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0日訊】27日我寫了一份文字資料，我把邏輯的範圍縮小了，說再也不寫與中宣部過不去的文章。我說中宣部哪怕再撐個十年八年五年或三天五天，或像秦始皇那樣希望他的子孫千世萬世而為君都與貧道無關。第二個是我也不見外國記者了，但是我必須說明的是外國記者在我眼裡對中國是有功的。我說了兩件事，2003年SARS是「時代週刊」報的，1943年一甲子60年前河南大災荒餓死一百多萬人，另有一百萬人流亡，也是「時代週刊」的記者白修德最後挽救了這場災難，就像SARS在中國蔓延那樣。外國記者對中國是有恩德的。他們不是麻煩製造者。
在那篇小短文裏，我又提到根據我六七年寫言論的經歷，我感覺一個社會的重大問題或大的腫瘤，在人們議論它的時候，五六年內能除掉，小一點的一兩年，甚至更短的像孫志剛案。我相信中宣部自我提出之日起六年七年八年內它會被解除。最後一句話我說的是願我們各自保平安！
在這篇文裡我還提了為什麼要寫這類文章。我覺得自己很仁慈，中國人本來很苦，還不讓報導災難，我受不了。高攀一點可以說是慈悲。我沒有立場沒有政見，只有是非感。如果說有什麼自私的目的話，我想得兩個獎，一個是美國的普利策新聞獎，另一個是諾貝爾和平獎。我想這兩個獎把校領導嚇著了。這個東西寫好後，27號我交給他們。9月2日，院長給我打電話，說：「你的課上面說要停。」我的邏輯是可能我流露出來的意思，使他們覺得我可能要不停地做下去，不然的話得不了普利策新聞獎和諾貝爾和平獎。我覺得這個可能把他們嚇著了，直接導致9月2日停課。9月17日的時候院長說指導研究生的教師名冊裏也沒有我的名字了。也就是指導研究生的資格也被取締了。
9月2日停課那天我還想停就停吧，但9月17日那天對我打擊挺大，我騎著自行車繞著未名湖，我到北大正好三年，感到心裡很難過。但過了兩三天後我又想明白了，如果北大停了我的課，或者以後開除我的公職，我還可以想別的辦法，可以去非政府組織找個事做，或者做個自由作家養活自己，再不濟就回去種地養活我媽。想了一想覺得路不是很多嗎？就這樣把黑暗期轉過去了。
實際上在我對媒體說之前，中宣部就說北大已停了焦國標的課，我聽說是副部長開了一個挺高規格的會。這樣香港晨報就報導了我停課的消息，然後自由亞洲電台的記者給我打電話確認這個事情，我說我沒對別人說過這事，他說晨報已經報導了，我說是被停課了。
這時我在想要不要見外國記者？要不要寫文章？後來我想寫文章和見外國記者都是憲法保護的權利。這時我的頭腦裡有了新的理念，思想性的火花。就是中國社會必須有兩個解放，一個中國出版業從中宣部的掌控中解放出來，另一個解放是每一個中國人從他所在的單位的黨政領導下解放出來。我批評中宣部，結果學校停我的課，新聞學院停我的課，我覺得中間沒有因果關係，那麼它的因果關係是怎麼來的？我怎樣才能解除這樣的行為，也就是停我的課是不合理的？如果我的教學有問題，是學院管的範圍，學院可以停我的課。我批評中宣部是憲法規定的權力，不是我的院長或書記所能給予或剝奪的。但是在中國就是這麼貫徹的。包括揭批法輪功，也是因為具體的單位的領導找人談話，甚至……，結果把空間擠得越來越小。實際上這是一個信仰問題，而信仰問題屬於憲法範圍，不在一個村支書或街道辦事處的權力範圍之內。所以我說還有一個解放是每一個中國人從他所在的單位的黨政領導下解放出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