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5日讯】修订前言
本文提交2004年4月16日召开的“五地区农民罢免活动研讨会”被与会者认同。会后，我根据学者们的对本文的评论再作修订。
王俊秀认为，原文对2004年似成为“农民罢免年”的提法不妥，应改为“公民罢免年”，则可与“2003年的公民维权年”一致。我意为，当前失地农民被侵权受害最深，由于他们是完全彻底的无产者，最富有革命的彻底性，所以万民罢免的宪政壮举始肇于求生存的穷苦农民当中，故仍用“农民”一词以示特指。
高续增认为，“农民罢免年”的提法易生歧意，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看来原提法有失偏颇，似有以点盖面之嫌。人大代表既然是由公民选举的就当然有提出罢免的权利，各地毕竟有着更多的农民拥护的好干部，不需要罢免，且也罢免不了。商得王俊秀意见，改为“农民宪政年”似更准确。
李柏光认为，“‘万民折’的提法不妥，有向皇帝呈‘折子’的封建意识之嫌，与宪政相悖，应改为《公民联署书》。”我觉“万民折”只是通俗形象的表达“由万人签名的联署书”这一较为绕口的新词，“万民折”是百姓喜闻乐见的名词。况且，“万民折”就是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万民状”，无碍宪政大雅，沿用“万民折”有其历史的传承与厚重，更能表达现今的民心所向，使这一在近百年的社会变革中已经不用了的古老名词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刘力群（长期从事我国历次改革方案设计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指出：“自古以来，我国农民历来都是‘求生存，杀贪官’。如今却是‘求生存，学宪法，罢贪官’，这是历史的进步。这几个地区的农民宪政活动给全国带了一个好头。”
正文：
本文叙述2004年3月1日深夜，我和农民张友仁为躲避唐山警方前来追缴由13283名失地农民联署（其中2000个签名因警方打压而未能送到）将要送交十届二次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的《万民联署要求罢免唐山市委书记张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动议书》而出逃以后的情况。同时，河北省秦皇岛和福建省的几个市县相继发生上万失地农民联署要求罢免当地党政领导人，尽管均被警方打压而夭折，但这一切表明，继2003年“公民维权年”之后，2004年有望成为更高层次的“农民宪政年”。
上月，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促进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实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制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监督。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这一提法充分说明，官员不再是人民的“父母官”，而是人民的“公仆”，受人民监督。
万民折”引起海内外各界关注
在逃亡的颠沛流离中，我撰写了《万民联署要求罢免的纪实──京城大逃亡日记》。3月4日清晨，我潜回城里连同“万民折”一起打印成文，用特快专递发送给全国人大吴邦国委员长，并上网发给全国人大会议秘书处。
3月5日傍晚，我回到门头沟的卧龙岗山下的一个仓库。因室内寒冷，用炭火取暖，不慎煤气中毒，头发被烧焦。我在极度痛苦中，用头猛烈撞墙并咬开半个舌头而昏死过去10余个小时。由于张友仁远离炭火而中毒较浅，他在昏迷之中滚落在地，光着身子奋力爬出房间而躺在公路上，差一点被川流不息的大卡车压着。凌晨被110巡警车发现而叫来120急救车把我俩送到医院输氧抢救，死里逃生。我的舌头被缝了8针，医生开了转院单要我俩去301医院作高压氧仓治疗，以免留下煤气中毒的后遗症。由于我俩已暴露在110巡警的视线下，为防警察找来医院查验身份，清晨出院后乘地铁到了50公里以外的东郊通州区农村，躲藏在那里的一个洗浴中心。
我作为“两会”期间的“在逃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而断绝了与任何朋友的联系，只与法律圈外的张耀杰先生单线联系。赵岩和李柏光从网上看到张耀杰的《紧急呼吁》，得知我遇到生命危险而积极向北京警方报案，以制止唐山警方继续追捕。3月7日上午，我给赵岩打了电话，赵岩和李柏光立即赶到京郊通州区偏远农村，见我舌伤难以进食和说话，就把张友仁接走藏匿起来，把我送回家，以便次日能去医院治疗。因张友仁给唐山家中打电话暴露其方位，3月19日唐山警方把张友仁从李柏光家抓获并押回唐山。
我出事后，张思之、王俊秀、萧瀚、刘力群、张祖桦、于建嵘、王均、李健、王志强、覃旭、周永德、张星水、王丽华、陈晓东、张伟国等不少好友和蒋彦永、浦志强、胡星斗、百华、林佳、唐青、方媛等读者向我热情慰问，一些媒体纷纷报道，影响很大，在此深表谢意。
