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30日讯】“赫尔岑的悲剧”之说法是我自己定义的。它概指赫尔岑作为哲学家、政论家，由社会良心的代言人转向唯物主义和革命的鼓吹者的过程。他万万没想到，当然也没看到，革命的结果换来的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专制，特别是哲学的专横。在社会层面，也复现了他在《一个年轻人的随笔》中的情形。而且那种情形不只是马林诺夫市一个市的地方了，而是整个苏联，苏联人民成了不合伦理的制度与观念的牺牲品。而且人民的第三只眼睛盯的也不知是狗彘一般的一个省长，而是一大群（整体化）背叛了《共产党宣言》的可耻的高官。近几年出版的《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清楚地描述了这些，此不多述。
这，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却是个悲剧，尽管他没亲眼看见！
赫尔岑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爱国者，但激情往往让理论失去精确与公允。由於哲学的专横，最终他所爱之国终于经过70年的所谓“强大”而陷入板荡之秋。时至今天，车臣的枪声仍以赫尔岑的年轻的同胞们的生命为代价。
社会现实愈是失序与道德贫血，就愈使大思想家失去了彼岸性的追求。因《浮士德》之功力，他崇拜歌德，却又因歌德不投入到战争当中去，而断绝了与歌德的来往。他似乎为友谊和爱情才对基督教感觉兴趣。但功利的目标使他彻底否定了宗教。他称黑格尔的哲学为“革命的代数学”，但又十分瞧不起黑格尔主义者，甚至毫不留情地嘲讽他们。思想矛盾、人格矛盾交织在一起。
革命的狂热性，终于使大思想家说出了后人几乎不敢相信的话。在评价1848年法国革命时，他竟然说：“大混乱和大屠杀万岁！死亡万岁！升起那未来的旗帜吧！”
这似乎是预言列宁主义胜利的谶言，也是似乎是史达林时代“大清洗”的一个朕兆。
倘使赫尔岑地下有知，看到“大清洗”的场面，一定会气得翻过身去；倘使那些被史达林的罪恶子弹送到“天堂”的亡灵，经过赫尔岑在“天堂”的门口时，他也会为自己狂暴的叫喊而汗颜。
革命的后果不确定性与它天然的灾难性，似乎从来没被革命家们所认真考虑。因此，革命的民粹主义（即精英主义）最后还是造就一场场权力分肥的“亚革命”──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了，而且经历这种“亚革命”的人还有不少活在世上。
俄国有，中国也有。他们该算活的历史了！
控诉、审判固然重要，但是考虑革命的历史逻辑更重要。如何结束“革命的习性”，远比控诉、审判更重要。遗憾的是，这个涉到人性本质及其改造方向的真问题，从来没被各种政治力量所仔细考虑过。是否能以“赫尔岑的悲剧”为鉴，对于中国（汉语世界）的知识份子来说，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极其重大的问题。
“6．4”15周年快到了，有一部分人又如临大敌，有一部分人又喧哗鼓噪。但两方机似乎谁也没注意到“赫尔岑的悲剧”。
我对“6．4”问题的心情也是复杂的。但我听一位参加过“6．4”并在此后（1994年，5周年时）受过牢狱之苦的朋友说：“学生们是唱着《国际歌》离开广场的。”我震惊了！
这个历史细节，足以让我沈下心来考虑超乎“革命”的更重大的基本人性问题。
对“6．4”问题的看法，也是“圈内”一个“政治上正确”的重要标准。但是有两问题，常让我坐卧不安：
一是为什么那些领袖们（今版的赫尔岑们）能躲过血光之灾？（且有准备地出逃了？）
二是在此前，中国近1亿人的白骨能否计入社会成本？（他们是否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个问题非常之重要，那就是：8年对日作战，死亡（含流离失所而饿死、病死，非战斗人员非战斗死亡如平民遭轰炸）人数约1,500万；三年内战约死亡了2,500万；毛时代大饥荒约死亡了6,000万。这些资料不太准确（也没包括被各种“亚革命”所消灭的生命），但是想一下：1亿人的白骨是个什么数位？什么样的空间堆积？
我不想也绝不能诋毁“6．4”期间为中国民主化而献出生命的可敬的学生们的亡灵。但无论如何，那1亿白骨的代价绝不亚于学生们的白骨的代价。
如果此有有贵贱之分，那不仅是对1亿人的污辱，也是对学生亡灵的污辱！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