雖然是站在被告席上，他的觀點、立場，他那慷慨激昂的演講，反倒使審判長成了理屈詞窮的被告。
王造時等“七君子”不僅能在牢中吟詩、作文、下棋、玩笑，打太極拳，而且在牢外，“君子們”的獄中生活，更是被寫成新聞報道和拍成新聞照片，被登載在許多報紙日日都有的“七君子起居注”專欄之中，誠所謂“坐牢也風流”。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經過各界聲援、抗議和營救，“七君子”勝利地步出了看守所的鐵門。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四歲的王造時在獄中八個月，他充分抓住時間，翻譯了英國著名政治家、自由主義大師拉斯基的名著“國家的理論與實際”。十年前，王造時在英國留學時，曾經拜在大師門下，深受其思想影響。他很早想翻譯老師的名著，卻抽不出時間，這次被關進監獄，倒給了他一個難得的機會。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出獄了，有了自由，王造時並不滿足。他意識到︰歷史告訴我們，民族的自由平等是爭取得來的，而不是人家饋贈的。於是，他寫下這樣一段話回贈監獄︰“事到如今，戰爭是不可逃避的了。只有在抗戰的血光中能找到我們民族的新生命。”
《前方日報》的成就
王造時獲釋後，在上海、南昌等地繼續從事抗日救亡工作，並擔任了江西省地方政治講習院教務主任。一九三九年三月南昌被日寇占領，省政府及一些機關學校遷到了泰和縣，吉安已成為抗戰前方陣地。不久，王造時回到吉安，為了宣傳抗日救亡，他在吉安創辦了一家《前方日報》。辦報伊始，困難重重。除了接收已經停刊的“日新日報”部分設施外，開辦經費嚴重缺乏，流動資金沒有分文。為了籌集資金，除了拿出自己的一點積蓄外，還奔波於湖南、袁州等地向親友、同學以及家鄉安福籍商人求資，並得到他們的支持，因而使《前方日報》得於一九三九年五月九日正式出版發行。王造時任社長和發行人。
《前方日報》是一份民辦報紙。為了團結，為了抗日，《前方日報》幾乎每天都要發一篇社論或評論，很多重要文章，都是王造時親自撰寫。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六日，連續三天刊載他的長篇專論“泛論愛國心”，以鮮明的立場觀點，號召全體人民要熱愛自己的祖國，同仇敵愾，團結起來抗日。當年十二月，汪精衛與日本帝國主義秘密簽訂了“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王造時怒不可遏，立即寫了一篇題為“舉國同憤”的檄文。無情地揭露汪精衛的賣國罪行，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在另一篇“汪精衛怎樣把我們賣掉了──請看賣國協定的分析”文章，再一次揭露汪日密約的實質。
王造時聘請的總編輯和主筆，當時都是知名人士。這些人辦報，堅持抗戰，旗幟鮮明。比如總編輯馮英子在文章中披露了漢奸蕭淑宇的醜惡行徑，也因此觸動了當局某些人的神經，險遭逮捕，幸虧內層有人“透風”，才化裝逃跑。王造時頂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壓力和打擊，堅持辦報宗旨，而且幾乎每天都有一篇社論或專論，還有一版文藝副刊，搞得生動活潑，很有看頭，深受讀者歡迎，訂戶連年上升。
《前方日報》自創刊日起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休刊，為宣傳進步，宣傳抗戰，整整持續了十年。（編者按︰一九四九年六月之後，便再沒有《前方日報》的辦報自由了﹗）
敢向斯大林說不
一九四一年春夏之交，正值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中國人民處於最困難的境地，一方面是“日美妥協犧牲中國”，醞釀著東方慕尼黑的新陰謀；另一方面，史大林派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兼外交部長莫洛托夫與日本外交部長談判；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在莫斯科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其中關鍵的一條是“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個敵對行動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間即應始終遵守中立”。更奇怪的是這個條約還附著一個宣言，其中關鍵只有一句話︰“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全世界都知道，宣言中所說的“滿洲國”即我國之神聖領土東北三省。這豈不是說，中國人要收復東三省，取消日本人一手扶植的偽滿，那就是破壞了它的“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嗎？”
