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2日訊】【編者按：一個又一個的農家少女，因生活所迫背井離鄉，到繁華的都市裡打工掙錢。她們掙到的錢非常有限，為此所付出的代價卻異常慘重：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居無定所。貞潔被無情撕毀，尊嚴遭肆意蹂躪。世道的險惡、謀生的艱辛，無時無刻不摧殘著這些本正處於花季年齡的群體：自殺的青葦，被殺的韓桑，失蹤的袁芹，瘋掉的柏家芸……一個個都是那樣的年輕!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這些鄉下女孩要遭受如此厄運?
城市的高樓在不斷聳立，經濟在不斷發展，然而一代農村少女的青春呢?一個龐大公民群體的自尊和一個民族的靈魂呢?同樣是女性的報告文學作家胡傳永這篇含淚帶血、充滿悲憤與深情的真實描述，是否會喚起我們良知的一次甦醒抑或是心靈的一次震顫，從而使我們對這個如今已熟視無睹的群體投以應有的同情與關愛呢？】
那天我和莽漢一道去青島，早上起遲了，趕到合肥火車站時，上午9點的快列已經開走，只好等乘晚上8：20的夜車了。將近10個小時空當，我們百無聊賴地在候車室和廣場上兩頭徘徊。傍晚時分，廣場上的人多了起來，我找了塊乾淨的水泥凳坐下，打量著盤桓在周圍的男男女女，看他們的言談舉止衣著打扮，猜他們的身份身世何去何從。突然，一雙手引起了我的注意。這雙手先是輕輕地搭在一個坐離我不遠的中年男人的肩上。這個男人看上去像是個走南闖北的生意人。他看見這雙手落下時，見慣不驚地抬頭笑笑，然後便若無其事地抽起煙來。這雙手便又慢慢地往下滑，滑到臂彎裡，頓了頓，就無所顧忌地順著男人肋下摸捏。這時男人開始和她討價還價。然後這雙手拎起男人的行李領著男人走開了。
是的，這是一雙賣淫女的手。一會兒，又有一雙農家女的手在廣場的另一角出現在我的視線中。
兩個學生模樣的男青年拖著兩架行李向我坐著的水泥凳走過來，她趕忙迎了上去。男青年坐下了，她站住了。
問：要不要去那邊歇會兒?
答：不要。
問：二位去哪兒?
答：去哪兒關你甚事!
勸：很便宜的，床舖也乾淨……服務包你滿意……
答：滾!
僵持了一會兒，這雙手又如那雙手一樣也往一男青年的肩上搭，可這裡還沒挨上，男青年便一骨碌站起來，揚手打了她一個耳光，然後拉著他的伙伴拖著行李一起走開了。她抬起臉向四周瞟了瞟，我沒來得及調過頭去，和她的目光撞上了。她突然衝我吼道：“看什麼你看!媽的×!惹你好笑啦!”吼完轉過身去，順手在自己臉上擦了一把，隨後又裝成繫鞋帶的樣子，蹲下來，將本來系得好好的鞋帶鬆開了又系上，鬆開了又系上……繫鞋帶的手一直在顫抖著。我清清楚楚地看見，兩行淚珠個搭個地滴在這雙顫抖不已的手上。
廣場上的這兩個鄉下女孩，如何再能回到自己原來的位置上?如何再去面對一直匍匐在莊稼地裡鄉下父母?如何再嫁進充滿溫馨亦拴緊了籬笆的農家小院?如何迴避掉村頭樹陰下那些鄙夷的目光?又如何打發將來繞在膝下天真的兒女們“媽媽做閨女時”的有關追問?
帶著這些困惑，我從青島回來的第二天就去了鄉下。誰知牽了籐子扯出瓜，走訪的結果令我大吃一驚。一座座看似美麗的村莊已變得人煙稀少，許多農田遭到了荒蕪，由於貧窮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農民們不得不背鄉離井成群結隊地湧進城市打工以尋求一條新的生路。城市向農民敞開的並不是兩扇公正的大門，而是一口須彎了腰碰破頭才能擠進去小洞。在此過程中，農民們被打碎的不僅僅是千百年來大家一直固守著的觀念和習慣，同時還有他們最為看重的人格和自尊。而犧牲最大、付出最多、受傷最深的依舊是一直不得不作為弱者生存在男人社會裡的鄉下女人。她們出去得最早。上個世紀80年代左右，當農村需要減負時，當城市須要賤民(原諒我用了這個不恰當的詞)時，她們便獻祭般地用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衝在另辟生路的最前邊。她們在歷盡艱險後又回來了，有的卻永遠也回不來了───或自殺或他殺或失蹤或傷殘或墮落……
在一年多的採訪調查中，我接觸了無數雙浸透了太陽和泥土顏色的手，並通過這雙手，聽到了許許多多鮮為人知的有關鄉下打工妹的故事……
鄉土的訴說
這是一段來自官方的報導：我市農民外出打工始於80年代初，至今已有近20個年頭。據此次調查統計，今年我市農民外出打工總人數達102萬人(實際上遠遠不止這些───筆者)。全市188個鄉鎮和1個辦事處3342個行政村幾乎都有勞動力外出務工，少則幾十人，多則上千人，有的村青壯年勞動力全部外出，有的舉家外出……全市目前耕地拋荒面積已達267萬畝(何止!───筆者)，佔耕地總量的4%。我們在此次調查中發現，實際土地拋荒面積比調查統計的情況還要嚴重，如裕安區城南鎮樊龍橋村新橋村民組37個農戶，男女勞力全部在外打工，致使村民組僅有的107畝耕地全部拋荒……”這段文字摘自2000年12月 13日《皖西日報》頭版二條登載的一篇題為《對我市農民就業問題的調查與思考》的調查報告，作者為六安市市委副書記。這篇調查報告運用了許多由統計部門提供的有關數據和通過官方渠道調查得來的一些事例，比較系統地介紹了全市農民外出打工的基本情況，這是我在報紙上所能讀到的能用數據和事例說話的少數文章之一。然而，作者對於農民們為什麼要外出打工，以及外出打工的有關現狀和許多問題，沒能作到更深層次的調查和思考。他認為農民們之所以要離開土地外出打工完全是由於農村勞動力過剩。他在這篇文章裡寫道：“打工成了我市農村剩餘勞動力有效轉移和農民增加收入、脫貧致富的重要途徑。”並強調：“要繼續組織勞務輸出，進一步開闢區域外就業天地。”讀到這篇文章之前，圍繞農民打工特別是外出打工妹的有關問題，我已在鄉下跑了一年多的時間了。遺憾的是，我所耳聞目睹親身感受來的情況卻並非如此簡單。
