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0日訊】一、暴君和流氓的角色對轉
1987 年，一個流氓主義的幽靈，游蕩在被嚴密看管的中國影壇。張藝謀導演的《紅高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的主人公——一個流氓轎夫，先是在高粱地里誘奸了剛出嫁的女子，而后又乘其丈夫被殺強占了“掌柜的”地位，而那個女人則心滿意足地予以受納。“十八里紅”是流氓轎夫撒下的一泡尿的無意之作，經過一場戲劇性的反諷，尿（作為低賤肮臟的排泄物、甚至是男性精液的隱喻）成了美酒（人類价值體系）誕生的秘匙。
這种“糞便－精液敘事”，正是流氓敘事的一個夸張的變形，它要反叛一切精神性的事物，并頌揚那些“肮臟”的事物；另一种關于生命力的象征符碼，則隱含在土匪据點里的那些被烹煮的牛頭里，它和尿液的功能是同构的，那就是為草莽英雄提供原始動力；那些在風中熱烈舞蹈的高粱精靈，對鄉村流氓的田頭野合作了盛大禮贊。越過剝皮和砍頭的殘酷場景，張藝謀開始了他的暴力美學的長征，它的主題歌（轎夫之歌）受到街頭痞子的擁戴，中國城市一度響徹了“妹妹你大膽往前走”的嚎叫。
但是張藝謀終究不是真正的流氓。作為秦始皇嬴政的親密同鄉，他只是在進行情欲敘事和粗鄙話語的早期實驗。經過十几年的偽裝，以謳歌專制的《英雄》為標記，他最終卸下了流氓面具，成為新法西斯主義電影的旗手。
真正接管流行趣味并支配，是王朔小說的流氓小說。王朔的處女作《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流氓主義的反叛，而另一半則在為此作道德忏悔。盡管主題曖昧，但北京流氓的形象已經呼之欲出。此后，他發表了一系列主題更加明确的小說，完成了流氓主義形象的文學塑造：精神分裂、行為恍惚無力，言語粗鄙而又聒噪，戲謔与反諷層出不窮，充滿自虐和他虐傾向；玩世不恭和扭曲的道德痛苦互相交織在一起。
由于王朔的緣故，民間的流氓話語大規模涌入文學，成為推進俚語敘事和胡同美學的基石。王朔的“頑主”主要不是道德的叛徒，而是國家主義話語的叛徒，利用反諷瓦解了毛語，并且宣判了知識精英的死亡，從此，在中國的街頭巷尾，到處走動著王朔式的反諷性人物，言說著王朔式的反諷性話語。“痞子”成為最流行的公共形象。這是流氓美學對精英美學的一次重大胜利。痞子精神經過作家的界定和弘揚，最終成了普适的流氓話語。這是流氓主義彈冠相慶的時刻。
与流氓主義相比，精英主義是一种更加“崇高”意識形態，這种先天的道德优勢，令其有權對流氓提出“思想－道德”指控。但知識精英界對王朔主義保持了長期的沉默，直到1995年，人文精神大討論的發起者們才開始撰文彈劾流氓。學者朱學勤發表文章，尖銳批評王朔主義，稱其本質是“大院父輩消滅的市民社會，大院子弟再來冒充平民”，指控其有嚴重的作偽嫌疑。而王朔則反唇相譏，嘲笑知識份子的偽崇高和偽良知。在中年精英的傳統信仰和青年流氓的价值反叛之間，爆發了經久不息的話語冷戰。
二、受虐的精英主義
后毛時代最初的精英主義美學文本，涌現在朦朧詩的柔軟潮流里。舒婷所建构的母親影像和顧城營造的童話影像，恰好是同一母題的兩個維度，從不同的方向對“母親或“父親”發出天真而痛切的召喚。他們的“朦朧”言辭，開啟了撒嬌美學的嶄新時代。
