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余杰：吳征為什么惱羞成怒？

【大紀元3月23日訊】最近，剛剛完成陽光四通与新浪并購的大富豪吳征先生麻煩大了。

這位一向被人視為資本運作高手的三十五歲的上海人，不僅在网上被人指為企圖掏空新浪，而且其學歷、經歷和人品都被人打上了個大大的問號。香港媒體和內地网站紛紛披露說，新浪聯席主席吳征不僅兩個博士學位(包括复旦大學的博士學位)是假的，而且曾在美國做保險銷售員時因欺騙保險的客戶被告上法庭，最后被保險公司開除，之后在美國圣路易亞裔共和党擔任一個領導職位的吳征卷走了該協會的全部資金云云。

一石激起千重浪。一時間，网上和業界充斥了有關吳征的种种“飛長流短”。陽光四通就此專門發布通告稱，這是“造謠中傷”，而且“有別于一般的造謠中傷，是有組織的進行的”。然而，聲明并沒有涉及任何具體的事實。在聲色俱厲的譴責的背后，我發現了一种微妙的心虛。

不久，前來北京出差的吳征接受了《北京青年報》記者的“獨家專訪”。吳征憤憤不平地說：“這是‘形象謀殺’！”他聲稱，互聯网為紳士對話提供了一個平台，也為潑皮耍賴提供了一個平台，對于像這樣惡毒的人身攻擊，他的策略是盡量少去回應，避免降于与這些人一樣無聊。

而我最關心的還是學歷的真偽問題。就最單純的角度出發，我本人的學位是在北大經過了八年的苦讀才得到的，我當然不能容忍那些根本沒有走進過校園的家伙堂而皇之地拿著假學位、假文憑到處糊弄人。在一個假文憑滿天飛舞的社會里，久而久之，真文憑也會受到怀疑，真可謂“假作真時真亦假”。這就直接傷害了每個人的利益。

那么，吳征先生持有的究竟是怎樣的一种文憑呢？在此次訪談中，吳征終于透露了某些關于文憑的信息，他對記者說：“我的基本策略是‘瘋狗咬我一口，我還能咬瘋狗嗎？’很多東西都是不攻自破的。……他們說我的博士是假的，這是編造的。授予我的美國博士學位的學校是經營遠程教育的大學。那時我已經工作了，沒有辦法去住校上學，而又覺得自己需要多一些在金融与商務方面之系統訓練，所以選擇了遠程教育。我不但畢業還因論文优秀得了個獎，遠程教育有什么錯？！遠程教育在网絡時代將更為時興。在我的履歷表上，我從未避諱過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巴林頓大學，而未寫過‘哈佛’、‘哥倫比亞’之類的，如果編造那些大學會更好看一點吧。至于說，該校的网址上沒有設博士學位的說法，我這里下載的中文网址是有的，而且我是六年前在那里上學，學校因為師資力量的原因調整學位的設置，原來設置的學位現在不設置了有什么奇怪的呢！”

這一段談話的觀點，我實在不能苟同。吳征把別人對他文憑的質疑置換成對整個遠程教育的否定，耍了一個小小的障眼法。在我看來，文憑只有“真”和“假”兩种，不存在某种曖昧的“不真不假”的文憑。吳征在替自己辯解的時候，居然使用了“瘋狗”這樣辱罵對方的詞語。于是，我只好用“惱羞成怒”這個詞語來形容他的反應了。“惱”与“羞”是最初的情緒，然后出于自我保護的天性，立刻轉化成“怒”——不是走向反思、忏悔和道歉，反而居高臨下地斥責那些說出真相的人，甚至恨不得拔刀相向、“殺人滅口”。當然，最見不得陽光的那一部分，在沒有意料的情況下突然被別人抖了出來，誰的心里也不舒服。就好像幼儿園里的孩子拉屎拉到了褲子里，突然被另外一個小朋友發現，并高聲宣布。這個時候，老師和同學們都注視著這個犯了錯誤的孩子，而這個孩子會有怎樣反應呢？他不會說“對不起”，而只會先聲奪人地嚎啕大哭。

一個人一旦憤怒，就容易失去控制，說出平常不會說出的、也令自己日后后悔的“真話”來。在上面的那段聲色俱厲的分辨和反駁里，我發現吳征先生使用的是一种相當奇怪的邏輯：你們不是說我造假嗎？那么，我為什么只造假說我是名不見經傳巴靈頓大學的博士，而沒有造假說我是鼎鼎大名的哈佛、耶魯的博士？以我的智力水平，怎么會連造假也造不到位呢？因此，這不從反面說明了我的誠實嗎？

讀到這里，我不禁笑出聲來：這种低級的邏輯錯誤，連普通的小學生也不會犯——難道一個被指控犯了盜竊罪的犯人，在法庭上會堂而皇之地為自己辯解說：法官大人，您看那邊還有一個殺人犯呢，他多殘忍、多凶惡啊！跟他相比，我只是搶了一點毫不值錢的小東西而已。我的罪過簡直就可以忽略不計。法官大人，我沒有罪啊！您放了我吧！

