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日訊】十五年了，那些日子裏的激情、責任、死亡，一切都成了無痕的回憶……
十五年了，我拿甚麽來面對那沈默著躺了十五年的碑？
十五年了，我拿甚麽來面對流亡海外的師友們心底的渴望和無言的淚？
十五年了，我拿甚麽來安慰我的良心，撫平我的憂思？我拿甚麽來還原我的寬容，點燃我的激情？
十五年，一個巨大的斷裂，一個無恥的遺忘。
十五年，一個被金錢蠱惑和收買的沈默，一個被懦弱和膽怯雕刻的和平，一個被喧囂和淺薄粉飾的繁榮。
十五年，只有僅存著苟活著然而是偉大的母愛，在堅強地向世人控訴著那被烏雲和喧鬧遮掩的殘暴，在向蒼天指證著那些用人血饅頭鋪陳的大地的荒淫和腐敗。
我，一個十五年鑄成的巨大共謀時代的共謀者，終於沒有了在那座躺著的碑前跪下來的勇氣，終於只是在這蒼白的文字裏，尋找著一種安全的表達。我自愧於這個共謀形式的活，我內疚於這種因共謀而實施的更為殘暴的精神屠殺。
特別是這種迷漫於整個民族咆哮於全部時空的精神屠殺，是以強迫被閹從而積極自閹的方式，完成了消解悲憤、解構無奈和建構行樂的進程的。這種及時行樂，已經把活著作為最高目標，把行屍走肉當作最高榮譽，從而衡量著每個人自己的日常生活。這是一種比媚俗還要頑強並會迅速發展下去的惡俗。
然而，我不僅是這惡俗中的一員，而且還是這惡俗病毒的傳播者。
然而，我終於又面對了這躺著的碑，我終於鼓起勇氣在碑前跪下，任歷史的鞭子，抽打，抽打……
然而，我只能面對結果，面對生者，面對未來。
一、假如是“團結學生會”
北京高校臨時學生聯合會的成立，是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晚，在圓明園南門會議上完成的。在這之前的四月二十日，我因新華門血案，去北師大見了吾爾開希。那是我第一次認識開希。就是在那一天，開希提出了要組織起來，這樣才能避免血案的再發生。
在此之前，有些高校已經有了自己的組織，北大有，北師大也有。發生在四月二十日早晨的血案，我雖未親眼看到，但從事後聽到的來看，一個沒有組織的散兵遊勇式的面對專制的社會抗議活動，其結果只能是：在宣傳工具的恐嚇下，在武裝員警毫無人性的棍棒的抽打下，手無寸鐵的弱者，只是用受傷的肉體和受傷的心靈來顯示暗夜的恐懼和放大強暴的效率。
二十日那天，開希說二十一日晚各校組織起來到廣場參加胡耀邦追悼會，二十二日晚休息一下，二十三晚開會討論組織的事。
二十一日晚，我領著電影學院的一部份同學趕到北師大，當時師大裏已經聚集了很多高校的學生，好像是北大的人還沒有到，並且正在往這邊遊行而來。大家都在等，人越聚越多，人多嘴雜，一片混亂，而越是混亂就越是焦急。還是開稀有辦法，他坐在一輛自行車上，手持小擴音器，開始調度已是非常混亂的師大操場。這時候，旗幟的召喚作用一下子就顯示出來了。開希指揮著領隊的旗幟，在廣場轉圈，秩序一下子就恢復了。而很快，北大的隊伍也到了師大門口，大旗便直奔東大門而去。
大旗在當晚的作用，直到今天還給我震撼不已的感受！但是今天，那大旗似乎和那躺著的碑一樣躺著了。我不知道，是誰把這大旗放倒在鮮血的碑前，從而讓靜臥者和大旗一起來看這巨大的沈默和喧嘩的混亂？
二十二日，人民大會堂門前三位學生請願代表用下跪請願。後來我在獄中恰巧和三名下跪者之一的張智勇關在一屋，苦悶的日子裏，我們談論起那個血液沸騰的日子，談到下跪和絕食，曾有一個苦澀的對聯是：一跪驚天下，雙絕撼人心。其實這跪是不是驚了天下，我無法回答，我只是目睹了這下跪對藝術院校學生心靈的巨大震撼。許多人面對這樣的場景高呼：不許下跪，站起來，站起來！後來在五月四日的遊行中，電影學院一位導演系的同學就喊出了這樣的口號：下跪只有一次，下跪只有一次，中國人站起來，站起來，鏟除官倒，打倒腐敗。
