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30日訊】 “通過瞭解情況，你認爲農民的情況怎麽樣？”
“我認爲農民的境況非常悲慘。裴家灣早在30年代末就是中共管轄區域的一部份，子洲縣的縣名，就是爲紀念中共西北創始人李子洲而命名的。1947年，在國民黨軍隊進攻陝北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曾在裴家灣的兩個村子住過一段時間。這裏的人民爲中共奪取政權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僅核准的烈士就有36名。沒想到中共政權現在竟這樣殘暴地對待支援、擁護過他們的人民，這樣橫徵暴斂。我看到他們很多人穿著不知是什麽年代的舊衣服，穿著質地低廉的衣服，穿著自家做的鞋，有的鞋前後已開著窟窿，蹲在地上，抽著旱煙，向我講述他們的苦衷。我又一次看到了龐大臃腫的官僚機構和貪污腐敗作風給他們帶
來的苦難。難道中共政權就是爲了割老百姓的肉而養肥自己嗎？”
“你知道拓佐忠的情況嗎？”裴家灣派出所的溫所長問道。他提到的拓佐忠，是一名退休的鄉幹部，住在裴家灣村，是這次農民上訪團的鄉代表，我們在裴家灣過了一夜，就住在他家。
“我知道一些，他很坦率地給我介紹了一些他家的情況。”我答道。
“你知道他兒子因犯搶劫殺人罪，被判20年刑，正在服刑嗎？”
“我知道，這與農民告狀有什麽關係呢？”
“他與共產黨有刻骨仇恨！”
“人有權愛有權恨。況且我看不出來他對共產黨有什麽特別的仇恨。他兒子犯法與他參加上訪團沒有必然的聯繫，也不能證明他參加上訪也違法。裴家灣有1萬2千多農民聯名上訴，難道他們都對共產黨有刻骨仇恨？真如果是都刻骨仇恨共產黨，那你們這個黨的性質就值得考慮了。”
“我們在薑家灣截住你，叫你下車，你爲什麽不下？”溫所長又問。
真是哪壺不開他提哪壺。“因爲你執行公務沒帶證件，要帶走我們又不出示傳喚證，我當然不能下車。”我看見我回答他的這個問話時，記錄員沒有記，我就指著記錄員問：“你怎麽不記呢？”
“我們認爲什麽該記就記，什麽不該記就不記！”溫所長大聲喊。
我說：“如果是這樣，這種記錄就不客觀，不能反映談話的真實情況，那它還能作爲什麽依據？要它幹什麽呢？”
“這裏我說了算，是你問我們還是我們問你？！”
“要是這樣，我就拒絕回答你提出的任何問題。”
從這之後約有半小時，我都默不作聲，不管溫所長如何提問，如何解釋，我都概不回答。後來又進來一位姓高的警官，是公安局的外事股長。他問清了怎麽回事，圓場說：“有些問題可記，有些問題可以不記，你一定堅持要記，那就記上吧。”於是把上面的問題又問了一遍，我又回答了一遍，記錄員一字一字地作了記錄。我接著對高警官說：“我看見你們大門裏寫著一條大標語：內強素質，外樹形象。象溫所長這樣的言行，素質不高，有損於你們的形象。爲了使我們的談話能更快更順利地進行，我看還是叫溫所長回避一下爲好。”
高警官顯得尷尬，他只好說：“能了，溫所長，你暫時去處理一下其它問題。”溫所長無奈地出去了。訊問繼續進行。
“你認爲你私自到裴家灣採訪違法不違法？”
“我再一次聲明，我到裴家灣是以個人身分去瞭解情況，不代表任何媒體。我不知道有什麽樣的法禁止我這樣做？也不知道這樣做犯了什麽法？我有知情權，有獲取和傳播資訊的權利。只要對方願意接受我們採訪，我傳播的資訊沒有失實，我認爲就沒有超出法律賦與我的權利範圍，就不違法。”
“如果是這樣，我就要告訴你，上邊已經規定，像裴家灣這樣的地方，不准媒體隨便去採訪，要採訪，必須單位開介紹信，到縣委宣傳部接洽，由宣傳部的人員引著去。”