是可忍，孰不可忍﹗果然，這個所謂“中立條約”與宣言公佈後，中外輿論嘩然。當時在重慶的全國救國聯合會領導人認為國會運動最初就是由於日本侵略東北而引起的，中國抗戰也是為了收復失地，蘇聯雖是我們最好的友邦，但是這個協定實在對中國是一個打擊，救國會有必要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因此，便推舉王造時起草一封致史大林元帥的公開信。王造時接受任務後很快寫出初稿，經開會修正通過，信中說︰“今貴國於四月十三日與我們的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訂立中立協定，並發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謂滿洲國及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顯然妨害我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我們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遺憾。故對於我政府宣布其無效的鄭重聲明絕對擁護，而深信這是我國四萬萬同胞的心意。”
當時在信上簽名的有沈鈞儒、章乃器、夏公僕、沙千里、王造時等九人。王造時起草的這封公開信內容正確，他溫和，確實反映了中國的民意。當時中共認為斯大林與修訂條約，發表宣言是絕對正確的，這樣做是戰略與策略的需要，王造時起草的信把矛頭指向斯大林是極錯誤的。因此，中共某些領導人對王造時起了“誤會”與“隔膜”。從此王造時便背了黑鍋。他自己也感到“黨對我起了隔膜。”（編者按︰可見早已是共產黨了。）
王造時父女屈死共和國
“君子成了右派”
一九五七年，在復旦大學任教的王造時“鑒於官僚主義相當普遍，基於愛黨愛國之情，感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顧慮，放膽為言”。整風運動開始後，他三次在會議上發言︰第一次是三月二十日在北京全國政協大會上的講話“我們的民主生活一定要日趨豐富美滿”，他說“現在黨內各級幹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黨外像魏徵的倒嫌其少”，他希望黨外人士發揚“魏徵精神”不計個人安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幫助黨整風，克服主觀主義與官僚主義。
王的另外兩次發言是六月份在上海宣傳工作會議與“新聞日報”座談會上，主要講鳴放運動重點應放在基層，讓群眾與幹部互相溝通，就能搞好工作。然而，他絕沒有想到“言者無罪”對他這人是不適用的。從六月十二日開始，因他的三次發言，就被人當作右派進行批鬥了。其罪狀是自比魏徵，向黨進攻，惟恐天下不亂，企圖在基層點火，挑動群眾鬥幹部；而且他一貫反動，早在四十年代就反蘇反共，寫了“致史大林元帥公開信”，這可是一顆重磅炸彈，拋出來足以致王造時於死地，顯然是有來頭的。
接著而來的是無休止的批判鬥爭。一開始，他不承認自己是右派，一再表示“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企圖，我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這更被人認為是負隅頑抗，死不認罪，還在恬不知恥地給自己臉上塗脂抹粉。在強大的政治攻勢下，王造時被迫“投降”承認自己是右派，寫了許許多多檢查，懺悔自己的罪行；一九五七年底他打報告申請下鄉勞動改造了。
王造時在被批鬥以後不到一個月就“投降”認罪，此後的行為表現與其個性發生了很大變化。幾乎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膽小謹慎，畏縮不前，經常焦慮恐懼，抑鬱苦悶，沈默寡言，甚至“日間回想，夢中痛哭”，他自己感到“身體遠不如以前，看書、寫文、想事、做事都覺得腦筋遲鈍，沒有以前敏捷”了。總之，在政治運動的擠壓下，王造時的性格遭極大扭曲，從一個勇猛的鬥士變成了一個怯弱的苟活者，任何一點事都要向領導匯報請示，誠惶誠恐，害怕再出什麼岔子。