然而真的下跪只有一次嗎？這十五年來，難道國人真的站起來了嗎？面對專制式的言論鉗制和網路封鎖，面對專制下的踐踏人權，貪汙腐敗，卻除了全社會的漠視人權，全社會的腐敗墮落外，還有甚麽呢？盡管也有丁子霖、劉曉波、王友才、胡春林等人的不懈抗爭，但總體上卻是徹底的下跪了，精神上的下跪，無疑是徹底的下跪，並且不僅是跪在了強權的淫威下，還跪在了金錢的巨大誘惑面前。
可是，當年，卻有那麽多的人，用青春的熱淚，用年輕的熱情，高喊著：不許下跪，不許下跪！但是，熱淚已流盡了嗎？熱情已枯竭了嗎？
當我被廣場上的同學推薦去叫回下跪的代表時，我在大會堂的台階下見到了開希。開希非常激動，臉上滿是淚水，他說：“我沒有下跪，我沒有下跪”。我當時能感覺到他對下跪請願方式的強烈不滿，那種不滿是這個年僅二十一歲的維吾爾漢子當時真實的心情。
但是，在當時情況下，深受黨化教育的我們，是把政府當母親來愛、來勸告的。記得後來在監獄中和李玉奇談到對腐敗的認識，玉奇曾說：“我們不就是想和黨和政府和人民一起，努力把這腐敗的毒瘤從國家的機體上給割掉嗎？”我當時又何嘗不是這樣想的？但是，當坦克和機槍把一種真正的忠誠，無情槍殺的時候，忠誠就真的被槍殺了，只留下專制者內心的恐懼和人民莫大的心靈悲哀！
我們當時知道政府會對下跪不聞不理嗎？三位代表之所以會有下跪，這與二十日新華門前的血案相比照，難道不會想到三位代表當時的心裏活動：用吶喊的方式請願不成，用下跪的方式總該可以吧。再往下想，下跪還不行，用死諫總可以吧。所謂不信春風喚不回啊。然而絕食的死諫，喚醒了甚麽，又換來了甚麽呢？
十五年來，每年的六月四日，我都會絕食一天，但這已不是死諫了，這是我個人的紀念方式，為我背負著的沈重的血債，為我懦弱的苟且偷生，也為了那至今還靜靜躺著的碑和那倒下去的旗幟。
二十三日晚，劉剛以他的寬容和執著非常成功地組織了圓明園南門小屋的會議。聽他說，那小屋是他跟一家公司借的，當時參加會議的我記得共有二十九所高校的三十五名學生。我當時帶著八大藝術院校每校一名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一開始有些混亂，後來劉剛宣佈了會議程式，大家才有些安靜下來。盡管當時有人提出劉剛的身份問題，劉剛當即表態：我只是協助大家開好這個會，沒有建議權和表決權。我也因此對劉剛有著深深的敬意。
會議先是確定大家即將要成立的這個組織的名稱，按劉剛當時的想法，是要成立團結學生會的。我對此提出了反對意見。我當時認為這完全是照搬了波蘭團結公會的方法，但我們是學生，我們在中國。當然，不僅是我們藝術院校的代表反對這個名稱，其他很多院校的代表，也是反對這個名稱的。後來就又提叫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我又提出反對意見，我認為，我們今天之所以討論成立這個組織，是因為當前已經爆發的學生運動，這場運動是客觀的具體的，現在運動出現了像四月二十日那樣的血案，這就迫使我們不得不組織起來，大家協調一致，以免慘劇再發生。也就是說，在這個組織還沒有正式申請注冊下來取得合法地位時，這是因運動的實際情況，為保證運動的非暴力和平方式而成立的，因此這個組織只能是臨時的，雖不合法，卻具有合情合理性。並且，還是要著手去辦申請手續，申請的名稱可以是自治聯合會，以區別於學生會。這樣，大家就通過了北京高校學生臨時聯合會這個名稱。
後來在我被邀參加五月三日師大的高聯會議時，我才知道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名稱已經正式起用了。