2001年正月初六，也就是在看到這篇文章一月後，我帶著既是勞動力過剩為何土地又全部拋荒的疑問和準備重新認識加深理解的想法，去了裕安區城南鎮樊龍橋村新橋村民組。那天，天下著小雨。下了車，我打著傘沿著新淠河的堤壩照直往前走。正月初六按說已在初春了，初春的田野應有蔥黃綠的意味了。然而，堤壩下的田地裡不是長滿了荒草就是裸露著光脊的泥土，眼前的莊稼地一片蕭條景象。三五一群的農民，背背馱馱的，已走在去打工的路上了。大年初六就丟下了家中的兒女，丟下了堂上的父母，也丟下了地裡的莊稼，一走就是一年。一年後有的攜了三百多個日日夜夜所掙來的血汗錢血淚錢回來了，有的卻永遠也回不來了，有的雖然回來了，靈魂和肉體卻留下了難以治愈的傷殘。
壩下出現了一溜農家，有新砌的小樓，也有破舊的茅舍，我挑了座屋前養有雞鴨屋後辟有菜園的三間平房走了進去。“家裡有人嗎?”“有哇───您來了!請坐。”一位年輕漂亮的農家女，一手抱著個吃奶的孩子，一手端過板凳，用圍裙在板凳上撣了撣灰便招呼道：“坐吧，我給您泡茶去。”“你該問問我是誰，來這裡幹什麼。”“您是誰呢?城裡人唄!大正月的，上門的都是客，孬問就見外了，坐吧坐吧。”“孩子他爸呢?”“在裡屋收拾哩，明天我們就要去上海打工了……”
“帶著個吃奶的孩子?”女人“嗯”了一聲，是那種表示否定的“嗯”字音，然後低下頭不吱聲了。過一會兒她抬起頭來，我看到她的眼圈兒紅了。她吸了一下鼻子說：“她(指懷中的孩子)得丟在家裡……才七個多月……可沒辦法，去年公公生病、死，借的錢上半年得還清……”
一杯茶沒喝完，女人也沒走開，我的身後突然圍上了好幾十個人。他們一陣嘀咕之後，一個年輕的男人站過來問我：“請問您是不是市裡派來了解情況的?是官還是記者?”
我趕忙否認他們的猜測，然而，我越是否認他們卻越堅信不疑：“您肯定是上面派來的，要不然大正月的，天又下著雨，人生路不熟的您來我們鄉下做甚?”說著，他們又相互商議起來：“……對了，這叫暗訪，電視上放過的，搞暗訪的記者大多都是好人，快把我們的事跟她講講，快講講，不講就沒機會了……”
我在替自己極力辯解的同時，也為這些善良無助的鄉親們感到難過。據他們反映，他們村民組的耕地有一小半都被鎮政府瞞天過海賣給了城南中學，他們失卻了部分土地，而攤在他們頭上的各種費用卻有增無減。他們從去年春上就開始上訪，反映他們耕地被出賣負擔過重的事，但每次得到的答覆都是讓他們等候處理。年前，他們又群體出動去了區政府，信訪辦的人答應：等過了年派人去調查了解後再說。不曾想我這個不速之客讓翹首盼望處理結果的農民們產生了誤會，以為我就是區政府派來“再說”的關鍵性人物。一雙雙焦灼的眼睛看著我，他們的手上還拿了一個個小本本，高低要我看看他們的“賬”。
“這是收……看看，我都記上了，稻麥棉豆……雞生蛋我也記上了，賣了幾把香椿頭我也記上了……這是支，看到了吧，好多項!我們也挨搞昏頭了，哪些是該繳的，哪些是不該繳的……小計、合計在這吶，看到了吧，倒掛!包不住呀……”倒掛就是支大於收。問到他們為什麼都要出去打工而讓土地全部拋荒時，他們幾乎是異口同聲：“還用問嗎?這地還有甚種頭?”
就在我快要結束採訪時，一位大嫂突然擠過來一把拉住了我：“您給講講，我家菜花還能回來嗎?還能回來嗎?她甚時能回來呀!”說完坐地大哭，拉著我的手仍然沒松。我被這突如其來的事搞得不知所措。幸虧那位漂亮的農家女過來解了我的圍，她勸開了那位大嫂，然後告訴我：她的女兒菜花六年前去南方打工，開頭幾個月直朝家裡寫信還寄過錢，後來就沒了音信，托人去找，哪裡找得到!她想女兒想的，變得瘋魔了，見到陌生人就亂打聽。
從新橋回來，我又去了孫崗鎮上郢村。這也是一個男女勞力全部外出打工田地全部拋荒的村莊。村支部書記韋立仁一見面就向我講了這樣一個笑話：李長發的老祖母死了，按當地風俗，抬棺材的人得有8個人才行，而這8個人又必須是年輕力壯的男人，上哪兒去找這8個男人呢?上郢、中郢、下郢都找遍了，才湊齊5個老弱病殘的成年男人，剩下的3個只好讓年齡在10歲多一點的小男孩頂了。如果說新橋由於耕地被賣確實存有勞動力過剩現象，農民們不得不外出打工的說法可以成立的話，那麼上郢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上郢村民組191人，人均16畝耕地，這麼多的田畝，就目前農村的耕作方式和方法來說，勞動力不可能過剩。讓田地全部拋荒的原因究竟何在呢?韋書記向我派了這麼一筆細賬：100斤稻子45元，畝產按800斤算360元，投入工時每天按8元錢算賬，就得去掉 160元，還有化肥種子等加一塊又得去掉幾十元，上郢地處江淮分水嶺，易旱，打水錢又得去掉幾十元，七折八扣的，平了。還有上繳怎麼辦?
