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5日訊】修訂前言
本文提交2004年4月16日召開的“五地區農民罷免活動研討會”被与會者認同。會后，我根据學者們的對本文的評論再作修訂。
王俊秀認為，原文對2004年似成為“農民罷免年”的提法不妥，應改為“公民罷免年”，則可与“2003年的公民維權年”一致。我意為，當前失地農民被侵權受害最深，由于他們是完全徹底的無產者，最富有革命的徹底性，所以万民罷免的憲政壯舉始肇于求生存的窮苦農民當中，故仍用“農民”一詞以示特指。
高續增認為，“農民罷免年”的提法易生歧意，會惹來不必要的麻煩。”看來原提法有失偏頗，似有以點蓋面之嫌。人大代表既然是由公民選舉的就當然有提出罷免的權利，各地畢竟有著更多的農民擁護的好干部，不需要罷免，且也罷免不了。商得王俊秀意見，改為“農民憲政年”似更准确。
李柏光認為，“‘万民折’的提法不妥，有向皇帝呈‘折子’的封建意識之嫌，与憲政相悖，應改為《公民聯署書》。”我覺“万民折”只是通俗形象的表達“由万人簽名的聯署書”這一較為繞口的新詞，“万民折”是百姓喜聞樂見的名詞。況且，“万民折”就是向全國人大提交的“万民狀”，無礙憲政大雅，沿用“万民折”有其歷史的傳承与厚重，更能表達現今的民心所向，使這一在近百年的社會變革中已經不用了的古老名詞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劉力群（長期從事我國歷次改革方案設計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指出：“自古以來，我國農民歷來都是‘求生存，殺貪官’。如今卻是‘求生存，學憲法，罷貪官’，這是歷史的進步。這几個地區的農民憲政活動給全國帶了一個好頭。”
正文：
本文敘述2004年3月1日深夜，我和農民張友仁為躲避唐山警方前來追繳由13283名失地農民聯署（其中2000個簽名因警方打壓而未能送到）將要送交十屆二次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的《万民聯署要求罷免唐山市委書記張和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動議書》而出逃以后的情況。同時，河北省秦皇島和福建省的几個市縣相繼發生上万失地農民聯署要求罷免當地党政領導人，盡管均被警方打壓而夭折，但這一切表明，繼2003年「公民維權年」之后，2004年有望成為更高層次的“農民憲政年”。
上月，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加強行政執法監督，促進嚴格執法、公正執法和文明執法。實行執法責任制和執法過錯追究制，完善并嚴格執行行政賠償制度，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政府的一切權力都是人民賦予的，必須對人民負責，為人民謀利益，接受人民監督。只有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懈怠。」這一提法充分說明，官員不再是人民的「父母官」，而是人民的「公仆」，受人民監督。
万民折”引起海內外各界關注
在逃亡的顛沛流离中，我撰寫了《万民聯署要求罷免的紀實──京城大逃亡日記》。3月4日清晨，我潛回城里連同“万民折”一起打印成文，用特快專遞發送給全國人大吳邦國委員長，并上网發給全國人大會議秘書處。
3月5日傍晚，我回到門頭溝的臥龍崗山下的一個倉庫。因室內寒冷，用炭火取暖，不慎煤气中毒，頭發被燒焦。我在極度痛苦中，用頭猛烈撞牆并咬開半個舌頭而昏死過去10余個小時。由于張友仁遠离炭火而中毒較淺，他在昏迷之中滾落在地，光著身子奮力爬出房間而躺在公路上，差一點被川流不息的大卡車壓著。凌晨被110巡警車發現而叫來120急救車把我倆送到醫院輸氧搶救，死里逃生。我的舌頭被縫了8針，醫生開了轉院單要我倆去301醫院作高壓氧倉治療，以免留下煤气中毒的后遺症。由于我倆已暴露在110巡警的視線下，為防警察找來醫院查驗身份，清晨出院后乘地鐵到了50公里以外的東郊通州區農村，躲藏在那里的一個洗浴中心。