今天回過頭來看我當時對待名稱的態度，真是覺得羞愧。合情合理不合法，只是我們自己的想法，政府會這樣想嗎？他們會想到我們這樣做的合情合理性嗎？王友才那年去按合法手續申請注冊中國民主黨，其結果是判刑十一年。而我後來的判決書上，也還是把”北臨聯”判定為非法組織的。政府會講合情合理嗎？也許有時候也會講的，但他們只在講合法性對他們不利的時候，才會想到講合情合理性的。這合法合情合理，在專制制度下，其實都不過政客們玩弄權術的說詞和術語。而我卻是不假思索的相信，並且還讓之影響了學生運動。如果當初聽了劉剛的話，結果大概會不同吧。至少“團結”二字，對十五年來的我們，總還有個警醒作用吧。卻反而是臨時臨時，凡事都臨時了。我的幼稚和無知，由此可見一斑。
名稱確定時，當時代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參加會議的學生代表發言說：青政堅決支援這次正義的學生運動，但考慮到青政的特殊身份，青政不參加這個學生組織，但保證積極參加這次學生運動。大家鼓掌通過了他的建議。應該說，當時參會的代表總的來說，還是非常理智、理性，並且相當寬容的。
寬容是非常重要的。記得九二年吧，不知是聽誰說起王軍濤在他的審判庭上做答辨時，曾有“我沒有敵人”的響亮之語。我聽了這樣的說法，心底怦然一動。是啊，我們哪里有甚麽敵人？盡管別人把我們當敵人，但那是別人的事情。我們只堅信：我沒有敵人！至於別人怎麽想，怎麽看，那是別人的事，我改變不了他們，但不能因此而改變我自己。雖說經歷了這十五年的殘酷，我仍然堅信著這一聽來的教誨。我常常這樣想：權力位置上的人，被不受限制的權力蠱惑著而對人民犯下了惡罪，那是制度本身首先要承擔罪責，並且要承擔假如從量上來計算，是絕大部份的罪責。否則，惡法就不會被社會進步的車輪淘汰了。就像王丹出國後的首次記者招待會上的懺悔，他不僅為被屠殺而冤死的同胞，也為那些在屠殺同胞的過程不幸喪身的軍人們。他們的死難道真的是對罪惡的懲罰嗎？他們的生命難道不是鮮活的生命嗎？他們的血難道不是熱的嗎？我當時和幾位朋友在賓館裏收看這次記者會的實況，對於王丹的這種真誠表述，我們都抱以發自心底的贊同。
但是，當六四槍響，屠刀舉起，冤魂飄散的時候，我只是怒火胸中燒，仇恨滿肺腑。面對那九歲孩童的屍體，我哪里還有眼淚，有的只是熊熊燃燒的憤恨。六四屠殺，無論是當時的言詞，還是今天的說法，這種用戰爭機器的手段對付平民百姓的罪惡行徑，不僅要被釘在中國歷史的恥辱柱上，也將被釘在人類歷史的恥辱柱上。
但是，四月二十三日晚，大家討論確定的運動方式是：非暴力和平請願。有誰會想到非暴力的結局卻是坦克上街，機槍開道，罪惡的屠殺讓一個城市，一個國家沈浸在血雨腥風中。而這之後，卻是十五年的死一般的沈寂。一個民族的精神被閹割了，一個民族的人性被扼殺了，一個民族的良心被開膛挖走，一個民族的脊梁折斷了。
這是誰之過？又會是誰來刺破這罪惡的鐵幕？
二十三日晚的會議，還確立了運動的目標：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保證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然而，回看這十五年，或者仍然回到十五年前那個漆黑的夜裏，從那裏看透暗夜之後的這十五年，會有甚麽樣的想法？
為甚麽一個民族會如此輕視做人的權利？又為甚麽會如此不顧廉恥地沈浸在行屍走肉的日常生活中，卻把巨大的精神苦難，當作了這個國家現代化的奠基？
但在十五年前，當這個目標被大家一致通過的時候，有誰想到，事情恰好走向了目標的反面。盡管九二年以後，”經改”再次提速，但通過”政革”從而實現憲政的希望，也終於和那仍然流血的碑躺在一起，躺了十五年。但不知，還要躺多久！
