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日訊】南街──河南臨穎城邊的一個村莊，很富，不但是共同富裕，而且是沒有兩極分化的平均型共同富裕，憑良心說這不容易。據說沒有腐敗（但1997年曾出現過2700萬元的“漏稅”），這當然更不容易，儘管我不知道這局面能夠持續多久。若干年來，關於南街的報道、調查報告、理論討論可以編成一本厚書了，傳媒也時不時策劃相關的討論，例如新近改版（試刊）的《社會科學報》又請人們討論南街現象了，我猜想這至少與“三農”問題的嚴峻有關。南街雖然不可能被神話似地推廣，（儘管有其“克隆”北徐村）但確實給人們熟悉的古今中外的“大同理想”以極大的鼓舞與支撐。如今雖說加入WTO了，但例如朱總理最擔心的就是農村經濟，一些人早說了，小崗道路不行，南街才是好樣的，南街有毛澤東思想，也有鄧小平理論（據說南街的領頭人接受這一說法有個過程），不用說還有“三個代表”吧。南街當然很有說頭的。
既然發展生産力成了高於一切的根本標準，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那麽，南街人擁有了近20億之巨的財富，說起話來，就有了理直氣壯的靠背。正如得南街村長王洪彬“精髓”的北徐村長徐德全所說：“說到底，就是把經濟搞好。沒有這一條，啥都甭說。”沒有錢，什麽住房、上學、醫療、養老全包，拿謊話包吧；沒有錢，任你愛毛澤東愛得死去活來，也造不成“中國最大的領袖塑像”，即便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也發揮不出10米高的叫做漢白玉的石頭藝術品來。經濟的重要焉能存而不論、視而不見？
南街人靠什麽致富？“靠改革、開放”，靠鄧小平的“白貓黑貓論”，這是不錯的。但還需要說得具體些。比如，黨和政府的一系列經濟政策離不開衆多專家學者的調查研究，所以，南街人的富裕也得感謝從事社會學科研究的學者專家們。此外，至少還得感謝在南街打工的技術人員，感謝中外企業家的合作，而離開了方方面面的說到底多半來自國外的管理經驗，“宏觀高調”再多也只能是下不出蛋來的司晨公雞。
南街人將其內部管理說成是“內方”，而“內方”是靠毛澤東思想，這並不全面。恰當說，毛澤東思想主要見於原南街人的分配關係（不包括外來人）、行政管理、思想政治工作。曾經非常推崇南街人的何金生等先生，讓人們“不要用意識形態的思維方法看南街”，其實，何金生先生他們就沒有少用“意識形態”的語言，這本不奇怪，南街的存在本身就染上了的。倒是“圓中有方”、“方中有圓”之類的辯證法語言，讓人十分不好把握。雖說南街村比起中國來並不算複雜，甚至可以說很簡單樸實，但既然是有了近20億鉅資（希望統計數位準確——這準確要靠監督和制約，而不是什麽內方外圓、內聖外王之類）的像模像樣的集團，只有樸素辯證法之類，肯定是不敷實用的。我估計王洪彬在管理上不亞于一度當過客座教授的張新讓先生，起碼也有個學士水平，不可能只有計劃經濟時代的那些“長官意志”。而在南街，不亞于王洪彬的能人也一定還有，否則，南街村就真是偶然得出奇了——就一定是“新權威主義”的“注腳”了。天時、地利、人和不可能僅僅鍾情於“長官意志”，大而無當的意識形態。可以用一個或幾個人的姓名命名南街，但命名不可能代替向大環境開放的實踐理性。
我認爲，南街人的“實際活動”是無法用“外圓內方”來界說的。與外界做生意、搞合作等，就不要嚴格？儘管我們的社會還有著太多的“越軌”，但我相信南街人既然對內嚴格，走到社會上也會照政策辦事。我不希望聽到南街人對外也搞回扣、行賄等髒事……我不想比南街人更理想主義、更烏托邦。我也不願意聽到南街村也有偷稅例如幾千萬元的“抹黑”消息。所以，個人立身處世的傳統圓方之道，一是與民主、法治的改革取向不一致，二是用以界說南街人的日常生活必定捉襟見肘。