我作為“兩會”期間的“在逃犯”，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而斷絕了与任何朋友的聯系，只与法律圈外的張耀杰先生單線聯系。趙岩和李柏光從网上看到張耀杰的《緊急呼吁》，得知我遇到生命危險而積極向北京警方報案，以制止唐山警方繼續追捕。3月7日上午，我給趙岩打了電話，趙岩和李柏光立即赶到京郊通州區偏遠農村，見我舌傷難以進食和說話，就把張友仁接走藏匿起來，把我送回家，以便次日能去醫院治療。因張友仁給唐山家中打電話暴露其方位，3月19日唐山警方把張友仁從李柏光家抓獲并押回唐山。
我出事后，張思之、王俊秀、蕭瀚、劉力群、張祖樺、于建嶸、王均、李健、王志強、覃旭、周永德、張星水、王麗華、陳曉東、張偉國等不少好友和蔣彥永、浦志強、胡星斗、百華、林佳、唐青、方媛等讀者向我熱情慰問，一些媒體紛紛報道，影響很大，在此深表謝意。
兩個月來的情況
3月16日，全國人大會議閉幕后，蹲守監控在我家門口的10來個唐山警察和3輛車已不再出現，我的人身安全不再受威脅，心情好轉。
我因煤气中毒后遺症和頭撞牆的腦震蕩后遺症，一直頭痛和昏沉，每天吸氧緩解不少，記憶力逐漸恢复，由于傷口很深，縫合后的血管和神經已錯位，舌前部疼痛、麻木、發硬，好在傷口已經愈合，可以正常說話、吃飯，因失血過多驟減的13斤體重正在恢复。
3月12日，中國改革雜志記者趙岩告訴我，他打電話到唐山市丰南區公安局詢問關押侯青林的情況時被告知，其罪名是“擾亂社會秩序”、“妨礙公務”。趙岩問，侯青林剛到北京，在旅館睡覺被抓捕，他擾亂了哪里的社會秩序和妨礙哪里的公務？警方不予回答。趙岩了解到關押侯青林尚未辦理任何手續，譴責警方執法違法。
后來，我從网上看到，“記者方媛打電話到丰南區公安局看守所詢問，對方表示關押侯青林的理由是非法集資一万元。”其實，在万人聯署要求罷免唐山市委書記張和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時，每位自愿簽名的農民，向收集簽名的農民代表自愿捐出三、五元錢，作為活動經費，不少農民只捐了五角錢甚至捐不出錢，實際收集到的捐款約4000元。長期以來，向廣大農民亂收費、亂攤派、亂集資的“三亂”盡管屢禁不止卻并沒有誰因此而被捕，農民為維權而集資上訪告狀卻成非法集資要治罪了。好在侯青林被拘留15天后釋放。
在各方的關注和呼吁下，唐山警方終于釋放全部進京呈狀的農民代表，只有張有仁、喬占科仍被“雙規”在醫院。唐山進京呈送“万民折”的10位移民代表中有5名中共党員，其中喬占科是副鄉長、張有仁是鄉司法所長、柴廣是大隊党支書。“万民折”的簽名者中有不少党團員，這莫非也是一場党內斗爭。毛澤東指出：“党外有党，党內有派，歷來如此，各种社會思想和問題，無不反映在党內。”
警方大規模偵查“万民折”
3月31日傍晚，我接到進京呈狀被抓回去的農民代表之一、灤南縣坨里鎮四新庄耿國憲的電話。他說，近來公安局、安全局分別在唐山6縣區大規模調查和偵查“万民折”簽名和進京呈送過程，許多簽名的農民及其收集簽名的農民代表紛紛被叫到當地派出所或鄉政府詢問筆錄，要他們坦白交代，互相檢舉揭發，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前天晚上10點多，他在睡夢中被警察從被窩里叫起來，帶到派出所詢問筆錄。
警察問：你們是怎么認識趙岩和俞梅蓀的？當初趙和俞是怎么來唐山丰南區，干了些什么？罷免張和的動議書是誰起草的？農民廣泛自愿簽名和集資是怎么收集的？有哪些人參加，散發了什么材料？你們到北京都找了誰？（注：他們2月28日到京，29日被抓回去）