那天的會上，北大、清華、師大、人大和法大因其強大的校園力量，被提議當選為常委院校，接著，民族學院的代表石翁自薦其代表五十六個民族，要求獲得一個常委席位，再就是八大藝術院校由戲劇學院的代表提出，八大藝術院校要求有一個常委席位。兩個要求也被大家鼓掌通過。後來是選舉第一屆主席院校，結果法大以十一票當選。當時好像是北大得了七票，師大得了五票，清華三票，人大兩票。我們八大藝術院校經過商量，一致投了法大的票。因為我們覺得法大是研究法律的，由懂法律的院校來領導這場非暴力和平請願運動，更能保證運動的和平性質。然而，我們是太幼稚了。一場運動是否是和平的方式，在一個專制制度下，又怎麽會由弱小的團體來決定的呢？暴力的最高表現工具，從來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如果政府不想用和平的方式，那麽，弱小者的和平，就除了是保證自己的和平信仰外，還能有甚麽呢？後來的事實也是證明瞭這一點的。
法大當天參加會議的是周擁軍。法大當選主席院校之後，會議改由周擁軍主持。這期間值得一記的是：會議中途北大有學生來到會場宣佈北大籌委會的一項決議，指當時參加會議的張智勇，已被北大籌委會開除，已不能代表北大籌委會出席會議。張智勇當即退場。
那天的會議上還確立了“高臨聯常委會”只是這個組織的協調機構，而不是決策機構，組織的決策機構是代表大會。這項決定可看到是當時的學生們對民主議事制度的一種運作上的理解。但是，從操作上來講，這條規定實際上是行不通的，當然也沒有實行。在沒有完善的一整套制度的局限性，任何對決策權的規定都只能是一句空話。我這裏不是事後苛求，而是十五年後反思這場運動，不能不產生這樣的想法。對於當時的我們來說，盡管由於那幾年開放的大氣候，大家從書本上瞭解了不少關於民主的理論，但民主的實踐是太少太少了。沒有機會當然是一個重要原因，而平時只專注於思想的傳播和討論，對於實踐有著明顯的偏廢也是不容回避的一個原因。
那天的會並沒有開完，原因是外面放哨的同學幾次進來說，周圍形跡可疑的人逐漸增多，形勢越來越緊張，於是，在確定了四月二十五日在法大主樓前由”高臨聯常委會”主持新聞發布會，向外界宣佈這場運動的相關理念，並且會上還決定，當選常委院校代表公開自己的身份，以表明這場由自發開始繼而被組織起來的運動的非暴力和平請願的公開性。雖然，當時大家也想到了這樣做的危險性，卻沒有想到這是一種現代社會裏極需要的”承擔意識”。當時的那種勇氣，那種豪情，至今想起來，還是記憶猶新。由此還想到，大約是在五月下旬的一次會議上，王超華大姐提出，運動和平結束後，組織者們主動到公安機關登記請求審查的說法。可惜運動沒有和平結束。從屠殺之後的大清查來看，相較於“文革”中人們的軟弱無恥的行徑，人們表現出來的“不揭發”、“不檢舉”的行為，是大有進步的，可同時表現出來的”不承擔”的意識，也是十五年巨大沈默的先兆吧。今天，對於這種”不承擔”是不是應該有很好的反思和批評？
二、四二七大遊行的前夜
四月二十六下午，一位電影學院的同學急忙忙找到我，告訴我如果明天遊行的話，政府將鎮壓，並且不惜流血，不怕流血。這位同學還同時通過別的同學證明瞭自己的身份，說是某某人大副委員長的外孫，他的消息來自他的外公。這個消息讓我吃驚。盡管四月二十五日下午的會上，“北臨聯”代表大會在收聽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六時播發的“四二六”社論後，仍然做出了四二七遊行的決定，但由於在我的提議下通過了“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等相關口號，所以大家也沒有認真考慮一下，如果出現“不惜流血、不怕流血”的場面，當如何辦？所以當我得到這個消息後，便急忙忙去法大找周擁軍。
