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30日訊】“赫爾岑的悲劇”之說法是我自己定義的。它概指赫爾岑作爲哲學家、政論家，由社會良心的代言人轉向唯物主義和革命的鼓吹者的過程。他萬萬沒想到，當然也沒看到，革命的結果換來的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專制，特別是哲學的專橫。在社會層面，也複現了他在《一個年輕人的隨筆》中的情形。而且那種情形不只是馬林諾夫市一個市的地方了，而是整個蘇聯，蘇聯人民成了不合倫理的制度與觀念的犧牲品。而且人民的第三隻眼睛盯的也不知是狗彘一般的一個省長，而是一大群（整體化）背叛了《共產黨宣言》的可恥的高官。近幾年出版的《來自上層的革命》一書，清楚地描述了這些，此不多述。
這，對於一個思想家來說卻是個悲劇，儘管他沒親眼看見！
赫爾岑是一個充滿激情的愛國者，但激情往往讓理論失去精確與公允。由於哲學的專橫，最終他所愛之國終於經過70年的所謂“強大”而陷入板蕩之秋。時至今天，車臣的槍聲仍以赫爾岑的年輕的同胞們的生命爲代價。
社會現實愈是失序與道德貧血，就愈使大思想家失去了彼岸性的追求。因《浮士德》之功力，他崇拜歌德，卻又因歌德不投入到戰爭當中去，而斷絕了與歌德的來往。他似乎爲友誼和愛情才對基督教感覺興趣。但功利的目標使他徹底否定了宗教。他稱黑格爾的哲學爲“革命的代數學”，但又十分瞧不起黑格爾主義者，甚至毫不留情地嘲諷他們。思想矛盾、人格矛盾交織在一起。
革命的狂熱性，終於使大思想家說出了後人幾乎不敢相信的話。在評價1848年法國革命時，他竟然說：“大混亂和大屠殺萬歲！死亡萬歲！升起那未來的旗幟吧！”
這似乎是預言列寧主義勝利的讖言，也是似乎是史達林時代“大清洗”的一個朕兆。
倘使赫爾岑地下有知，看到“大清洗”的場面，一定會氣得翻過身去；倘使那些被史達林的罪惡子彈送到“天堂”的亡靈，經過赫爾岑在“天堂”的門口時，他也會爲自己狂暴的叫喊而汗顔。
革命的後果不確定性與它天然的災難性，似乎從來沒被革命家們所認真考慮。因此，革命的民粹主義（即精英主義）最後還是造就一場場權力分肥的“亞革命”──這已是不爭的事實了，而且經歷這種“亞革命”的人還有不少活在世上。
俄國有，中國也有。他們該算活的歷史了！
控訴、審判固然重要，但是考慮革命的歷史邏輯更重要。如何結束“革命的習性”，遠比控訴、審判更重要。遺憾的是，這個涉到人性本質及其改造方向的真問題，從來沒被各種政治力量所仔細考慮過。是否能以“赫爾岑的悲劇”爲鑒，對於中國（漢語世界）的知識份子來說，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極其重大的問題。
“6．4”15周年快到了，有一部分人又如臨大敵，有一部分人又喧嘩鼓噪。但兩方機似乎誰也沒注意到“赫爾岑的悲劇”。
我對“6．4”問題的心情也是複雜的。但我聽一位參加過“6．4”並在此後（1994年，5周年時）受過牢獄之苦的朋友說：“學生們是唱著《國際歌》離開廣場的。”我震驚了！
這個歷史細節，足以讓我沈下心來考慮超乎“革命”的更重大的基本人性問題。
對“6．4”問題的看法，也是“圈內”一個“政治上正確”的重要標准。但是有兩問題，常讓我坐臥不安：
一是爲什麽那些領袖們（今版的赫爾岑們）能躲過血光之災？（且有準備地出逃了？）
二是在此前，中國近1億人的白骨能否計入社會成本？（他們是否可以忽略不計？）
第二個問題非常之重要，那就是：8年對日作戰，死亡（含流離失所而餓死、病死，非戰鬥人員非戰鬥死亡如平民遭轟炸）人數約1,500萬；三年內戰約死亡了2,500萬；毛時代大饑荒約死亡了6,000萬。這些資料不太準確（也沒包括被各種“亞革命”所消滅的生命），但是想一下：1億人的白骨是個什麽數位？什麽樣的空間堆積？
我不想也絕不能詆毀“6．4”期間爲中國民主化而獻出生命的可敬的學生們的亡靈。但無論如何，那1億白骨的代價絕不亞於學生們的白骨的代價。
如果此有有貴賤之分，那不僅是對1億人的污辱，也是對學生亡靈的污辱！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