舒婷的詩歌具備了撒嬌美學的各种基本元素：把國家（祖國）幻化為“母親”，然后以排比修辭的手法展開“宏大抒情”，其中充滿了“我”（詩人的自我鏡象与人民鏡象的疊合）的諸多隱喻──“花朵”、“胚芽”、“笑窩”等等。這些細小而优美的農業時代意象，都是被用來反襯祖國的偉大性的。同時，這其間隱含著一种熾熱的期待，那就是來自“母親”的犒勞和獎勵。這是一個“文化儿童”所夢寐以求的身份理想。
舒婷詩歌是一個幽怨的先導，其后，在“反思文學”的敘事中，“父親”和“母親”的形象開始大量涌現，他們的“死亡”与“再生”（如電影《生活的顫音》），构筑了語義微妙的寓言，暗示著新國家和新精英的复興。
張賢亮的《牧馬人》（1981）是新精英主義的范本，它旨在确立富有國家理想的知識份子形象，同時又空前熱烈地在小說中展開撒嬌敘事。一個被迫害得死去活來的知識精英，始終保持著對“母親”的熱愛和堅貞。這正是當時最動人的道德母題：你弄疼了我，可我依然愛你。這种受虐倫理長期被視作“真善美”的重要尺度，它借助一個自虐的勞改犯的獨白，發出對暴力源泉的盛大贊美。著名導演謝晉改編并拍攝了《牧馬人》，對這种精英道德作了更加徹底的視覺詮釋。
前政治棄儿的傷痛史，打開了“道德啟蒙”的美妙道路。中年知識精英曾經飽嘗政治風暴的電擊，由此獲得大量的苦難經驗，并展開受虐式啟蒙和施虐式救世的崇高歷程。在以后的二十年間，他們的地位不斷擢升，被文聯（作協）主席、政協委員和某某代表的頭銜所擁抱，成為名副其實的“高端人士”，但他們卻仍然是平民利益的代言人，占有大量“良知”資源，不倦地“啟蒙”著大眾的“昏昧”靈魂，由此构筑了中國文化的諷喻性景觀。
三、犬儒化的“人文精神”
1989 年之后，新保守主義的呼聲開始在中國學術界回響，知識分子紛紛從現實關怀大步后撤，由“大濟蒼生”轉向“獨善其身”，由“周易熱”躍入“國學”和“國術” 的領域。1991年《學人》創刊，成為“新國學”的重要据點，并開啟了“國學”類雜志的先河。隨后，《中國文化》和《東方》等相繼問世，加上原有的《讀書》，一种“曲線關怀的聲音彌漫著整個知識界，宛如一場聲勢浩大的學術合唱。〕
几十年來，中國知識界首次用“國學”一詞來命名它所投身的知識體系。這決不是一個偶然現象，而是學術精英轉型的關鍵性標志。這場學術自救運動并未把知識界引向批判立場，而是引向學術皈依（和解、談心、妥協、共識、合作、填表、契約、考核、晉級、授權和資源的分配与獎勵）的主流。鑒于技術官僚領導下的國家主義和學院學術的結盟，獨立民間的學術理想成了幻影。大多數學術精英行進于官僚化的康庄大道。但知識分子的表情卻變得越來越“曖昧”、“灰色”和富有“彈性”，仿佛人人都變成了“柔性反抗”的話語英雄，并且都在從事“體制內改造體制”的偉大工程。這种“學術犬儒主義”令知識界的舉止變得愈發可疑。
在灰色學術面具掩護下，發表在上海文學上的《曠野上的廢墟》（1993）一文，加上第二年《讀書》雜志的几篇觀點粗疏的對話，點燃了“人文精神大討論”的火焰，以表達知識分子抵抗市場自由主義和找回話語權力的信念。但這場簡陋的學術紋身運動，并無太多實質性的意識形態收獲，而它的某些發起人卻合乎邏輯地轉型為學術書記和知識長官。
大討論的另一個“副作用”，就是知識精英的“左”与“右”的話語分裂。其中“新左派”作為一种全球性左翼思潮的分支，成為九十年代在野國家主義的主要言說者。從批判當下自由資本主義的立場出發，他們展開了政治理念的全面重构，其中一些文章的風格酷似毛時代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語體，仿佛是一次毛式話語的戲劇性回聲。但他們的公共言行大多僅僅指涉西方霸權，其中一些人拿著山姆大叔的護照或綠卡，大義凜然地扮演著美國的海外反對派的悲壯角色。