在法大同學的帶領下，我在一辦公室找到周擁軍。其時辦公室裏不止周擁軍一人，有幾個教師模樣的人，正和他在談話，那氣氛能讓人感覺到是緊張的。我當時也沒想到許多，只認為我所得到的消息太重要了，需要立即召開常委院校會議，做出是否繼續遊行的決定，便不分場合，不問清當時的情況，就直接對周擁軍說：情況緊急，建議立即召開常委院校會議，取消明天的遊行。其實當時周擁軍一個勁地暗示我，讓我別講話，但我的話已經脫口而出了。我與周擁軍年齡相當，但我卻遠不如他面對複雜情況緊張情況會表現出來的沈著、冷靜、機智。周擁軍見我這麽不分場合，便說“代表大會做出的決定，我們無權更改”。我還是沒聽出周擁軍的話外之音，又說“我建議立即召開常委會討論此事”。這下子，那些正在和周擁軍說話的教師模樣的人，立即對我這個提議表示了相當的興趣，接下來就是由他們安排，法大派了一輛汽車，讓我去召集其他的人開會。這時已經是下午四時左右了，我怕找齊七個常委院校的代表，再返回法大開會，商定相關事宜，時間不夠，又讓周擁軍委派一名代表，和我一同去找人。周擁軍便派了甄從育同學，並授權甄從育代表法大投票。於此事，可見周擁軍的冷靜、細心。後來，六月三日晚的天安門廣場“工自聯”帳篷裏，見他和許多工人朋友一起在那裏忙著製造汽油彈，他的勇敢，也讓我佩服。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與他當時的見面，只有我倆是認識的，在後來秦城的審查中，我一直沒有將這件事說出去，我不想為周擁軍當時的行為做不利於他的證詞。可是，最後還是有員警來向我調查此事。我由此知道周擁軍也被捕了。我堅決否認，說不知道此事，沒看見。但我心裏始終不明白這是怎麽回事。
我和甄從育先去師大找吾爾開希，但到處找不到，事後聽開希說，他那時已被校方軟禁。時間不等人，我們又急忙忙去人大，找到了胡春林。這是我第一次見胡春林，也好像是運動中唯一一次見他。九四年以後，我到了深圳，他從廣西得知消息後，來深圳看我，我們極痛快地玩了兩天。後來他棄商從文，以任不寐的名字，從事相關寫作，主辦網上雜志《不寐周刊》，並有《災變論》的寫作。九八年，為紀念六四十周年，他將書稿交於我，其時書名為《六四精神》，希望我能幫著找到海外有關出版社出版。我雖努力，但終於沒有辦成此事，心中甚是有愧，愧對春林的信任。而春林的善於深思勇於表達敢於承擔的精神，於這幾年是實實在在的用行動表達了。那晚在證明瞭他的身份後，我們又去了民族學院。找到民院籌委會的同學，得知石翁同學因在校內公開發表了一個退出籌委會的聲明，已被民院籌委會開除，就忙問民院還有沒有運動負責人，後來就找到了民院的一個負責的同學，名字我已經忘記了。此時已經過了五點，又連忙去清華。到了清華，才知清華籌委會已集體辭職，具體原因不得而知，反正是一時找不著負責人。清華在運動初期，好像內部的變化比較頻繁，先是在四月二十五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有一封清華的聲明，說清華沒有和政府有關方面達成秘密協議，現在又有籌委會的辭職。我見一時間也不可能找到清華學運的負責人，就和另外四位代表商量，立即去北大瞭解情況，聽聽北大的意見。