關於南街，一些有腦筋的知識份子，最持異議的便是它的“文革殘餘”，例如對“犯了錯誤”者，令其反復檢討、反復鬥私批私，進“反省室”（所謂“學習班”），反復“幫助”其“深挖個人主義”，“長輩訓斥”之外複施“孩童羞罵”，罰其著“黃背心”號衣，幹重活、累活、髒活，“以工補過”，蹲遺存的“破房”號子，喝“窩頭菜湯”，還得勉爲其難地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我捨不得或者說不太情願用極左之類的字眼來討論南街諸如此類的問題，因爲左與右這類詞的含義已被當代漢語搞亂了。（譬如華國鋒當年爲達到拉大旗作虎皮，實行對持不同政見者或稱異議人士的權力專制，就把“四人幫”也說成是極右。）一些流行“漢語”一經理性拷問，便顯出胡言亂語的原形來。何金生等先生曾將“文革殘餘”說成是南街的“形”、“現象”、“表像”、“皮毛”、“舊瓶”，費了很多口舌來辯護，在我看來，辯護中最誠實明白的話是舊瓶與新酒之喻。現在我要請謳歌南街的人們解答的是：不是都講以人爲本了嗎？那麽，南街的人之本究竟何所指？南街的“文革殘餘”符合人的何種生理、心理的需要，或者南街人的何種特殊性——南街人何以非此不行？那些“文革殘餘”何以是南街經濟發展的必須？南街的經濟新酒如何只能裝在“文革殘餘”的舊瓶中？
我堅信，有些東西被張揚，作爲一種包裝可能有些商業價值，但更可能危害南街人的利益。一切真正的現代企業家都知道，傳統文化、“文化傳統”可以作一些點綴，但靠它們出活兒齊企、富國濟天下，則是吹牛聊大天了。
那麽，“文革殘餘”在南街爲什麽沒有遭到反對而得以較“全面”的保存呢？原因在於南街人的物質生活很優裕，因而人們實際上把它們視爲值得付出的代價；還在於南街人中的外聘技術人員“不想多事”，本身不但報酬較豐，而且也有相對多得多的自由；更在於南街從事簡單勞動的人們主體素質綜合水平還較低；尤其在於王洪彬等村領導確實清正廉潔。我更願意說的意見是：在一個大範圍未能落實的“新權威主義”，在南街倒是充分體現了。這使我想到，類家族的新加坡經驗有效但也有限，例如事實上的“個人權威半徑”、“廉潔的陽光度”，都是一些主要的也是基本的因素，尤其作爲事實或者結果的共同富裕，不能爲人們切身感受，新加坡式的新權威主義是斷難實現的。
說到這裏，我想說說自己爲什麽對南街特別感興趣的原因：第一，我想知道，南街的“思想鬥爭會”上，是否有批評大恩人王洪彬村長的方便，如果有，那麽是緣於批評人的權利有保障，還是緣于王洪彬先生肚量特別大？第二，南街人能容忍“文革殘餘”是否說明：經濟與政治有關係，但並不是完全相關的，因此，是不是改革至少在南街可以只改經濟不改政治。有關係而又不完全相關，是說在一定限度內，新經濟生活也能容忍舊政治機制。盛讚南街的人們正是以幾小龍爲依據，說明舊傳統之瓶完全可以裝新經濟之酒，這是不是太樂觀、太輕率了一些？第三，選好“帶頭人”，或者不談選不選，只要有好的帶頭人就行，這是“以人爲本”還是以清官爲本？在今天開始強調憲法精神、公民權利的條件下，對南街的認識是否應當不被經濟主義、物質主義限制住？曾幾何時喊死也白喊的“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那樣的認識有道理，也有一定的價值，但在總體上，對今天的改革（當然涉及制度的改進）利弊如何？
誠然，南街人是有“制度化理想”的。80年代筆者就曾針對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反對特權等等長期落空的歷史，提出要麽停止空談，要麽請將理想、覺悟、境界制度化。後來寫成近萬字的長文，請河南社會科學院楊丙安研究員提意見。楊先生回信誇我的文章“邏輯嚴密而又英氣勃勃……”後來我卻爲我“是否極左”而不安。南街的幹部們對吃虧吃苦在前，享樂享福在後，有一系列硬性規定。例如幹部都拿月薪250元，工資分配向外地（因福利少）和一線工人、科技人員傾斜，等等。我想在廣義上使用何金生提出的“二百五精神”（南京土語“二百五”恰爲“傻瓜”意），這種制度化的“二百五精神”，確實使理想、覺悟落在了實處，不能不承認它是真誠實在可信可敬的。在道德情感上我必須敬佩這“二百五精神”。王洪彬們的作爲，確實與幾十萬乃至上百萬年薪的“經濟人”不是一路貨。如果讓我選擇，那麽，在本鄉乃至據我所知的這個地球上，我很願意生活在南街──假如它能去掉那套殘餘就更好了。