而在另一方面，“人文英雄”譜系的營造工程也變得熱烈起來。重塑人文英雄，尋求更符合理想的道德樣本，成為九十年代知識精英所從事的形象工程。辜鴻銘、陳寅恪、王國維、吳宓、錢穆、錢鐘書等人經過重新闡釋，變成疏离主流的國學英雄。另一方面，紅色知識分子李慎之、顧准、老舍、林昭、遇羅克和李九蓮等，也成為沉痛的道德風范。這兩個系列再現了知識精英“受壓－自立－反叛”的悲壯命運。
這是相當复雜的欲望表達運動，滲透著各种難以言狀的目的。它既傳達出知識分子的正義信念，也充當了某些人的道德面具。當孫志剛案、黃靜案和各种征地案曝光后，新民粹主義匯入了思想口紅的譜系；為自由資本護航的經濟學人，被迫面對与權力共謀的普遍指責；在清算學術腐敗的名義下，方舟子式的紅衛兵話語在互聯网上大肆橫行……。所有這些都令當代思想文化格局變得曖昧不清起來。
四、“正義”呼聲下的民族主義
九十年代中期，《中國可以說不》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先后風靡了中國。与知識分子慣用的灰色話語不同，從個人經驗展開的政治敘事，令它們變得更富于閱讀快感，其間流露的民族主義立場隨即触發了對西方說“不”的話語洪流。這場運動最初受激于“太平盛世”的夸張圖畫，而后則演變成為一場聲勢浩大的愛國運動。
民族主義無疑擁有天然的道德优勢，它的所有政治語法都出自五四經典。近百年前，在國家嚴重積弱的時局中，深受西方自由主義熏陶的留學知識份子，被卷入了強大的民族無意識運動之中。他們的价值只有響應本土的价值召喚后才能獲得認同。他們甚至羞于談論個人解放和思想自由。這种態勢壓抑了西方自由主義在中國本土的健康生長，并把大多數知識份子推向了激進民族主義的道德前線。五四運動的“火燒
和“打倒”模式，也為百年后的新民族主義提供了卓越的榜樣。
全球化高壓下的文化自衛，乃是民族主義的重大使命。但極端化的民族主義總是拒絕多元主義立場，它熱衷于用自閉排它的國粹主義去取代西方的文化霸權。耐人尋味的是，几乎所有的極端民族主義者都同時兼具了种族主義、大漢主義和本鄉主義的多重身份。
在民族主義的“愛國”呼聲下，以意識形態的合理性為后盾，大批“民族憤青”放棄了國際公認的人類道德基准（如“日內瓦公約”所做出的法理約定），轉而為無辜美國平民的大規模死亡熱烈叫好。911事件之后，彌漫中國的是普遍的幸災樂禍，BBS上爆發出一片歡呼的聲浪。民族主義變得日益狹隘和喪失理性，露出了非人性的失血面容。美國人殺人一定是非正義的，但殺美國人卻一定是正義的。這是極端民族主義的雙重邏輯。這种邏輯還支配了對伊拉克戰爭等所有國際沖突的判斷。
在2004年希腊奧運會上，張藝謀把民族主義推向了它的粉紅色高潮。越過膚淺的“中國元素”（旗袍、二胡、京劇、燈籠、高蹺和茉莉花歌等），那些大腿裸露的年輕女人，向全世界放肆地兜售著本土情欲。所有觀眾都為此花容失色。由于這場全球性形象廣告，中國民族主義喪失了最后的道德王牌。
一聲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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