在我採訪快要結束時，他還講了這樣一段令人痛心的話：“我馬上也準備戇了(戇為六安土話，走的意思)，這個書記我也當夠了……我成天面對的都是和我貼著筋骨連著肉的左鄰右舍們，我成天要幹的呢……要啊，收啊，搜啊，奪啊……有的村為了催上繳，還成立了突擊隊、攻堅組。這些人一進村，就有人喊，土匪又來了!小孩子們喚來狗咬……如今的農村幹群關係幾乎是百分之百的敵對關係了……老百姓都比較通情達理，刁民極少數。只要家裡有，一般都願意給。有一天，我和村委會幹部們一道去二房郢孫蘭華家要上繳，她是四川人，丈夫常年有病不能外出打工，兩個孩子還小，看著她家只有空蕩蕩的四個大牆拐子(指家徒四壁)我連抽了三支煙也講不出要講的話……我是書記，不帶頭髮言又不行，只好對孫蘭華說，請你支持我們的工作吧。孫蘭華先是坐在下沿一聲不吭，聽了我的話，一轉身去了裡屋，將幾張疊得齊齊整整的錢拿出來朝我面前一擱，就跑到裡屋放聲大哭了起來。她生病的丈夫告訴我們，這幾十元錢是她昨天才去鎮醫院賣血得來的，她幾年沒回娘家了，她原想用這錢來打車票的……(韋立仁講到這裡，嗓子哽住了，七尺高的漢子頓時眼水麻花)村裡的青壯年全走了，俗話說：金家銀家，抵不上自個窮家；在家千日好，出門時時難。出去的人很少有不帶工傷回的，致殘的人也在百分之二以上，而致殘的人很少能得到什麼賠償。……可不走又哪來的錢交上繳?不走又怎麼能養得了家糊得了口?最可憐的是那些姑娘媳婦們，出門在外容易嗎?好多女孩子被活活地糟蹋了，社會風氣越來越壞，計劃生育也越來越難搞了……如今的打工跟過去的幫工又有什麼區別?我這個書記是越當越混蛋了……”
走在上郢村的田間小道上，見到的全是荒田荒地，少有的幾小塊種了油菜的菜園裡也都長滿了雜草。我又從我原來走訪過的村莊裡挑出了椿樹鎮的龍穴村，西古潭鄉的陳大郢村，馬頭鎮的感應寺村，施橋鎮的大沙塘村等10個村落，將它們的有關情況與新橋上郢比照了一下，從中可以看出它們的情況基本相似，農民們大批外出致使耕地大片拋荒的主要原因是農民們的負擔過重，因為貧窮而不得不如此的。
打工人的年平均收入不好統計，據抽樣調查得來的結果看，出外打工比在家種地的年收入要高出2倍多，這是否就說明農民出去打工划算了呢?未必。在鄉下，我不僅看到了村莊和田地的荒蕪，同時還看到了另一種荒蕪。青壯年們都走了，留在家裡的多為行動不便的老人和年幼無知的孩子，孩子們的教育問題便成了關鍵問題。
那天，正在鄉下採訪，我聽說油坊村請了戲班子唱戲，我也攆去了。我在一草堆前剛剛坐下，就過來了一位老太太，抱著，拉著，領了三個孩子。孩子都在四五歲左右。她問我：“挪挪屁股照不照?讓我擠擠坐?”我說當然可以，並馬上給她騰出了地點。等她坐下了，我們交談起來：“老奶奶多大年紀了?”“六十三了。” “這些孩子是您的什麼?”“孫子，外孫子。”“老奶奶有福啊!”“福，福，老鴰叨你屁蛋骨!(笑)甚福呀，我都累死了!早上眼皮一扒，7張嘴要吃，我得給他們燒；晚上睡到床上，14條腿蹬被子，我得給他們蓋；打起架來，惹起禍來，我得當他們的和事佬……”
“怎麼都要讓你帶，他們的爸爸媽媽呢?”“都打工去了，南京，北京，上海，廣州……咱全家打遍全國!(笑)”“還有四個孩子哩?”“都上學去了。”“成績怎樣?”“甚啦?”(老奶奶裝成沒聽清的樣子，我想她可能是聽不懂“成績”二字，只好換用方言問)“他們都念進書嗎?”“哪個曉得!我又不識字，念成甚樣是甚樣，靠天收唄。”“沒人輔導?”“甚啦?”(她又聽不懂了，我趕忙換口)“考試的分數你曉得不?都有多少?他們散學回來做不做作業───就是寫不寫字?”“不寫，從來不寫，沒見他們寫過，盡玩。考了好多分我也懶問，他們自個吵架，說什麼鵝蛋啦，什麼不結殼(及格)啦……我一天累掉了半條命，哪煩得了這神!結殼了也好，不結殼了也好，我煩不了……”
“您是領得太多了。”“沒辦法，如今鄉下都這樣，中間的走了，丟下兩頭。落雁村我二表姐，她一個人帶了10個孩子，除了她自個的孫子外孫，還加上鄰居家的兩個。我跟她見面時還編了順口溜哩───吃起飯來一桌小嘴，睡起覺來一床小腿，闖起禍來一臉眼水，念起書了一×胡扯……”說到這裡，老奶奶捂著自個豁了門牙的嘴哈哈地笑了。我也想笑，卻沒能笑將出來。
趁戲還未開場，我又趕緊打聽了另幾個帶孩子來看戲的老人，他們的情況大同小異。有位老人甚至還說：“念那×簧子書甚用?反正又上不起大學，遲早還不是跟他們爸媽一樣出去打工!趁眼下還小，匪讓他匪去，瘋讓他們瘋去，好歹落個小時自在，大了再苦我們也管不到了。”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隱性問題。正如我的詩人朋友雪女在一篇報告文學裡寫的那樣：“土地的荒蕪是現實的荒蕪，而孩子的荒蕪是未來的荒蕪。在金傳明家，我看到了老人帶孩子的弊端和教育上的失敗，也許這就是整個農村的弊端和失敗。不識字漸失活力的老人，識字不多年幼無知的孩子，是人生的兩頭，都是需要別人來關心和照顧的，而農村的現實卻強行把這兩種弱勢人群扭合在一起，其結果可想而知。”
雪女文中提到的金傳明，即是我鄉下啞巴三姐的兒子。他們一家人除了三姐全部外出打工了，包括年已60的三姐夫。三姐一人在家既要帶孩子，又要興園種莊稼忙家務……她是一個不會說話的殘疾人啊!
寫到這裡，我的心又開始隱隱作疼，不僅僅是為自己的同胞和同胞的後代，也為全部拋荒的故鄉、故土、故人們，為他們的當下傷心，更為他們的未來擔憂。
採訪中，我始終特別關注我們的女性打工者。她們可是弱勢中的弱勢!情況是令人痛心的。20年前，第一批外出打工的人全部是女性。在近年打工的總人數中，女性佔的比例是57%。男人外出打工90%以上是因為貧窮，而女性外出打工除了貧窮之外，還有因為包辦婚姻，重男輕女等等。市勞動局一位負責勞務輸出不願透露自己姓名的人告訴了我一件真實事情：1986年，一位要人派人從B城下來通過他們從某老區縣招收了20多個年齡在18歲左右的漂亮女孩，說是去當高級賓館的服務員，但誰人心裡不清楚，要她們去幹的都是些什麼樣的活!縣裡還像模像樣地組織了歡送儀式。豪華氣派的專車接走了她們……一走就是十幾年，沒見一個人回來過，也沒聽說一個人成過家，有了孩子……盡管當時由官方出面，將這次輸出說得天花亂墜，但做父母的在女兒踏上車門的一剎那，幾乎都流了淚，有的還放聲大哭，明明知道女兒是羊入虎口，卻又不得不讓走……
一走不能再回的女兒家們，在我市，在我省，在我國又何止這二十幾人!
