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2日訊】“請格外關注獄中政治犯的人權狀況！”作爲一個剛剛從監獄釋放的政治犯，我覺得我有必要在這裏就這一問題作一呼籲，即使這會給我帶來麻煩。
以下是我個人的一些親身經歷，可以說明我爲什麽要做出這樣一種呼籲，當然，在這裏有必要補充一點，即我在這裏所說的政治犯，是指那些象我一樣並不出名的政治犯，不是那種可以進秦城的政治犯。
我是於2000年9月15日被捕的，自被捕之日起，一直到2001年8月，我被關押在河北省滄縣看守所。在此期間，我的妻子每月給我送去五百元錢，但有關此事我直到被釋放才有了較詳細的瞭解。即在此期間我根本沒有獲得自主支配屬於我的這部分財産的權利。這些錢到了哪里？是誰消費了？我一概不清楚。
2001年8月，我被押送河北省滄南監獄服刑。那是一個剛剛從勞教所改建的監獄，但我只在這裏呆了一個月的時間，後來才得知，這裏根本就不關押象我這樣的人，我在那裏只是做一下過渡。“因爲這裏的管理太野蠻，而象你這樣的人以後有可能出國，如果把這裏的情況捅出去，對國家大大的不利”——這是該獄一位警官的話。然而，雖然僅僅一個月的時間，我也充分體會了這裏的野蠻。在到滄南監獄的當天下午，我就被迫參加勞動，勞動專案是清理拆房的垃圾。這一干就是三天，在這三天時間裏，我徹底瞭解了什麽是奴隸！我曾不下數十次挨到被獄方委以管理象我這樣沒有任何身份的犯人的特殊犯人們的、惡狠狠的腳。而在此後的有一天，又是這些有特殊權力的犯人一掌把我的眼鏡打飛，在我得到允許去拾的時候，我痛心地看到，這個眼鏡的一隻鏡片已經碎了。
2001年9月，我被送往石家莊北郊監獄服刑。這裏相對于滄南監獄來說的確要文明一些，但我在這裏也體會到明顯的歧視。在這裏，是有專門負責我的犯人來監督我的一言一行的，而且，我也可以充分體會到，被賦予管理我的責任的犯人在管理我的問題上擁有很大的權力。所以，我妻子新給我買的眼鏡在這裏再次因被打得飛出去而損壞。好在這次只是壞了一條腿，我便托人進行了修理。修理後的眼鏡兩條腿不一樣長，材料也不一樣，我至今還帶著它，雖然在今年我再次遭到犯人的暴力侵犯時這個眼鏡再次受損，幾乎讓我真地想把它扔掉，但我最終還是把它作了簡單地修理，至今還在使用。統計起來，我在這個監獄服刑的三年裏共遭受過五次有皮肉之痛的暴力侵犯。最後的一次是今年的3月16日，我也正是從那一天開始144小時的絕食的。此後的半年的確很平靜，我個人的分析是有兩個原因：一是我個人進行了絕食這種比較極端的抗爭方式；二是在我絕食之後的這半年裏，該監獄發生了兩起惡性的案件，一次是我所在大隊的一個犯人酒後把另一個犯人砍了一刀，另一次是“康復大隊”的一夥犯人夜間爲慶賀生日飲酒發生爭持，把一個將於本月釋放的犯人活活打死。
歧視不僅僅表現於此。還比如，刑事犯可以通過各種手段獲得減刑，而政治犯則根本無法獲得減刑（當然也曾有一個極個別的例外），究其根由，據說是政治犯要想減刑，必須認罪。而偏偏政治犯又極少認罪者。此外，我在那裏的行動比刑事犯們遇到更多的限制。比如，每天中午都有一些犯人到樓下打籃球，以鍛煉身體，但我無此權利。用負責看守樓門的犯人的說法是：“別人下去行，你不行。你和我們不一樣，隊長有專門的交待。”等等。所以，我在與獄方對話時指出，該獄的犯人可分爲五等，即高官犯、外籍犯、法輪功、刑事犯、政治犯。政治犯的待遇最低下。我並尖銳地指出，獄方不執行當局自己制定的《監獄法》中有關根據犯罪類型分押分管的規定，讓政治犯與刑事犯關在一起，是一種比國民黨渣子洞監獄的管理還要不人道的管理方式。
我的健康狀況大壞，是與獄方在對政治犯的管理上實行歧視性政策有密切關係的。在我於2002年7月19日癱瘓之前，我分別于當年的三月、五月間生過兩次重病，兩次均七日未能進食，然而竟無法到監獄的醫院去做最起碼的診治。而在我利用打水時僅有的與外隊犯人交談的機會瞭解獄內其他大隊的情況時，曾得知另一位政治犯（據稱是中國民主黨人）與我有幾乎完全相同的際遇，當時那位朋友正在鬧胃炎，已經有七天沒怎麽吃東西了，但卻去不成醫院，無法得到診治。
我想我們必須承認，監獄是一個人格、道德相對低下的人文環境，而政治犯的人格、道德水平恰恰又比較高——甚至高於普通社會人群的水平，比如我數次挨打未還一次手，只是要求他們與我一起去到值班警官那裏講道理。這也就十分自然地印證了經濟學上的一個理論，即政治犯在這個環境中是必然得到驅逐的“良幣”。再加上當局在管理上的歧視性，於是政治犯們在監獄中的生存狀況甚至不如普通刑事犯。而這也正是我做出“請格外關注獄中政治犯的人權狀況”呼籲的根本原因！
2004年10月10日寫于河北泊頭家中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