耿國憲說：“我對警察說，我們維權上訪已8、9年，你們除了打我們，抓我們，從不關心我們的死活。這次到北京是依法維護自己的權利。我們上訪那么多年，張和無論作為市長還是市委書記，乃至省人大和全國人大代表，從不解決問題，省市縣各級政府及其信訪辦、移民辦等有關部門一直你推我，我推你，敷衍搪塞。張和已代表不了我們2万多農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我們要罷免他。這難道錯了嗎？！這是我們老百姓的權利，我們是按憲法做的，沒有違反任何法律。你們各區縣的警察憑什么介入調查，立案偵查？！難道我們農民就沒有人權了嗎？！俞梅蓀上次來唐山，是給我們講法治課，向我們提供法律咨詢。”
他還說：“這几天，大家分別被叫去派出所詢問筆錄，有不少人在深更半夜被叫去，誰不緊張啊！肯定是上面哪一個領導要追查了。先前听說張和被雙規（注：官方的新華网上還說唐山許多農民為此大放鞭炮），現在看來張和還在台上。”他說，在被重點打壓的農民代表中，也有因害怕而向警察“坦白交代”的。
我說：“他們面對專政的威脅利誘，有的甚至身陷囹圄，難免說一些違心話，大可不必苛求。況且我們又沒有干任何違法的事，更沒有什么見不得人的。警察問什么，你們只管照實說，不必与其抗爭，以免再受皮肉之苦，弄不好還得勞改勞教，動輒2－3年，實在犯不著啊！”他十分贊同。
他正在起草《為什么農民上訪被警察干涉》的告狀信，近日寫完后即來北京送交司法部和求是雜志社。他初中文化，曾獲全縣語文比賽第一名。他大概以為這兩個單位都是公安部門的上級机關。
百車窮追農民鬧京城
由于耿國憲尚未見到我發在网上的《万民聯署要求罷免唐山市委書記張和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動議紀實──京城胜利大逃亡日記》，我把其中“1月27日至2月28日，万人動議書的產生及進京呈狀的經過”一章節念給他听，要他照此如實回答警察。當我讀到：“一些干部和警察發現移民代表出走了，……6縣區的3級干部和大批警察，分別傾巢出動向北京跟蹤追擊而來，其各种車輛加在一起有數十輛。”他補充道：“2月29日深夜，我們在光明日報社旁邊的壽長街賓館地下室被警察包圍，次日押送回唐山時，就有42輛車。”我想，除去先已把侯青林、張豹押回唐山，還剩耿國憲、李鐵、侯春華、張金泉、柴廣等5人，42輛車則平均每人8輛車；加上之前押送侯、張兩人可能有10輛車，僅這些就達60輛。几天后，又有劉小燕等10多位農民來京上訪被抓回，又得几十輛車。（“灤南縣柏各庄鎮40歲的農婦劉小燕，在几十次的上訪中每次都被鄉鎮干部和警察毆打，現已致腦積水和腿殘。”引自万民簽名的《要求罷免張和……動議書》）。近日，我又看了警匪系列片《黑冰》的最后一集，其中大毒梟（王志文飾）被綁赴刑場槍斃時，只出動6輛警車。
3月1至7日我逃亡期間，鄰居見有10來個唐山警察和3至5輛車在我家日夜蹲守監控，要抓我和張友仁。我家住一層，半夜三更他們多次翻牆爬進我家小院，弄開窗戶，狗叫不止，嚴重擾民。他們包下我家對面的上海菜館里的一個能直視我家門口的單間為据點。鄰居說，被普通警察尊稱為“公安局長”和“檢察長”官銜的兩個頭頭多次前來督陣。7日晚，我回家時他們剛撤走，得知我回家，10日又來蹲守監控盤查，我拒絕回答張友仁的去處。11至14日，我見有桑塔納轎車，冀B－B8138（進京證第0011063，3月1日進京）是2月29日抓捕7位農民的那60輛之后又來的。還有兩輛新的奧迪高級豪華轎車，冀B－B0018和冀B－B6580的車前窗放著藍色“特證”，蓋著“唐山市屬机關保衛處公章”，大概是特別通行證，似比“進京證”更加高級而可不受監督限制的專用警務車。白天我見有4個年輕力壯的便衣警察在車上打瞌睡，傍晚有10來個便衣警察在那個包間据點里吃飯。晚上還時時在我窗外窺探，還要保安員進屋看我是否在家。他們把張友仁的相貌特征告之保安員并要其協助抓捕，還懸賞2000元。
唐山6個縣區，再加其上級市和下級鄉，共3級政權的党委、政府、公安局、上訪辦、移民辦等有關部門傾巢出動，出人出車，似乎有近百輛（次）之多！也有不少其他省的失地農民進京維權上訪的，必有來自其地區的警察跟蹤追擊而來。