到北大差不多是九點吧，好不容易打聽到北大籌委會在一個教室開會，但我們到那裏時，教室裏全是上自習的同學，根本沒有北大籌委會的影子，但經再三詢問，才知籌委會的確會在十一時左右在這裏開會。我們就只好在那邊等，在等的過程中，我和春林、甄從育，還有民院的那個同學商量，我們認為，在剩下來的時間裏，要通知到幾十所高校的同學不上街遊行，已經不可能了。當時，甄從育認為，還是應該慎重考慮是否遊行，否則流血出事了，誰也負不起這個責任。我說：誰也不想出現流血，但是，四月二十日的流血事件已經發生，如果大校不上街遊行，而小校因為我們無法通知，上街了，造成流血的可能性比大家集體上街更大，並且可能會受到更殘酷的鎮壓。所以，我以為，常委會已經沒有必要再開了，一會兒和北大的同學見面，就是三條，一是口號不變，擁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擁護社會主義；二是加強學生糾察隊的力量，以保證遊行秩序；三是一旦和員警發生衝突，立即退回校園，靜坐示威。四個人，在北大校園經過一番辯論，基本統一了意見，同意了我提出的三條。十一時左右，我們真的在那個教室見到了北大籌委會的人，出來接待我的，是王丹。
這是我和王丹的第二次見面，第一次是前一天的新聞發布會上。我雖然原先並不知王丹這個名字，但那天新聞發布會後，就聽別人告訴我，王丹是北大民主沙龍的主持人。聽了這樣的介紹，再看看比我小好幾歲的王丹，他身體偏瘦，皮膚和我一樣微黑，並且和我一樣的有一個嘶啞的嗓音，大概是外貌上的共同點較多吧，再想到他在新聞發布會上機智的發言，以及答記者問時，機智語言背後掩飾不住的敏銳的思維，說實話，還有他北大的這個金字招牌，都讓我非常願意結交他，願意成為他的同學，願意與他成為至交好友。當然，我那時還沒有想到，後來我們還真的成了同學，“秦城大學”的同學。
但是，我太對不住這個生死之交的朋友了。九五年六四前，他因一封公開信二次被捕，那時我在深圳的一家公司上班。記得在出差的路上，曾接到他一個電話，他說有一封公開信要我簽名，我說可以。可惜，我當時忘了問他這封公開信的內容，這就導致了後面的失誤。在他二次被捕的同時，我也在深圳被公安拘傳。我清醒地知道，他們一定是為這個公開信的事抓我。我當時想：只要我咬死不承認這是王丹的串聯，也就是一封公開信，大概不會把我們怎麽樣。所以，當公安人員問我：你把和王丹串聯搞公開信的事情交代一下。我就回答：我沒有和王丹串聯搞公開信。他們又問：你近期有參加甚麽簽名嗎？我說：沒有。他們問：那麽王丹那封公開信上有你的名字，是怎麽回事？我說：我不知道，但是，我和王丹在很多問題上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可以代表我在他認可的公開信上簽名。對方又問：如果是在犯罪的檔上替你簽名，你也認嗎？我說：是的。雖然我不知道這是一個甚麽樣的簽名，但既然王丹替我簽了，那麽，相應的法律責任由我來承擔。
那次我只是被拘傳了一下，很快就放了，而王丹卻被判了十一年的重刑。並且，我的拘傳回答，也被他們做了證詞。事後，有些朋友知道了這事，告訴我，讓我大吃一驚，也因此，很多朋友對我很有意見。特別是王丹二次被捕後，我一聲不吭，實在讓朋友們失望。我認為朋友們的指責是對的，沒做任何辯解。無論如何，在王丹二次被捕的時候，作為他的朋友，我一言不發，除了是膽小怕事之外，還能有甚麽解釋呢？後來王丹的姐姐來深圳找我取回王丹存在我處的他的《獄中回憶錄》時，我曾與姐姐說起此事，姐姐告訴我，王丹沒有怪我，並且理解我當時的考慮，也想到了政府斷章取義的做法。聽了這話，我更內疚。王丹二次被捕，後來又被流放國外，國內的民運也就成了一盤散沙，只有堅強的個體聲音，而沒有力量型的團體的吶喊了。