我的一位採訪對象這樣對我說：“什麼搞活經濟？還不是拿我們窮打工女的血打工女的淚打工女的肉打工女的魂去墊他們的基礎!”
如果說這位打工妹的話有點偏激不足以表明什麼的話，那麼下面一位五年來一直和我保持著文字交往的打工妹的客觀而又冷靜的言辭就不能不讓人深思了。她在來信中說：“談到打工的事，我有太多的話要說。不打工的人是無法理解(她們的苦衷)的。打工妹們並非像報上說的那麼‘自豪’，哪個農村打工妹不是因生活所迫而背井離鄉的!家裡太窮了!……有的人不理解我們，問為何不上中專大學?這太簡單了，國家把學費抬得那麼高，有多少農村人能上得起?到了外地打工，女孩子更是不容易，最大的難題是性騷擾。這種事很普遍。有的當地男人見到外地的女孩子就想佔便宜。……這讓人想到咱們國家太不公平，農民的女兒一生下來就比別人矮了半截───農村戶口呀!如今雖然花錢能買到(城市)戶口，可沒有錢，我們又能買到什麼?胡老師，這幾年，我看到了很多的社會陰暗面，體制上的不公，為什麼國家不改改?的確，有的打工妹在打工時墮落了，可又有誰能理解她們的內心?我每次從電視上見到掃黃就反感。國家應該花99%的精力去治那些有權有錢的男人，而三陪女並非像報上說的都那麼壞，她們實在是無出路。比如我現在打工，每月不足300元，除去吃喝生活房租，還要交什麼暫住費等等，能剩幾個錢?這些都好不合理……”寫這封信的人是一位在河北廊坊市打工的名叫王芳芳的鄉下女孩。我們一直未見過面，認識她是因為她向我負責編輯的《映山紅》雜誌投稿，投的都是詩稿。盡管我們雜誌能刊發的詩總是有限，但她的來稿一般都能被選用，因為她的詩句裡流露出的那份情愫很讓人感動。如她在《永遠的故鄉》裡寫道：
鄉情───衝杯遐想／泡一撮童趣／一口，就是一次徹骨的心醉
鄉音───用先祖的血脈／在心底釀造的一壇老酒／無論勾兌進多少歲月／開口，就是一片故鄉的韻味
鄉愁───睡覺在夢裡／吃飯在碗裡／雨天，和進屋簷滴下的水聲裡／晴天，痴入夕陽西下的餘輝裡……
鄉路───一根彎彎曲曲，無遠不至的馬鞭／時時催我，躍馬回家的路程……
一個多麼優秀的鄉下女孩，卻要在如此的困境中掙扎。她還向我講述了許許多多鮮為人知的鄉下打工妹們故事，年輕的王芳芳，在向我傾訴她們的苦衷她們的困惑她們的無奈時，語氣是那樣的沉重和滄桑。
畸婚
下面是兩個鄉下打工妹的生平簡歷。
韓桑：六安市落雁村人，生於1976年8月，高一文化程度。18歲去廣東某市打工，20歲成為“二奶”，21歲生子，22歲在廣東遭到謀殺。
袁芹：六安市碼頭鎮人，生於1975年12月，高小文化程度。20歲去河北某市打工，21歲成為“二奶”，22歲生一女兒，現失蹤。
我不知道將她們倆放到一篇文章裡去寫是否合適，她們的家庭住址一個在六安東鄉一個在六安西部，她們打工的地點也不在一塊，一個在中國的南方一個在中國的北方。我之所以將她們二人放到一起去寫，主要還是因為她們“二奶”的命運和不幸遭遇幾乎相似。我在寫韓桑的時候想著袁芹，在寫袁芹的同時也忘不了韓桑。有時我把二人當成了一人，有時又把她們當成了一個群體。
先說韓桑吧。她是我著手調查農村打工妹的第一個採訪對象。那時候我對自己的這個系列採訪還存有不少顧慮，想我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平庸之人，斗膽將筆觸伸進這片浸透了鄉下女孩子辛酸血淚的特殊領域是否有點自不量力或自找麻煩?盡管憑著女人的良知和母性的道義我對自己的所見所聞無法保持住永遠冷靜和麻木，但我在聽到韓桑的有關傳聞時也還是長嘆一聲算了。
韓桑是我的故鄉人。故鄉來人說起了韓桑。回故鄉時順道看了韓桑的父母及韓桑的弟弟。那時韓桑還沒有死，但家裡已為她背上了“丟臉”的黑鍋。因為在外打工的韓桑沒有結婚卻生下了一個小男孩。韓氏夫婦雖沒把我當作外人，卻也不願向我透露半點他們的女兒在外的有關情況和任何細節。正當我準備放棄這宗調查時，鄉司法所小宋突然打來電話，說韓桑死了，就種種跡象分析，系被謀殺，要我趕緊回去一趟。當時我正在六安的家中等著要見一個名叫青葦的採訪對象，但由於韓桑的這頭事急，我只好放下電話搭車走了。誰知這一走，就永遠地錯過了我和青葦再見面的機會。幾天後回來，青葦已自殺身亡。
青葦原也是個不幸的打工妹，在外打工時上當受騙染上了毒癮，當了妓女，並得了性病，後來由於對人生的徹底絕望，服毒自殺了。與此同時，又有其他打工妹在外罹難的消息傳來。正是因了這些個鄉下女孩子的死，我才義無反顧地站了出來，決心要將這次調查採訪進行下去。我和韓桑相見在一片松崗上。那天，給我帶路的鄉下同學領我走過幾條田埂，爬過一道坎壩之後，便用手朝前指了指說：“就在那兒了，你自個去吧，我可不敢再陪你了……”天已近黃昏了，有點迷信的同學害怕撞上了陰氣，沒心沒肺地忘了我也是個膽子很小的女人。但與她不同的是，我的心頭上壓有一份沉重，我是專為採訪韓桑而來的，我要盡可能地走近韓桑，和韓桑對話。
我硬著頭皮從路邊的林子裡折了根桃枝，據說桃枝是可以驅邪的。“千家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桃符的功效不言而喻。
想到10年前，我曾在鄉下三姐家見到過的小韓桑，那時她才12歲，和三姐的小女兒是同學。因為長得特別好看而又穿得特別破舊，所以小韓桑留給我的印象就特別深。她的小褂兒上密密麻麻補滿了補丁，使得底布上的花色原來是什麼樣子也看不清楚了。我的三姐雖是個啞巴，但她知道韓桑家窮，韓桑是個可憐的孩子。韓桑臨走時，三姐在她的書包裡塞進了幾枚熟雞蛋。韓桑站在院外的石榴樹下，回過頭來，感激地朝三姐一笑，笑得那麼甜美那麼舒心……從此，小韓桑伴著榴花的微笑在我的記憶裡一直清晰如昨。一晃10年過去了，此時此刻，我面對著的卻是這樣一座新墳和新墳後邊那幅令人心碎的引魂幡……
韓桑，迎著你父母為你豎的這幅引魂幡，你的遊魂歸來了沒有?千里迢迢，車來車往，你找得到回鄉的路嗎?我知道，你今年才22歲，虛齡，和我的孩子是同齡人。我的孩子，此時正坐在大學明亮的教室裡讀書畫畫，而你卻撇下了父母，當然還有一個兩歲的孩子，長眠在這片荒涼的松崗上了……你的心裡，藏了多少要說的話不能再說?壓了多少想申的冤無法再申?