在很艱苦貧困的和平年代，“二百五精神”無疑更難堅持，因爲堅持者可能爲此獻出健康、生命，類似於“自虐”——爲什麽不大家一樣安貧樂道呢？我尊重“二百五精神”的選擇，卻不打算做半點慫恿鼓勵——這是不是同樣有點不人道？一個正常的社會有沒有必要讓一部分人受特別的苦？難道真有特殊材料做成的嗎？我以爲王洪彬在看不到南街人都能住上樓房的希望時，便不存在“最後一個搬進”的問題；而當斷定大家都能住進樓房時，決定最後一個搬進雖則希罕稀罕，在本鄉已經高尚到近乎神話，倒也並不太難做到。我的意思是，在南街人整體生活有了改善，尤其是各項福利都有了保障的今天，工資只拿250元是較易做到的，因爲幹部在辦公時一定還有“供給制”、“報銷制”作後盾。設若南街效益滑坡，乃至破産，那奉獻堅持起來怕就困難多了，要不怎麽會出現那麽多“窮廟富方丈”的呢？但無論如何，“二百五精神”還是頗有實驗價值的，它與人民公社有相同的地方（如特定的平均主義），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如後者仍有事實上的特權）。雖然範圍不同、環境不同、條件與基礎不同、具體生活狀況更有不同，但我們還是應當尊重南街人的選擇——如果它確實是全體南街公民的自覺選擇。衆所周知，歐文以來的著名實驗無不以失敗告終。南街人的“富平均主義”及“二百五精神”能堅持多久？我首先表示：希望她能萬古常青，並且希望普天之下盡南街，並且我想將民主、自由等等再加於其上──那樣，不就是達到了一個真正超過了資本主義的新的社會了嗎？
不過，現在我仍有理由思考“能堅持多久？”的問題。我以爲答案取決於南街人如何應對以下挑戰：一是資源挑戰。假定我們的社會，都會在政治上、思想上、輿論上尊重南街實驗，可市場經濟的競爭仍會有挑戰。幾百億上千億的大企業都有破産的，南街人自無破産的豁免權。萬一破産了，不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了嗎？二是代傳挑戰。王洪彬等“元勳”們總會退休，南街人口也會新陳代謝，會增加，那麽，今後的南街人能否繼承街規？三是利益挑戰。富平均主義要求人們在物質生活上有了基本保障後，不再計較報酬、分配的差異。事實上個體的消費需求、家庭的消費需求都是有差異的，那麽，人們對事實上的不平等的忍耐長度怎樣，這是無法永遠靠魅力、權威、村規（且不談是否合法）擔保的。何況還處在汪洋大海般的貧富懸殊、嚴重兩極分化的包圍中呢！四是個性挑戰。平均主義以及軍管般的生活方式，無疑是對人的個性的摧殘。思想、精神的本質是不可能一律，也一定要衝撞一律的。這或許是對現存南街實驗的最大挑戰。五是人性挑戰。每個人天生具有“惡”的可能性，而對惡的制約最有效的便是民主與法治。南街人卻主要是靠幹部的權威、長者的教訓、思想政治工作、鬥私勞教（幹髒活、重活）來制惡，其中的隨意性不言而喻，那麽，不規範本身就決定了力度的不穩定，時間一長，不公正、不公平積累到一定程度，有多少人肯接受這種靠不住的獎懲機制呢？這是對南街實驗最深刻的挑戰。
2001年12月10日改定
－－轉自《學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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