“兩會”期間，北京交通十分擁堵，5000位兩會代表委員一律乘坐大客車出行，卻有不少各地的警方輛車在大街小巷日夜風馳電擎，緊急追捕上訪農民。可見，究竟是誰在擾亂“兩會”秩序？是誰在擾亂“火樹銀花不夜天”的祥和市容？是誰在擾亂社會秩序？是誰在擾亂首都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喬占科重病“雙規”在醫院
喬占科的愛人黃貴梅在電話里向我哭訴道：“喬占科3月5日被帶去他退休前擔任武裝部長的丰潤縣仁各庄新庄子鄉政府‘雙規’。經多方請求，3月底才允許她去10里路以外的鄉政府探視。（所謂“雙規”是指對有問題的党員，在規定的時間和規定的地點交代問題，喬是党員，故為‘雙規’待遇而不必在看守所受罪，似是一种特權，但失去自由卻与關押無异）。由于壓力太大，4月初他突然吃不下，睡不著，頭劇痛，拖了好几天才被送進醫院，是腦血管硬化。現住在丰潤縣城關中醫院治療并繼續‘雙規’。”喬占科在我家的兩天給我的印象是，政策水平較高，說話不多很謹慎，是有素質的農村領導干部。
她說：“2月底，喬占科出走赴京，鄉干部和警察到我家日夜監控，不准上街，不准下地干活，不准离家一步。我著急害怕，緊張得受不了，3月11日与監控我的人吵起來，气得全身發麻，當場昏過去了，還不准去醫院看病。如今男人又重病在醫院，家里的2畝小麥無法澆灌返青水。沒人管我們的死活，沒地方說理，沒人与我說話，監控至今已經一個半月了，不知什么時候才能熬到頭啊！至今手和胳膊仍發麻，干不了活，我們已經折騰不起，活不下去了。”她算是找到一個能說說話的人，滔滔不絕，泣不成聲，反反复复地哀求我想想辦法，救救他們。她比秋菊更慘更無助，我愛莫能助，心如刀絞，熱淚盈眶。
耿國憲比秋菊更能干
耿國憲開口閉口說憲法，頭頭是道，運用自如；面對警方的強制高壓理直气壯，令我刮目相看。我問，你叫“耿國憲”是什么意思，這与“憲法”有什么聯系？他說，是耿直、國家、憲法這3個意思。他1955年生，父母受1954年發布的五四憲法影響，這是建國后發布的4部憲法中被公認為最開明的一部。不難想像，建國之初，百廢待興，欣欣向榮，人們多么向往以憲治國啊！可惜后來接連的政治運動，法治停滯了20多年。
耿國憲說，他平時努力學憲法，懂得一些法律知識。我告訴他，這次全國人大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增加的“國家……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等規定，這對你們農民更為有利。他表示要盡快找來學習。說到學習憲法的收獲，他覺起碼是能懂法而不違法，在被侵權時可以維權。
《秋菊打官司》這部膾炙人口的電影，喚起了一代農民的維權意識。10多年過去了，廣大農民被嚴重侵權而奮起維權的情況，已更為嚴重得多。我說，你比秋菊更能干。慷慨陳詞的他忽然沒話了，片刻后細聲細气地說：“你可別那么說，我還做得很不夠，以后還要起訴張和，請你幫忙呢。”与秋菊相比，使他不好意思了，想必秋菊是激勵他堅持上訪的偶像。兩年來，我深入觀察和參与的唐山、秦皇島、自貢3地約8万失地農民依法維權的悲壯場景，很有戲劇性，如能搬上銀幕則更具普法意義。
打壓不會長久
我從网上看到《張和把所有到北京上訪的農民都監禁起來》一文（送交人：唐山市委宣傳部2004年3月29日）寫道：“3月14日全國人大閉幕，張和連夜回到唐山，15日早上召集各縣、市、局、處一把手的擴大會議，張和指出，這是唐山的階級敵人勾結北京和海外反動勢力對他個人的攻擊。他命令唐山市安全局和公安國保大隊監听全市電話。一旦發現与外面勾結，通風報信的干部，立即開除公職。他對各區縣一把手下了死命令：不許再出現農民到北京上訪的現象，否則立即就地免職。唐山各縣市出現了恐怖气氛。警察在那些經常上訪的農民家24小時跟蹤監視，不許農民离家一步，咱唐山老百姓現在是人人自危……”
可見，唐山當局組織一切人力物力警力，把“万民折”作為大案要案來立案偵查。而且，把我作為与“唐山階級敵人勾結”的“北京反動勢力”的首要分子來偵查呢。一些官員對農民說：“俞梅蓀是反革命、反政府的。”有不少朋友為我擔心。其實，我為“万民折”已死過一回了，更是無所畏懼了。向貧苦農民提供法律援助是我作為以法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的神圣天職，為此而付出再大的犧牲在所不惜。