两个月来的情况
3月16日，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蹲守监控在我家门口的10来个唐山警察和3辆车已不再出现，我的人身安全不再受威胁，心情好转。
我因煤气中毒后遗症和头撞墙的脑震荡后遗症，一直头痛和昏沉，每天吸氧缓解不少，记忆力逐渐恢复，由于伤口很深，缝合后的血管和神经已错位，舌前部疼痛、麻木、发硬，好在伤口已经愈合，可以正常说话、吃饭，因失血过多骤减的13斤体重正在恢复。
3月12日，中国改革杂志记者赵岩告诉我，他打电话到唐山市丰南区公安局询问关押侯青林的情况时被告知，其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妨碍公务”。赵岩问，侯青林刚到北京，在旅馆睡觉被抓捕，他扰乱了哪里的社会秩序和妨碍哪里的公务？警方不予回答。赵岩了解到关押侯青林尚未办理任何手续，谴责警方执法违法。
后来，我从网上看到，“记者方媛打电话到丰南区公安局看守所询问，对方表示关押侯青林的理由是非法集资一万元。”其实，在万人联署要求罢免唐山市委书记张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时，每位自愿签名的农民，向收集签名的农民代表自愿捐出三、五元钱，作为活动经费，不少农民只捐了五角钱甚至捐不出钱，实际收集到的捐款约4000元。长期以来，向广大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的“三乱”尽管屡禁不止却并没有谁因此而被捕，农民为维权而集资上访告状却成非法集资要治罪了。好在侯青林被拘留15天后释放。
在各方的关注和呼吁下，唐山警方终于释放全部进京呈状的农民代表，只有张有仁、乔占科仍被“双规”在医院。唐山进京呈送“万民折”的10位移民代表中有5名中共党员，其中乔占科是副乡长、张有仁是乡司法所长、柴广是大队党支书。“万民折”的签名者中有不少党团员，这莫非也是一场党内斗争。毛泽东指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各种社会思想和问题，无不反映在党内。”
警方大规模侦查“万民折”
3月31日傍晚，我接到进京呈状被抓回去的农民代表之一、滦南县坨里镇四新庄耿国宪的电话。他说，近来公安局、安全局分别在唐山6县区大规模调查和侦查“万民折”签名和进京呈送过程，许多签名的农民及其收集签名的农民代表纷纷被叫到当地派出所或乡政府询问笔录，要他们坦白交代，互相检举揭发，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前天晚上10点多，他在睡梦中被警察从被窝里叫起来，带到派出所询问笔录。
警察问：你们是怎么认识赵岩和俞梅荪的？当初赵和俞是怎么来唐山丰南区，干了些什么？罢免张和的动议书是谁起草的？农民广泛自愿签名和集资是怎么收集的？有哪些人参加，散发了什么材料？你们到北京都找了谁？（注：他们2月28日到京，29日被抓回去）
耿国宪说：“我对警察说，我们维权上访已8、9年，你们除了打我们，抓我们，从不关心我们的死活。这次到北京是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上访那么多年，张和无论作为市长还是市委书记，乃至省人大和全国人大代表，从不解决问题，省市县各级政府及其信访办、移民办等有关部门一直你推我，我推你，敷衍搪塞。张和已代表不了我们2万多农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我们要罢免他。这难道错了吗？！这是我们老百姓的权利，我们是按宪法做的，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你们各区县的警察凭什么介入调查，立案侦查？！难道我们农民就没有人权了吗？！俞梅荪上次来唐山，是给我们讲法治课，向我们提供法律咨询。”
他还说：“这几天，大家分别被叫去派出所询问笔录，有不少人在深更半夜被叫去，谁不紧张啊！肯定是上面哪一个领导要追查了。先前听说张和被双规（注：官方的新华网上还说唐山许多农民为此大放鞭炮），现在看来张和还在台上。”他说，在被重点打压的农民代表中，也有因害怕而向警察“坦白交代”的。
我说：“他们面对专政的威胁利诱，有的甚至身陷囹圄，难免说一些违心话，大可不必苛求。况且我们又没有干任何违法的事，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警察问什么，你们只管照实说，不必与其抗争，以免再受皮肉之苦，弄不好还得劳改劳教，动辄2－3年，实在犯不着啊！”他十分赞同。
他正在起草《为什么农民上访被警察干涉》的告状信，近日写完后即来北京送交司法部和求是杂志社。他初中文化，曾获全县语文比赛第一名。他大概以为这两个单位都是公安部门的上级机关。
百车穷追农民闹京城