傳訊暫告一段落。讓我在記錄上簽了字，按了手印。仍然不准我離開。負責記錄的年輕警官私下小聲說：第一次審這樣的案子，作這樣的記錄。你們有文化、有見識的人到底不一樣。我私下說，其實這不一定需要什麽高深的文化。裴家灣的農民許多人只有小學文化，甚至有的還是文盲，但他們能用法律的手段維護自己的權益，他們的法制意識、民主意識令我吃驚。相反，作爲政府執法人員的警察，法制紀律觀念竟然如此淡薄。我看讓裴家灣的農民來把這些警察換下去，會比這些人幹得好。
看來，子洲警方已通過電話與西安警方和我們單位聯繫上了，知道了我的基本情況。姓蔡的警官又走進來，坐在我面前，用右臂支著頭，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要與我非正式地談談。征得我的同意後，他問：
“你認爲共產黨怎麽樣？”
“腐敗透頂。”
“你想推翻共產黨嗎？”
“我反對共產黨的一黨專制！”
“你對共產黨什麽態度？”
“我已於1998年6月20日聲明退出中共。我的退黨書是在西安市公安局一處警察傳訊我時寫的。”
“你們要達到一個什麽樣的政治目的呢？”
“我希望建立一個多黨競爭的政治體制。”
“我們正式這樣問你、作記錄，你也這樣說嗎？”蔡警官似乎發現了他從未遇到過的重要情況，認真地問我。
“我也這樣說。”
於是讓記錄員記錄，將上述的話又問了一遍，我又重復了一遍。接著他們又問：“你參加過‘89’動亂、暴亂沒有？”
“我參加過‘89’民運！”
“什麽？‘89’民運？民運兩個字怎麽寫？”
“民主的‘民’，運動的‘運’。”
“‘89’民運的全稱是什麽？”
“全稱是‘89愛國民主運動’。”
“你在‘89’動亂中有過什麽行動？”
“我參加過遊行、捐款、簽名、貼標語，還在我簽發的節目中發過有關的消息。”
“有過打、砸、搶行爲嗎？”
“沒有。我的行爲都和平、理性、有序的。”
“你們當時呼喊的口號是什麽？”
“口號很多，主要的是‘反對官倒，清除腐敗！’‘反對新聞封鎖！’”
“‘6．4’以後，對你作過什麽處理嗎？”
“黨內警告處分，調離編輯記者崗位。”
“你現在還經常發表文章嗎？”
“發表。”
“都發表給哪些媒體呢？”
“國內外媒體我都寄發。國內媒體根本不採用。境外的媒體報道得多一些。這些媒體也採訪我，ＢＢＣ、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臺、法廣等，只要他們採訪我，能如實反映我的看法，我都接受採訪，披露事實，發表見解。”
“你現在怎麽看你做的這些事？”
“我沒有錯，我絲毫不後悔。”
第2輪訊問又結束了。又是簽字按手印。他們“暫時保管”了我的記錄本和照相機，並把我隨身帶的收音機翻來覆去的看，問我有無錄音、發射功能，在他們確信這只是單一功能的收音機後，將機子還給了我。
16日淩晨零點25分，兩位警察領著我們在公安局旁的一家小旅店裏住下。他們宣佈我已有行動自由，但不准離開，等待研究處理，有3位警察監視我的一舉一動。
16中午，子洲縣公安局外事股高股長，內保股劉股長要求我寫份書面材料，把在裴家灣的全部活動經過寫出來。我聲明，如是情況介紹可以，但決不寫什麽“交待材料”、“悔過書”、“認罪書”。這兩位警官私下不解地勸我：“你這麽大的年紀，這麽好的工作，這麽好的家庭，弄這些事幹什麽？”我回答說：“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任何一個有良知、有勇氣的人都會象我這樣做。”
17日14點多，我所在單位政治處的幹部和西安警方人員驅車從西安到達子洲，與我見面。我們與子洲警方告別，我離開被傳訊、被監視居住48小時的子洲公安局。19日中午，我被直接送回了西安家中。
我可能算是第一個在陝北榆林地區亮相的民運人士。我們的觀點和主張也許是第一次在偏遠閉塞的這個地區申張傳播。
──轉自《民生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