我拿出了相機，想給這裡拍張照，可是奇怪，一向性能很好從未出過任何故障的相機，那天的快門就是按不下去。先我以為是電池用完了，趕忙換了兩節新的裝進去。換上新電池後的相機，快門仍然按不下去，無論我如何擺弄都無濟於事。
這時太陽快要落山了，西邊天騰出一片粉白色的霧氣，我將取景框對準霧氣後面的夕陽，那是一幅絕妙的水彩畫。誰知，□嚓一響，相機的快門自動落下。當我再將鏡頭收回到韓桑的新墳時，偏偏膠片又用完了!我明白了，韓桑不願讓我拍照。有人喊著我的名字走了過來，近了，見是司法所的小宋、老李，還有韓桑的堂叔。
晚上，我就住在鄉政府的招待所裡，我和小宋等聊了很久。他們走後，我怎麼也睡不著，想著韓桑的死。22歲，人生才剛剛開頭!謀殺，這是多麼殘忍的剝奪!她若不是因為貧窮，她若沒有出去打工，她若……還假設什麼?她已經死了……
我乾脆從床上爬起來，披上衣服，擰亮了電燈，將韓桑的有關記錄整理如下：
18 歲讀高一，成績不是很好。因為家裡逢上大忙季節，總要她請事假在家幹活。那年夏天，本來就患有嚴重貧血的母親突然流血不止，送到醫院搶救，醫生要求立即為病人輸血，沒有錢買血，韓桑和弟弟韓松都要為母親獻血，可韓桑的血型和母親不合，結果15歲的弟弟在抽血時，一下子暈了過去。韓桑連夜跑遍了所有的親戚家，用下跪磕頭的辦法求借了幾百元錢，她將這筆錢交給了父親，便隨市裡組織的一批勞務輸出隊南下打工去了。
落腳的是一家罐頭廠。韓桑幹的是手工剝橘子，這種活雖不要出什麼大的力氣，但非常困頓人。一天十幾個小時做下來，人就累成了麵條，渾身軟綿綿的。
有一天，韓桑累得頭昏眼花，口渴得要命，趁沒人注意時，吃了只橘瓣兒。誰知躲在暗處的監工跑來了，一隻手緊緊地鉗住韓桑的腮，另一隻手在韓桑嘴上使勁地抽。韓桑頓時被打得流了鼻血。這還不算，月底發工資時，竟要扣掉她20元錢。韓桑就問了一句：“一隻橘子能值20元錢嗎?”領班的便要韓桑立即卷鋪蓋滾回老家去。韓桑哭了，求他不要攆他走，也不要扣她的工資，因為她家裡生病的母親等她掙錢去還債……然而，毫無人情味的領班硬是將韓桑的鋪蓋衣物從女宿舍的樓窗裡扔了下來。韓桑恨不能隨著自己的衣物也從樓上跳下來摔死算了，但一想到家中生病的母親，便忍下了，收拾起自己的東西一步一聲哭地向工廠的大門口走去。正巧廠長李某從大門外進來，一抬頭看見哭著的韓桑，就隨便問了一句：“怎麼回事?”韓桑見是廠長，撲咚一聲就跪下了，求廠長網開一面，不要把她朝絕路上攆。李某用手托起韓桑的下巴，看見這個外來的打工妹長得很美，就吩咐手下人安排韓桑留下，並把她從車間抽調到廠部營銷處。
幾個月下來，韓桑出落得更加楚楚動人了。後來李某外出時，還找借口帶過韓桑。他告訴她，他還是單身。沒有一點真誠，也沒有任何允諾，一切都是那麼突然，一切又是那麼簡單。因為她年輕貌美，他想要了她，更是因為她年幼無知，她竟給了他……他在外邊給她租了一間房子，她就這樣不明不白當起了廠長的“二奶”。19歲的鄉下姑娘以為這便是所謂的愛情所謂的婚姻了。她曾好多次提出要和李某一道去把結婚證領了，但每一次都是被他嘻嘻哈哈地拒絕了，並笑話韓桑少見多怪改不掉鄉下老土的毛病，什麼年代了還在乎那些過時了的形式和程序……韓桑本來就覺得自己被廠長“愛”上是天賜的良緣和福分，他所做的一切應該都是對的，她又何必要他去做違心的事呢?