父女屈死共和國
王造時是一位極重感情的人，他愛父母、愛妻子、愛女兒、愛朋友。他的結髮妻子朱透芳是他的江西安福老鄉，從小由父母給他們訂的“搖籃親”。透芳裹了小腳，又沒讀過書，但王造時不嫌棄，只要求家長讓她上學。後來，王造時到清華上學，就把未婚妻接到北京讀書。他去美國留學深造時，又節衣縮食省下一些錢讓透芳也赴美求學。等到兩人學業有成，一九二八年秋天在美國完婚。不幸的是一九五六年三月，朱透芳因病去世。王造時極度悲傷，久久佇立墓前，淚流不止，幾乎昏厥過去。
更不幸的是他的兩個兒子長期患病，長子早年就得了精神病住在醫院，次子原在北京大學學習，成績優秀，一九五七年反右後精神失常，進了醫院。兩個女兒的命運也同樣悲慘。長女復旦大學畢業後在司法部工作，一九五五年肅反審幹後得了精神病；小女王海容最為可憐。她是父親的掌上明珠，聰明過人，在復旦大學物理系讀書。她十分敬重父親，在反右中，她公開表示自己的父親不可能是右派，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工廠勞動改造。她情緒消沉，憂鬱悲觀，既看不到自己有什麼前途，又為父親的健康與命運擔憂，因為過分的焦慮與憂鬱，不到三十歲就得了不治之症。
王海容的不幸，對王造時是極其沉重的打擊，他認為女兒“戴上帽子”是自己連累了她，迫切希望“她早點摘掉右派帽子，重理物理舊業，並早點結婚，了結我的一椿心事。”可憐天下父母心。王造時在自己處境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想得最多的是子女的悲慘遭遇，常常夢中失聲痛哭。他在反右後卑躬屈節，想爭取早日摘掉自己的右派帽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藉此改善幾個子女的處境，不再因為自己的問題受人排斥與歧視。他這樣做還有經濟方面的原因。他被定為右派後，降職降薪，收入減少，家中上有老母和續絃的妻子，還有兩個兒子長期住院，兩個女兒在家裡養病，經濟狀況非常拮据，經常借債度日，他想通過翻譯書稿換點錢解決生活困難，但無人給他出版。王造時和他的一家人在貧病交迫之中苦苦掙扎著。
文革開始不久，紅衛兵便抄了他的家並進駐住宅“長期作戰”。首先把他的妻子趕出家門，到工廠接受監督勞動，小女兒被剃成陰陽頭遊街示眾，王造時每天在家裡接受審問、拷打、寫思想匯報、交代罪行……折磨了三個多月後，開批鬥大會要他交代反革命活動的綱領、計劃和組織，王造時無法回答，於是被戴上手銬，宣布拘捕，並送往上海第一看守所監禁。入獄後，工資停發，兩個兒子的住院費無法支付，被趕出精神病院住在家裡。因醫院說他兩都是“武瘋”，跑出去會打人闖禍，繼母只好讓他們躺在床上，用繩子綁住雙腳。家裡沒有藥物，沒有錢，營養差，兩個兒子在王造時被捕後不到三個月就相繼死去了。
王造時一關就是五年，抓他進來的人好像把他忘記了，不提審、不判刑，也不釋放。五年後，王因病重，送往監獄醫院時還帶著手銬。那時王已奄奄一息，根本起不來了，王造時因肝腎綜合症拖延時間過久，無法挽救，於一九七一年八月五日與世長辭。
第二天，他的夫人接到死亡通知書，在她身邊的只有剛剛動過手術的小女兒王海容。她們都已經五年沒見過王造時，現在終於在火葬場見了最後一面。王造時彌留之際曾不斷呼喚妻子和女兒的名字。幾個月後，她最心愛的小女兒也就是右派的王海容跟著父親走了，她去世前流著眼淚叮囑繼母和丈夫說︰“我只有一個心願，把我和爸爸、哥哥及弟弟葬在一起。”說完就長眠了。
王造時從十六歲起，便意氣風發、轟轟烈烈地投入五四運動，開始了光輝的人生旅程。此後，他不畏艱險，風風火火地在社會上走過六十八個年頭，終於在一九七一年八月無聲無息淒淒慘慘地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他一生給後人留下些什麼呢？有位記者訪問王夫人時，她拿出一個舊包袱，裡面裝著一疊打了許多補丁的衣服，一把斷了柄的塑料湯匙，還有一只米黃色的舊的搪瓷口杯。王夫人長嘆了一口氣，對記者說︰“老先生臨死的時候，大口大口地咯血，就吐在這杯子裡。現在，杯子裡還殘存著血跡，我沒有洗掉這些血，留著它﹗”留得好﹗因為它是歷史的見証。然而，王造時先生留給後人的最寶貴的東西絕不僅僅是一只殘留著血跡的杯子﹗
──原載《黃花崗雜志》(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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