近來，唐山的鄉、縣、市各級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每天在网上搜索我和其他學者發在网上有關唐山罷免的文章，凡我在文章中提到的人，官員們都十分關注，成了“要犯”，有的電話被掐斷。警方一方面不敢隨便抓他們，另一方面不知日后怎么報复他們。我告訴農民們，如有問題就推到我身上吧，我愿為農民去頂罪坐牢。
4月仍有几十位唐山農民民在京上訪。他們已破釜沉舟，無所畏懼。況且，近日有的鄉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對投親安家的移民，發給2000元投親靠友費，國家早已把此款撥了下來，2万多移民中約有千余人應得此款。此番罷免似乎開始見一點成效了。
其實，殘酷打壓上訪維權農民，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地捂住其丑行，說明其外強中干。這是對人大會議剛剛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的“人權入憲”、“土地補償入憲”和中央一號文件的頂風作案，是不會長久的。
農民憲政意識的覺醒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歷次立法會議上，我多次聆听彭真委員長的諄諄告誡：“立法的關鍵在于執行。”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初，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的張友漁、顧明等我國法治建設的先驅者們大膽探索，開拓創新，殫精竭慮地制定的憲法和一系列重要法律，奠定了當代我國法治的基礎。如今，法治已深入人心，農民的憲政意識開始覺醒。當年，我有幸作為大師們身邊的工作人員參与其中。憶往事，思來者，感慨万千，欣慰不已。
3月31日，溫總理主持國務院學習憲法講座時強調說：“所有政府工作人員都要認識到，政府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必須對人民負責，為人民服務，接受人民監督。要嚴格按照憲法辦事，自覺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依法治國，最根本的是依憲治國；依法行政，最根本的是依憲行政。各級政府都要把憲法作為根本的行為准則，嚴格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可見，“依憲治國”和“依憲行政”是民心所向，眾望所歸。當今我國的憲政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現代社會文明的一個標志是以法治代替人治，為保障社會生活有序進行和公民基本權利不受侵犯，只有通過法律來維護公共秩序，人人必須遵守社會生活的行為規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對那些掌權者、司法者能否做到真正平等，才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標尺，有法不依甚至反其意而用之，結果只能損害政府和司法部門的職能与形象，是對法治的貶損和倒退。
今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能依法維權抗爭，上下求索。我國法治建設20年來解決了民可告官的觀念問題，這是民主政治的一大進步。至于能否告贏，或是越告越吃虧，將在法治建設的不斷完善中進一步解決。現在看來，各級政府和法院尚未具備依法行政的觀念、能力和條件，需要更多的失地維權農民代表們去執著追求，用血淚和生命來推動我國法治建設的歷史進程。我國不缺農民企業家，缺的是促進農民依法維權的帶頭人。歷史的前進，哪怕是最微小的一步，都需要千千万万的志士為之獻身。法治建設需要陣痛和長痛，需要不屈不撓英勇奮斗。