只是有一次，韓桑在接到家信後對他哭了，她說她的父母非常在乎結婚證的事。他便哄她：“等你生了大胖兒子，我就陪你去領結婚證了。”沒多久，韓桑懷孕了。她在心裡天天禱告，求送子娘娘無論如何要保佑她生出一個胖兒子來。在她20歲的春天裡，她產下了一個8斤多重的男嬰。她再次向她提出了領結婚證的要求。他先說等孩子滿了月，後又說等孩子盈了周。韓桑哪裡知道，這個李某不僅是在玩弄一年鄉下打工妹的青春和感情，更是為了借腹生子。他的結發妻子沒有生育能力，但又因為種種原因他不得和她離婚。在與韓桑周旋的同時以及之前，他還有其他的女人，但別人都不願為他生下孩子，於是，他便打起了鄉下打工妹的主意，年輕貌美的韓桑就成了他的獵獲對象。
孩子盈周了，可以斷奶了。自孩子下地後便來得稀少，偶而來了也只抱孩子玩一會兒就走的李某這一天晚上住下了。當他和她正滾在床上的時候，門被突然打開了。是用鑰匙打開的。李某的妻子帶了幾個人一齊衝進來，將韓桑拖到地板上，好一頓拳打腳踢，並威嚇道：
“你勾引了有婦之夫，破壞別人家庭……我要是告你，你就得坐牢……”
韓桑被嚇壞了，跪到地上一個勁地求饒，說她不知道李某已經結過婚。韓桑眼睜睜地看著李某的妻子抱著她的孩子揪著李某隨眾人揚長而去。第二天，韓桑就接到了工廠的除名通知。無處訴說亦無處可去的韓桑只好搭車回來了。
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家鄉人誰不知道韓桑當了廠長的外房並為他生子後又被她老婆趕回來?韓桑的父親見人抬不起頭來，惱得吃不下飯，喝不進水。有一天，他將韓桑叫到跟前，對她說：“你得回去，好歹要給你老子也是給你自個討片臉皮子回來才是!”
韓桑更是思子心切，於是又一次南下，誰知這一去就再也沒能回來了。
李某見韓桑又找了回來，搞不清她的究竟，就好言好語地先穩住她，為她在工廠前面的街口處租了一個門面，答應她等房子收拾好了，就把孩子抱過來……韓桑哪裡曉得，李某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探聽她的虛實。純真善良的她沒等李某再耍更多的花樣，便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全告訴了李某。她完全忘記了父親臨行時的交待，忘記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又一次相信了騙子的謊言，心平氣和地張羅起店面的裝修來。
那天她挎了一兜東西剛轉過街口，突然一輛未掛任何牌號的大卡車從街後的巷子裡向她衝了過來。她一回頭看見了，趕緊跳上人行道，但大卡車仍窮追不捨，她又慌忙躲到一塊路標的旁邊，結果這輛像是失去控制的大卡車撞倒了路標連同韓桑一起軋了過去。韓桑慘死在離罐頭廠大門不足100米的地方。當時廠門口有兩個目擊者，他們都是外地來罐頭廠的打工仔，他們被眼前的一幕嚇呆了。當他們認出那輛卡車就是經常要他們裝貨卸貨的本廠大卡車時，就一路跑著喊著去找廠領導，說他們千真萬確看見了，是廠裡的大卡車故意要軋死韓桑的。廠長李某親自接待了他們，一番談話過後，兩個人又都改了口，一個說他當時正在望呆，什麼也沒看見，另一個說他看見了，像是韓桑自個要撞汽車，汽車為避人，結果將人行道上的路標也撞了……韓桑死了。家裡人接到的消息卻是韓桑因車禍受傷，正躺在醫院裡接受治療。韓桑的父親已預感到女兒可能沒命了，瞞著妻子夜裡偷跑到一個名叫沙窪的荒地裡捶胸頓足，仰天長哭：“可憐的桑兒呀，老子對不起你啊!你從小到大，沒過上一天像樣的日子，如今生不見人，死不見魂……我這是哪一世作的孽?這一輩子混成這樣!讓自個的骨肉拋屍他鄉……”
韓桑的一個堂叔賣了家裡的耕牛，去了鄉司法所，求司法所的小宋陪他一道南下一趟，一要幫幫查清韓桑的死亡真相，二是要把韓桑的屍骨帶回來。
小宋後來告訴筆者：“他們(指負責調查辦理韓桑案子的當地警察和法官)實行地方保護主義，根本就不把外來打工者的死當成一回事，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極力掩蓋事實的真相，想方設法迴避我們，推三阻四拖延我們以把我們打發走為最終目的……追急了就是那句話，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韓桑系被謀殺，她的死只是一樁普普通通的車禍而已。他們的裁決是：讓肇事車主的單位，也就是韓桑生前打工的罐頭廠賠償死者易地安葬費7000元，父母一次性贍養費1萬元。至於孩子，他們根本就不承認韓桑曾生過什麼孩子。他們反問我們死者生前從未結過婚，怎麼會有孩子呢?甚至要我們出示死者生前的結婚證和孩子的準生證。我們實在沒有時間也沒有錢在那裡和他們慢慢磨下去，盤桓了一個星期，絞盡了腦汁磨破了嘴皮也傷透了心，結果還是不得不接受了他們的這項極不公正的裁決，抱著韓桑的骨灰盒回來了……”
自韓桑的堂叔走後，韓母便天天站在村前的一個大壩台上，朝著南來的小路上張望。盡管她在心底裡已知道女兒肯定是凶多吉少，但她還是希望女兒能活著回來，哪怕是瘸了腳，斷了胳膊，只要女兒還有一口氣，天天能和她說說話，這對於一個母親來說也就足夠了。她將韓桑在家時睡過的小床舖了又鋪，蚊帳上的破洞也都補好，她甚至還拿起了多年沒沾過手的繡花針，為女兒趕繡了一隻花枕頭。“我的乖乖，你回來吧，這次再回來，媽哪兒也不再讓你去了，再不讓你爸罵你一聲丟人現眼了……你就陪在媽媽的身邊，帶帶孩子……媽要教會孩子唱會你小時候唱過的歌：登高山，望姥姥，姥姥想我癟癟嘴，我想姥姥手招招……