由于耿国宪尚未见到我发在网上的《万民联署要求罢免唐山市委书记张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动议纪实──京城胜利大逃亡日记》，我把其中“1月27日至2月28日，万人动议书的产生及进京呈状的经过”一章节念给他听，要他照此如实回答警察。当我读到：“一些干部和警察发现移民代表出走了，……6县区的3级干部和大批警察，分别倾巢出动向北京跟踪追击而来，其各种车辆加在一起有数十辆。”他补充道：“2月29日深夜，我们在光明日报社旁边的寿长街宾馆地下室被警察包围，次日押送回唐山时，就有42辆车。”我想，除去先已把侯青林、张豹押回唐山，还剩耿国宪、李铁、侯春华、张金泉、柴广等5人，42辆车则平均每人8辆车；加上之前押送侯、张两人可能有10辆车，仅这些就达60辆。几天后，又有刘小燕等10多位农民来京上访被抓回，又得几十辆车。（“滦南县柏各庄镇40岁的农妇刘小燕，在几十次的上访中每次都被乡镇干部和警察殴打，现已致脑积水和腿残。”引自万民签名的《要求罢免张和……动议书》）。近日，我又看了警匪系列片《黑冰》的最后一集，其中大毒枭（王志文饰）被绑赴刑场枪毙时，只出动6辆警车。
3月1至7日我逃亡期间，邻居见有10来个唐山警察和3至5辆车在我家日夜蹲守监控，要抓我和张友仁。我家住一层，半夜三更他们多次翻墙爬进我家小院，弄开窗户，狗叫不止，严重扰民。他们包下我家对面的上海菜馆里的一个能直视我家门口的单间为据点。邻居说，被普通警察尊称为“公安局长”和“检察长”官衔的两个头头多次前来督阵。7日晚，我回家时他们刚撤走，得知我回家，10日又来蹲守监控盘查，我拒绝回答张友仁的去处。11至14日，我见有桑塔纳轿车，冀B－B8138（进京证第0011063，3月1日进京）是2月29日抓捕7位农民的那60辆之后又来的。还有两辆新的奥迪高级豪华轿车，冀B－B0018和冀B－B6580的车前窗放着蓝色“特证”，盖着“唐山市属机关保卫处公章”，大概是特别通行证，似比“进京证”更加高级而可不受监督限制的专用警务车。白天我见有4个年轻力壮的便衣警察在车上打瞌睡，傍晚有10来个便衣警察在那个包间据点里吃饭。晚上还时时在我窗外窥探，还要保安员进屋看我是否在家。他们把张友仁的相貌特征告之保安员并要其协助抓捕，还悬赏2000元。
唐山6个县区，再加其上级市和下级乡，共3级政权的党委、政府、公安局、上访办、移民办等有关部门倾巢出动，出人出车，似乎有近百辆（次）之多！也有不少其他省的失地农民进京维权上访的，必有来自其地区的警察跟踪追击而来。
“两会”期间，北京交通十分拥堵，5000位两会代表委员一律乘坐大客车出行，却有不少各地的警方辆车在大街小巷日夜风驰电擎，紧急追捕上访农民。可见，究竟是谁在扰乱“两会”秩序？是谁在扰乱“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祥和市容？是谁在扰乱社会秩序？是谁在扰乱首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乔占科重病“双规”在医院
乔占科的爱人黄贵梅在电话里向我哭诉道：“乔占科3月5日被带去他退休前担任武装部长的丰润县仁各庄新庄子乡政府‘双规’。经多方请求，3月底才允许她去10里路以外的乡政府探视。（所谓“双规”是指对有问题的党员，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乔是党员，故为‘双规’待遇而不必在看守所受罪，似是一种特权，但失去自由却与关押无异）。由于压力太大，4月初他突然吃不下，睡不着，头剧痛，拖了好几天才被送进医院，是脑血管硬化。现住在丰润县城关中医院治疗并继续‘双规’。”乔占科在我家的两天给我的印象是，政策水平较高，说话不多很谨慎，是有素质的农村领导干部。
她说：“2月底，乔占科出走赴京，乡干部和警察到我家日夜监控，不准上街，不准下地干活，不准离家一步。我着急害怕，紧张得受不了，3月11日与监控我的人吵起来，气得全身发麻，当场昏过去了，还不准去医院看病。如今男人又重病在医院，家里的2亩小麦无法浇灌返青水。没人管我们的死活，没地方说理，没人与我说话，监控至今已经一个半月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至今手和胳膊仍发麻，干不了活，我们已经折腾不起，活不下去了。”她算是找到一个能说说话的人，滔滔不绝，泣不成声，反反复复地哀求我想想办法，救救他们。她比秋菊更惨更无助，我爱莫能助，心如刀绞，热泪盈眶。
耿国宪比秋菊更能干
耿国宪开口闭口说宪法，头头是道，运用自如；面对警方的强制高压理直气壮，令我刮目相看。我问，你叫“耿国宪”是什么意思，这与“宪法”有什么联系？他说，是耿直、国家、宪法这3个意思。他1955年生，父母受1954年发布的五四宪法影响，这是建国后发布的4部宪法中被公认为最开明的一部。不难想像，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欣欣向荣，人们多么向往以宪治国啊！可惜后来接连的政治运动，法治停滞了20多年。
耿国宪说，他平时努力学宪法，懂得一些法律知识。我告诉他，这次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加的“国家……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规定，这对你们农民更为有利。他表示要尽快找来学习。说到学习宪法的收获，他觉起码是能懂法而不违法，在被侵权时可以维权。