法官會接受他的申辯嗎？

吳征的意思是說，要造假就要造出一個彌天大謊出來，撒了一個小謊就不算是撒謊了。吳征口口聲聲說“遠程教育有什么錯”——誠然，遠程教育沒有錯，而且也正像他所說的那樣，遠程教育必然是今后的發展方向。但是，我們有沒有權力追問：巴靈頓大學給學生提供的究竟是怎樣的一种“遠程教育”呢？

首先我們要了解美國的教育體制。美國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教育也是商業的一個重要部分。美國有哈佛、耶魯等世界第一流的名校，也有更多的“野雞大學”。許多美國人的電子郵箱里經常會收到這類“野雞大學”的垃圾郵件。比如說，繳納六十美元就可以郵寄來一份學位證書。這比到北大門口去找那些賣假文憑的販子還要方便。

巴靈頓大學隸屬于一家网絡教育公司，該公司是一九九一年由一個十九歲的美國少年貝廷格創辦的。這個小小的公司居然擁有類似的“大學”共有十家之多，巴靈頓不過是其中之一。巴靈頓大學在自己的英文网頁上承認：“巴靈頓大學沒有被美國教育部的任何机构認可。”而這家擁有十個學校的网絡教育公司總共只有十五個雇員管理，也就是說，每個學校的“工作人員”只有一個半人。這就是吳征所說的“師資力量”——也許，跟他聯系、并“指導”他學業的“導師”，就是一個自己也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毛頭小伙子呢。

“巴靈頓大學”所在的美國亞拉巴馬州的高等教育委員會專員說：“巴靈頓大學既沒有得到美國教育部的認可，也沒有得到亞拉巴馬州教育局的認可。他們注冊的是盈利性商業公司，他們提供的教學內容沒有學術監督。”這位官員還介紹說，在美國，任何人都可以注冊一個商業公司，然后提供教育服務，“你可以說自己是碩士、博士，也可以頒發各种學位，但是沒有人承認這些學位。”

為了吸引中國留學生（說到底是賺他們的錢），巴靈頓“大學”還建立了專門的中文网頁，以“不需要托福和其他考試成績”、“不需要入學考試”等“优惠”條件來吸引中國留學生生（由此也可以推測，中國留學生的“市場”有多大）。我想，以吳征卓越的智力，他是不會“受騙”的，他只會騙別人——他曾經在一家美國保險公司里工作，他本人被客戶以欺詐的罪名推上過被告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選擇巴靈頓大學不是“沒有理由”的，用中國的一句老話來說，就是“周瑜打黃蓋，一個愿打，一個愿挨”。他与巴靈頓這所野雞學校之間達成了某种“默契”，倘若不是這种野雞學校，他能夠如此神速地獲得“博士”學位嗎？一個學分一個學分地積攢、一篇論文一篇論文地撰寫，吳征先生有這樣的閑功夫嗎？

事實真相就這樣簡單而明了。誰是騙子，也許用不著我多說了。但是，一個更有意思的問題是：吳征為什么如此惱羞成怒呢？因為他的商業活動許多都在美國。美國是一個以信譽為生命的地方，不像在中國是一個騙子橫行的王國，騙子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還可以東山再起——如巨人集團的史玉柱，在“腦黃金”騙局破產之后，又轟轟烈烈地搞起“腦白金”來。在像美國這樣一個成熟的契約社會里，誠信不僅是道德要求，而且也是商業准則。個人學歷的真偽事小，但作為一個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的聯席主席，吳征如果公然造假，就會直接影響到公司的股票价格。去年，李嘉誠的儿子、“小超人”李澤楷，也是因為沒有獲得大學的學位而謊稱已經獲得，而被媒體曝光，立刻導致盈科的股价下跌。眼看著腰包里的錢像沙漏一樣越來越少，吳征焉能不惱羞成怒？腰包的縮水比名聲的受損更讓他暴跳如雷，以至于作出失態的應對來。

就在网絡上熱火朝天地討論這一事件的時候，傳統媒體卻大多保持沉默。有一位大報的編輯告訴我，報社老總在會議上說，吳征是楊瀾的丈夫，楊瀾是申奧大使，揭吳征的短也就是傷害楊瀾，也就是給中國抹黑，所以還是不要報道。我更是覺得莫名其妙：這是什么強詞奪理的“擔懮”——第一，吳征是吳征，楊瀾是楊瀾，他們雖然是夫妻，但又都是具有完全的行為能力的成年人。他們各自對各自的言行負責，豈能“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或者“一人犯罪，株連九族”？難道因為楊瀾曾經“為國爭光”，我們就得對吳征實施“一級保護”？這難道不是另一种“株連”制度嗎？難道我們今天還得接受“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丑惡現象？第二，在法律和道義面前，人人平等。不要說吳征了，即便是楊瀾本人，假如真有弄虛作假、營私舞弊的行為，我們也不能因為她當過申奧大使、給國家立下過汗馬功勞，就對她“网開一面”。“將功折罪”的事情只會出現在傳統的“人情社會”，而有違現代法治精神。倘若如此，法律的尊嚴、道義的力量何在？

自己种下的果實，再苦自己也要品嘗。吳征先生，勇敢一點吧。

（附記：在我寫完這篇文章之后不久，吳征辭去了新浪的職位，還發表了一篇冠冕堂皇的“辭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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