今年莫非是「農民憲政年」
唐太宗早在千年之前高瞻遠矚：「水能載舟，水亦覆舟。」失地農民人多勢眾，哀兵必胜，各級貪官污吏終將湮沒在民怨沸騰的汪洋大海之中。農民維權問題專家趙岩曾反覆強調：「這是目前解決社會危机，化解社會矛盾，可以防止秋收起義暴力革命的唯一出路，是社會成本最小且最為和平的辦法，是党和政府的最后一張王牌。党領導人民制定憲法，更要支持人民去執行憲法。」
3月以來，秦皇島市，福建省的福州市、福安市、閩侯縣等地相繼發生上万失地農民，在多年維權不成反而慘遭更嚴重的侵權之后，努力學習憲法和十六大報告，依照法律規定提出，要求罷免當地党政領導人的人大代表資格和行政職務的活動，使人耳目一新。可惜均被各地警方高壓監控截住，而使“万民折”未能出爐，不少維權農民代表因此紛紛被捕。
這一事件在海內外引起廣泛關注，這不是某几個人的作用，而是廣大失地農民的維權問題已成為事關國家的長治久安，人民的安居樂業的大問題。一些有理性良知的知識分子和廣大農民一起展開了一場依法維權与罷免的憲政活動。8年來，唐山失地農民上訪無門，起訴告狀無門，而且還要屢遭勞改勞教，反而受到更大的侵權，民怨沸騰。2004年初以來，唐山維權農民在我們這些法律人的幫助下，成功地向全國人大呈送“万民折”，把維權提升為依法要求罷免的憲政活動，盡管這比以往任何一次農民集體上訪的聲勢和影響都要大得多，但卻尚未有人被關押并勞改勞教的，官方的嚴厲打壓已經緩解，使解決這一老大難問題開始轉机，使得對依法維權已經絕望的農民重新恢复通過法律程序解決問題的信心，使已經激化的社會矛盾，不僅沒有爆發出來，而且還逐步走向理性、溫和、非暴力的法制化軌道上解決途徑，促進社會安定和法治建設的進程。
如何把复雜的具有爆炸性的政治問題轉變成為一般的法律問題，把各种矛盾和沖突納入法制軌道。在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的今日，唐山農民的維權与罷免的憲政活動，將為當前失地農民与官方矛盾日益尖銳的現實，探索一條新的和平解決問題之路。
回顧2003年各地弱勢群體的維權活動風起云涌，方興未艾，成果斐然，極大地推動了我國民主与法治的進程，被學者們興奮地稱之為「公民維權年」。2004年剛一開春，各地具有憲政意識的失地維權農民為求生存，求發展，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奮起反抗，要求罷免貪官污吏之壯舉一個接著一個，他們終于找到了徹底解決維權問題的出路。面對警方的殘酷打壓，他們前仆后繼，上下求索，樂此不疲。就目前形勢來看，2004年很有可能成為比去年更有意義的「農民憲政年」。繼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建立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華民族偉大复興百年奮斗所追求的憲政民主，莫非終于要在失地維權的農民中間起步發軔了嗎？！
心中常念農桑苦，耳里如聞凍飢聲。——溫總理引用的古詩
臥听衙齋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清，鄭板橋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王充《論衡》
本文修改完稿于2004年4月27日
參考資料：《追尋2000万元移民資金的下落─河北省桃林口水庫工程移民資金審計紀實》詳見國家審計署网站www.audit.gov.cn/cysite/docpage/ c167/200301/0123_167_3419.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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