《秋菊打官司》这部脍炙人口的电影，唤起了一代农民的维权意识。10多年过去了，广大农民被严重侵权而奋起维权的情况，已更为严重得多。我说，你比秋菊更能干。慷慨陈词的他忽然没话了，片刻后细声细气地说：“你可别那么说，我还做得很不够，以后还要起诉张和，请你帮忙呢。”与秋菊相比，使他不好意思了，想必秋菊是激励他坚持上访的偶像。两年来，我深入观察和参与的唐山、秦皇岛、自贡3地约8万失地农民依法维权的悲壮场景，很有戏剧性，如能搬上银幕则更具普法意义。
打压不会长久
我从网上看到《张和把所有到北京上访的农民都监禁起来》一文（送交人：唐山市委宣传部2004年3月29日）写道：“3月14日全国人大闭幕，张和连夜回到唐山，15日早上召集各县、市、局、处一把手的扩大会议，张和指出，这是唐山的阶级敌人勾结北京和海外反动势力对他个人的攻击。他命令唐山市安全局和公安国保大队监听全市电话。一旦发现与外面勾结，通风报信的干部，立即开除公职。他对各区县一把手下了死命令：不许再出现农民到北京上访的现象，否则立即就地免职。唐山各县市出现了恐怖气氛。警察在那些经常上访的农民家24小时跟踪监视，不许农民离家一步，咱唐山老百姓现在是人人自危……”
可见，唐山当局组织一切人力物力警力，把“万民折”作为大案要案来立案侦查。而且，把我作为与“唐山阶级敌人勾结”的“北京反动势力”的首要分子来侦查呢。一些官员对农民说：“俞梅荪是反革命、反政府的。”有不少朋友为我担心。其实，我为“万民折”已死过一回了，更是无所畏惧了。向贫苦农民提供法律援助是我作为以法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神圣天职，为此而付出再大的牺牲在所不惜。
近来，唐山的乡、县、市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每天在网上搜索我和其他学者发在网上有关唐山罢免的文章，凡我在文章中提到的人，官员们都十分关注，成了“要犯”，有的电话被掐断。警方一方面不敢随便抓他们，另一方面不知日后怎么报复他们。我告诉农民们，如有问题就推到我身上吧，我愿为农民去顶罪坐牢。
4月仍有几十位唐山农民民在京上访。他们已破釜沉舟，无所畏惧。况且，近日有的乡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对投亲安家的移民，发给2000元投亲靠友费，国家早已把此款拨了下来，2万多移民中约有千余人应得此款。此番罢免似乎开始见一点成效了。
其实，残酷打压上访维权农民，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捂住其丑行，说明其外强中干。这是对人大会议刚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的“人权入宪”、“土地补偿入宪”和中央一号文件的顶风作案，是不会长久的。
农民宪政意识的觉醒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历次立法会议上，我多次聆听彭真委员长的谆谆告诫：“立法的关键在于执行。”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张友渔、顾明等我国法治建设的先驱者们大胆探索，开拓创新，殚精竭虑地制定的宪法和一系列重要法律，奠定了当代我国法治的基础。如今，法治已深入人心，农民的宪政意识开始觉醒。当年，我有幸作为大师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参与其中。忆往事，思来者，感慨万千，欣慰不已。
3月31日，温总理主持国务院学习宪法讲座时强调说：“所有政府工作人员都要认识到，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要严格按照宪法办事，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依法治国，最根本的是依宪治国；依法行政，最根本的是依宪行政。各级政府都要把宪法作为根本的行为准则，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可见，“依宪治国”和“依宪行政”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当今我国的宪政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志是以法治代替人治，为保障社会生活有序进行和公民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只有通过法律来维护公共秩序，人人必须遵守社会生活的行为规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对那些掌权者、司法者能否做到真正平等，才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有法不依甚至反其意而用之，结果只能损害政府和司法部门的职能与形象，是对法治的贬损和倒退。