“你可不能撇下你媽不管了呀!”韓母站在村前的大壩上，望著南方，一天數十遍地呼喊，回到家裡，跪在堂屋的供櫃前，一次數百個頭地磕。
堂叔及小宋他們終於走進了她的視線內。怎麼去了三個人回來的仍然是三個人!韓桑呢?她不敢看但還是看見了，韓桑的堂叔的懷裡抱著一隻蓋了紅布的盒子!那又能是什麼盒子!那盒子裡裝著的是她日夜望歸的女兒的骨灰啊!…華岳論壇-“http://washeng.net”
剎那間，天旋地轉，她的眼睛一陣發黑，咳著嗓門大喊了一聲：“我的桑兒乖乖啊……”一頭栽到了壩台下，柔腸崩斷的母親從此失語，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了。
大凡女人家，都有過極度傷心極度痛苦的時候，無論用什麼法兒排遣或釋解，都不如向別人傾訴管用。韓母痛失了女兒，上蒼卻連她向別人傾訴的機會也給剝奪了，這是一份多麼殘忍的剝奪!安葬韓桑的時候，聽說全村的人都哭了，連原先指責過她的老老少少也都替她喊冤叫屈。然而，韓桑的父母及族人，至今仍以韓桑是死於普通車禍向外人道，他們為了所謂的面子，家族的名聲，不願承認韓桑是遭到了謀殺，當過別人的“二奶”，為李某生過什麼孩子。
倒是至今仍在罐頭廠的打工的幾個同鄉經過一段思想鬥爭後站了出來，一起跑到當地檢察院，控申廠長李某及李某的妻子蓄意殺害了韓桑，可惜這幾位同鄉沒有一個是事發時的目擊者，查無實據，又是不了了之，還被砸了飯碗。
我在鄉政府招待所的房間裡整理完我的有關記錄，天已經亮了。我不想再麻煩小宋他們，簡單洗漱了一下，便挎上包一個人上路了，我要去看看生病失語的韓母。
“八月露水淹死馬”，到了落雁村，我的褲腿和鞋全濕透了。
韓父淚流滿面地告訴我，妻子自從壩台下被抬來家就已經6天沒吃沒喝了，全靠打吊水度命。看見她，我幾乎嚇了一跳，她哪裡還像個40多歲的活人!躺在黑□□的蚊帳內，眼眶深深地凹陷下去，臉上全是皺紋，包不住牙齒的嘴唇乾巴巴的，一絲兒血色也沒有了。胳膊上打著吊瓶。看見我，她從破被單抽出另一隻乾柴似的胳膊，一把握住我手，緊緊地握著，蒼白的嘴唇顫抖不已，身子也跟著哆嗦起來……
我知道，她有多少傷心的話急於要表白要哭訴啊!可是，她的嗓子再也發不出任何聲音來了。她用手指了指對面房子裡韓桑的床。我走進韓桑的臥室，淚水一下子湧上了我的眼眶。那洗得乾乾淨淨的床單，那打了補丁的蚊帳，那繡有荷花的枕頭，那雙韓桑在家穿過的布面拖鞋，還有那張破舊的木桌上仍擺著韓桑尚未讀完的高一課本……
再說袁芹吧。袁芹的父親姓陳，他是從外鄉入贅到碼頭鎮花園村獨門獨戶獨生女兒袁氏家的。袁芹母親剛生下袁芹不久，男人便因病去世了，從此，母女二人相依為命。
袁芹只讀完高小便輟學在家和母親一道下地幹活了。袁芹出外打工的動機非常單純：掙點錢回來蓋房子。父親在世時蓋下的兩間茅草屋因常年失修，已不能遮風擋雨。看到別人家用外出打工的錢翻蓋了新房，20歲的袁芹和母親商量，她也要出去打工掙點錢回來，將兩間舊屋整修或翻蓋一下。母親先不答應，後來一場暴風雨把家裡的床舖鍋灶都淋濕了，她才含著淚應允了女兒。
袁芹和本村的打工人一道去了河北某市，先在建築工地上幹，沒多久，工地上的活完了，她又被一家餐館雇用。餐館的老闆鄭某40多歲，妻子在本市一家企業裡擔任主管會計，女兒也18歲了。他之所以在好幾個求職的打工妹中單單挑中了袁芹，是因為通過試用鄭某看出袁芹不僅手腳勤快，而且長相出眾。鄭某發給袁芹的月工資只有100多元，但他非常善於讓客人心甘情願甚至主動將小費遞到袁芹的手上。袁芹對客人在遞小費時摸上兩把捏上幾下的浮浪舉動非常反感和害怕，有一次還掃過客人的耳光。鄭某為此並不怪罪袁芹，反而勸她多想想家中的母親和母親住著的破草房。他還幫著袁芹喝斥過胡亂來的客人。每當這個時候，袁芹的心就軟了，為了家中的破草房為了母親為了能多掙點錢，只要不失身，忍忍也就算了。至此，她已把鄭某看成了自己的靠山和保護人。
有一天，鄭某出門去了，店裡來了兩個男人，要了一大桌子的菜，兩瓶白酒，並點名要袁芹做陪酒小姐。一會兒功夫，不勝酒力的袁芹便被他們灌得爛醉，就在包廂的沙發上，袁芹遭到了他們的奸污。酒醒後的袁芹痛不欲生。鄭某回來了，當著袁芹的面，裝成怒不可遏的樣子，摔碎了幾隻盤子，打破了一扇廚窗的玻璃，還砸散了兩條凳子，將店裡的伙計們挨個臭罵了一遍，然後又給了袁芹200元錢以示慰問。從未經過什麼事的鄉下姑娘袁芹根本就想不到所有這一切都是出自鄭某的精心安排，鄭某早就在打這個鄉下打工妹的主意，只是不想承擔一個女孩子初夜紅的責任，才演出了這場令人切齒的醜劇。在貧窮而又愚昧的環境中長大的袁芹，把初夜紅的丟失當作了一份標誌的隕落，一種支撐的坍塌，她認為，一個女兒家沒有了這點貞操，還能再守什麼?這樣，當鄭某在袁芹身上施以越來越多的小關照小恩惠之後，袁芹便心甘情願地成了鄭某的“情人”，甚至當鄭某直接向袁芹提出要她做他的“二奶”時，她毫不猶豫地點頭答應了。
沒多久，袁芹懷孕了，袁芹把自己懷孕的事當作喜訊告訴了鄭某。誰知鄭某聽說後，左哄右勸要袁芹把孩子流了。袁芹先不同意，後來架不住鄭某對於方方面面利害關係的分析，特別是當他提到她的母親時袁芹的心動了，他趁機又允她過些日子先把她母親的房子蓋了，再來要個孩子。於是袁芹順從地走進醫院做了人流手術。
鄭某根本就不會為袁芹母親蓋什麼房子了，袁芹給予他的新鮮感已漸漸失去，有好多次他轉著彎兒，向袁芹提出了要終止他們的關係。愚拙幼稚的袁芹卻以為他在試她的忠貞，她又一次讓自己懷上了鄭某的孩子，她完全把鄭某當作了丈夫當作了精神支柱。鄭某發現袁芹的肚子隆起來，便又故伎重演哄袁芹去醫院做了。這一次，袁芹高低不再答應，她說她袁芹今生今世做人是鄭某的妻子，做鬼也是鄭某的老婆，她無論如何得為鄭某生下一個孩子。鄭某見袁芹八條牯牛拉不回的樣子，慌了，先是來軟的，後又來硬的，甚至在爭吵時還打了袁芹的耳光……袁芹雖然生氣雖然傷心，但她仍然把這些都看作是“哪有煙囪不冒煙，哪有夫妻不吵架”的正常現象。