今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能依法维权抗争，上下求索。我国法治建设20年来解决了民可告官的观念问题，这是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至于能否告赢，或是越告越吃亏，将在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中进一步解决。现在看来，各级政府和法院尚未具备依法行政的观念、能力和条件，需要更多的失地维权农民代表们去执著追求，用血泪和生命来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我国不缺农民企业家，缺的是促进农民依法维权的带头人。历史的前进，哪怕是最微小的一步，都需要千千万万的志士为之献身。法治建设需要阵痛和长痛，需要不屈不挠英勇奋斗。
今年莫非是“农民宪政年”
唐太宗早在千年之前高瞻远瞩：“水能载舟，水亦覆舟。”失地农民人多势众，哀兵必胜，各级贪官污吏终将湮没在民怨沸腾的汪洋大海之中。农民维权问题专家赵岩曾反复强调：“这是目前解决社会危机，化解社会矛盾，可以防止秋收起义暴力革命的唯一出路，是社会成本最小且最为和平的办法，是党和政府的最后一张王牌。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更要支持人民去执行宪法。”
3月以来，秦皇岛市，福建省的福州市、福安市、闽侯县等地相继发生上万失地农民，在多年维权不成反而惨遭更严重的侵权之后，努力学习宪法和十六大报告，依照法律规定提出，要求罢免当地党政领导人的人大代表资格和行政职务的活动，使人耳目一新。可惜均被各地警方高压监控截住，而使“万民折”未能出炉，不少维权农民代表因此纷纷被捕。
这一事件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这不是某几个人的作用，而是广大失地农民的维权问题已成为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的大问题。一些有理性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广大农民一起展开了一场依法维权与罢免的宪政活动。8年来，唐山失地农民上访无门，起诉告状无门，而且还要屡遭劳改劳教，反而受到更大的侵权，民怨沸腾。2004年初以来，唐山维权农民在我们这些法律人的帮助下，成功地向全国人大呈送“万民折”，把维权提升为依法要求罢免的宪政活动，尽管这比以往任何一次农民集体上访的声势和影响都要大得多，但却尚未有人被关押并劳改劳教的，官方的严厉打压已经缓解，使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开始转机，使得对依法维权已经绝望的农民重新恢复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的信心，使已经激化的社会矛盾，不仅没有爆发出来，而且还逐步走向理性、温和、非暴力的法制化轨道上解决途径，促进社会安定和法治建设的进程。
如何把复杂的具有爆炸性的政治问题转变成为一般的法律问题，把各种矛盾和冲突纳入法制轨道。在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今日，唐山农民的维权与罢免的宪政活动，将为当前失地农民与官方矛盾日益尖锐的现实，探索一条新的和平解决问题之路。
回顾2003年各地弱势群体的维权活动风起云涌，方兴未艾，成果斐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主与法治的进程，被学者们兴奋地称之为“公民维权年”。2004年刚一开春，各地具有宪政意识的失地维权农民为求生存，求发展，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奋起反抗，要求罢免贪官污吏之壮举一个接着一个，他们终于找到了彻底解决维权问题的出路。面对警方的残酷打压，他们前仆后继，上下求索，乐此不疲。就目前形势来看，2004年很有可能成为比去年更有意义的“农民宪政年”。继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建立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奋斗所追求的宪政民主，莫非终于要在失地维权的农民中间起步发轫了吗？！
心中常念农桑苦，耳里如闻冻饥声。——温总理引用的古诗
卧听衙斋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清，郑板桥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王充《论衡》
本文修改完稿于2004年4月27日
参考资料：《追寻2000万元移民资金的下落─河北省桃林口水库工程移民资金审计纪实》详见国家审计署网站www.audit.gov.cn/cysite/docpage/ c167/200301/0123_167_3419.htm ）。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