為了讓鄭某不再生氣，袁芹嘴裡答應去做了孩子，但臨去醫院時，又推三阻四一拖再拖，拖足了9個月，孩子就要降生了。
鄭某隻好將袁芹送進了婦產醫院。兩天後袁芹生下了一個女孩，7天後，母女可以出院了，可在此期間內，鄭某一直沒有露面。
袁芹心想，自己畢竟只是鄭某偷偷養著的“小老婆”，鄭某不敢在公開的場合裡來照顧她完全情有可原，她咬著牙抱著孩子辦了出院手續回到了所謂的“家”，誰知門鎖換了。抱著孩子再去餐館，餐館的門也關了，鄭某不知了去向。袁芹生下孩子才7天，惡露還未乾淨，在遠離故鄉的城市裡，她舉目無親。幸好她的手頭上還有一點錢，從旅館裡開個房間住了下來。月子裡的袁芹整天以淚洗面。哄睡了孩子，滿大街小巷去找鄭某。哪裡能找得到?一個操著外地口音的女孩子到處去詢問一個男人的去向，不知遭到了多少人鄙夷的目光和嘲笑。
袁芹只好帶著尚未滿月的女兒回到了花園村。房子還是那麼破，破得不能再住人的屋頂下卻又多了一個哇哇啼哭的私生子。村裡村外的男男女女們頓時有了談長論短指指戳戳的話把子。袁芹的母親只恨自己耳朵不聾眼睛不瞎，最後趁袁芹下地幹活的時候，將自己吊死在破屋頂的木樑上。
我是在袁芹母親死後十多天裡聽到有關消息的，當袁芹的鄰居帶著一副不屑的口吻把這些消息告訴我的時候，我還沉浸在痛惜韓桑之死的低落情緒裡。丈夫知道我的心理承受力相當脆弱，建議我暫不要去採訪袁芹。否則，我又將要陷入一場難以自拔的悲憤之中。然而，對於這樣的陷入，我不願迴避也不能迴避。一年多來，我像是受了一種力的牽引，城市鄉村，車站碼頭，到處與人交談，聽人傾訴，陪人落淚……好長一段時間內，它構成了我日常生活的全部內容。
袁芹對於我的造訪並不感到吃驚。她將視線從酣睡的孩子臉上抬起來，只在我的臉上輕輕一掃，便又移開去，對著空空洞洞的門外，空空洞洞地看著。
“我的忙誰也幫不了……你們婦聯也幫不了”，她在聽了“我是文聯某某”自我介紹後，把我當成了婦聯的人了。“我都問了，那個老畜牲(指鄭某)他這樣待我還犯不了法───如今沒有王法也就算了，可竟也沒有天理!”
袁芹的聲音有點發抖，我知道她是在極力控制自己的情感，不願在陌生人面前露出她的悲痛來。沒坐多久，袁芹突然問我：“阿姨這裡有熟人嗎?”見我搖頭，她又說：“對不起，阿姨，今晚是我媽回煞的日子……我怕不能留您了。”
“守回煞”是六安地區一項很古老的祭祀活動。傳說人死了，靈魂站在望鄉台上一時不忍離去，回頭望鄉時，眼光便落在了家中的某處。等去陰曹地府報過到，須得再返回來將眼光討了去，順便看家人最後一眼，所以六安人又把回煞叫做討眼光。這裡的人們是非常看重這項活動的。在討眼光的日子裡，死者所有親屬朋友等都得聚在死者的家中，守上一夜，這一夜，家中的狗不能叫，貓不能跑，人不能睡覺也不能說話，點了油燈，靜靜地恭候著。我看看空落落的破草房和孤苦伶仃的母女倆，試著對袁芹說：“阿姨想留下來陪陪你行不行?”
盡管袁芹說：“不要不要，你是生人，我家馬上就有人來───沒人來我也不會害怕。”但我還是看出了，她內心裡是希望我能留下來的，因為我知道，一個女孩兒家很少有不害怕單獨守回煞的。
吃過晚飯，袁芹將裝了7只熟雞蛋一根筷子的小口罐兒放到家門口，然後便點了香油燈，和我一起坐到了內屋。家裡一直沒有一個人來。我們都不能說話，這是規矩。袁芹哄睡了孩子，便呆呆地坐在油燈下望著忽忽閃閃的燈苗出神。她的臉頰上已失去了一個22歲女孩兒家應有的紅暈，眼角上也過早地出現了細細的魚尾紋，肯定是由於哭得太多的緣故，她的下眼簾竟變得松腫形成淚袋了。頭髮很好，卻被剪得很短，豁豁椏椏的，像是她自個隨便絞下的……上半夜，我的思維還比較清晰，可到了下半夜，眼皮兒怎麼也撐不住了，不知什麼時候竟衝起盹來。快天亮的時候，一下子驚醒了。油燈仍在亮著。袁芹趴在放油燈的桌子上壓低著聲音在哭，瘦削的雙肩不停地抽動著……可憐的孩子，今年才22歲啊!我伸出手為她理了理散亂的頭髮。她仰起臉來，看看我，突然一下子撲倒在我的腳下，捶地大哭：“阿姨啊，往後我可怎麼辦?我可怎麼辦……”
袁芹提出要去告那畜牲，我還勸她不如算了。近從一個《打工》雜誌上看到了這樣一篇報導，題為：“法官的憤怒：我替打工的侄兒討不回公道!”文章裡寫道：“一個年僅23歲的打工仔，因工傷而終身陽萎了，然而，廠方卻不肯賠償一分錢。在求告無門的情況下，這名不幸的打工仔想到了在家鄉當法官的小姨。女法官毅然南下，決心為致殘的外甥討回公道。然而，在為期近一個月的索賠過程中，知法，懂法的女法官同樣受到種種的刁難和屈辱，最後不得不以含淚妥協而告終……”可以想像得出，打工妹袁芹又如何能討得回自己的公道?韓桑不是把命給搭上了也沒討回任啥嗎?我勸袁芹算了，我是設身處地替袁芹著想。
我感到在我的一生中，最難的一次告別怕就要算那天我跟袁芹說再見了。盡管我和袁芹原先並不認識，盡管袁芹也知道我這個“婦女主任”不能為她解決任何問題，但那天送我出門時，她一手抱著孩子，一手緊緊地挽住我的胳膊，幾乎要靠著我才能站住的身子微微地顫抖著───她的內心一直在哭泣。
前不久，袁芹的鄰居告訴我，袁芹走了，抱著孩子走的。究竟去的哪兒她誰也沒告訴，村裡沒有她的親人。鄰居們看見她臨走時去了她娘的墳上，化了錢紙，好像沒哭。破草房的門沒有上鎖───她是肯定不會再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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