那晚，王丹和我見面後，我告訴他來意，並向他講了我們剛才商討的結果，王丹立即同意了我們的三條決定，並告訴我會在北大籌委會上宣佈。我見這由我而起的一次特別召開的常委院校會議終於沒有不了了之，想到明天終於還是有挺起胸膛迎向強權的遊行，想到那可能出現的流血衝突，心裏突然就升起了一種悲憫。我們和王丹握手再見時，那一刻我心裏被焦慮、恐懼、擔憂填滿了。我不知道，明天上街遊行，究竟會發生甚麽樣的事情，也特別擔心流血，更怕因此有同學犧牲。然而，事情到這裏了，唯有一起上街，一起迎向恐怖，才是最佳選擇。因此，那一次的握手告別，我一直未能有機會問王丹，他當時是怎麽想的？說真的，在整個運動的五十多天的時間裏，那一次的分手，在我心裏留下的印象最為深刻，而原因就是，對於我這個從農村走出來的農家子弟，從來沒有面對過這樣的事情，也沒有過處理這樣事情的經驗。這種第一次，就像後來第一次面對開庭一樣，在秦城關押的我們這一些人，除了一個曾和王丹關在一起的王兄弟，在我之前開庭，卻沒有再押回秦城外，我是第一個面對法庭審理的。九二年以後，我曾從有關渠道獲悉，鑒於我在庭上的表現，他們也立即做了庭審計劃的調整。原來他們也是第一次面對我們這樣的“犯人”，也是准備不足。庭審調整為先開模擬庭，把我們這些對手在法庭審理中可能使用的應對手法和說辭，進行盡可能周詳的模擬，這也就是他們常用的打有准備之仗的理論的再一次應用吧。我雖然在庭審前夜，因焦慮、恐懼而失眠，但當我將庭審的經驗與李玉奇、張銘分享時，他們就比我坦然多了。
我是一個生性懦弱的人。這一點不僅從當夜與王丹握手告別時體現了出來，也在我投案這一事件上表現得非常充分。我之所以選擇投案，雖說有認真的思考，有對形勢的判斷，有這樣那樣的想法，但總的說來，還是天性使然。我知道我不是個勇敢的人，沒有王丹、劉剛、李玉奇、郭海峰那樣堅強的脊梁。當我一個人突然面對報紙上的通緝令時，我真的一下子就傻了。後來當我終於有幸看到通緝令的照片時，我真後悔這天性懦弱的性格。如果我當時在看到通緝令的時候，再認真地想一想，再從容些，多買幾張報紙，看到報紙上用的那張我入學時的照片，我大概是用不著那樣感覺到四處都是盯著我的眼睛的。我去中山大學那幢香港學聯的林耀強告訴我的地址時，我就覺得周圍所有的目光都是懷疑的，都是警惕的。我終於沒有上樓，而是立即離開了中大。
我是帶著恐慌的心理登上白雲山的，在山上，我整整了思考了三個小時，設想了無數種的結局，但我知道，在口袋裏僅有的一百多元錢的支撐下，我連回到我熟悉的地方都不可能了。再說，在舉目無親的廣州，我將怎樣藏身，而如果被發現，必將連累一大批人。於是，我開始清理自己在整個運動中的所作所為，甚至在腦子裏過了一遍自己所有的言論，自覺自己進去後，大概不會有生命危險，最多也就是坐十年左右的牢。所以，在處理了身上所有的檔之後，我決定走進不遠處的派出所去抗議。
現在想起當時自己這樣的舉措，覺得實在是可笑。後來大概鑒於我是主動投案的，公檢法就一直希望我能夠好好利用這個行為，檢舉揭發，爭取立功，其實我雖懦弱，卻還有氣節，我一直的答覆是：我是去抗議的，不是投案，也無案可投。但其實畢竟是自己走進去的，這是事實，這是懦弱的事實。
在北大與王丹分手後，我讓胡春林、甄從育和民院的那位同學把這次會議的決定帶回各校自治會或籌委會，我又趕忙去見我單位的領導，我想萬一明天回不來，學校那邊倒沒甚麽連累，單位這邊可不一樣。我的領導在送我出門和我握別的時候，也是一臉的悲壯。
四月二十七日，我上午趕到人大，見校園裏很亂，我認識的一位元同學告訴我，現在是兩種聲音，有說要上街遊行，又說”北臨聯”通知取消遊行。我說不可能，昨天夜裏十一點做出的繼續遊行的決定，怎麽會又有新的決定？後來有同學來說，北大的隊伍已經出來了，人大這才衝出已經封鎖的校門。
關於四月二十七日的大遊行，二十九日的“北臨聯”會議上，大家討論追究那份取消遊行的通知時，我才知道，這個通知是周擁軍發的。我當時還責問擁軍，難道沒有收到我讓甄從育帶回去的通知嗎？擁軍說：確實沒有收到，並且關於取消遊行，也是你馬少方先建議的，後來還有開希送來的建議取消遊行的信。但是，這個會上，我們仍然通過了罷免法大主席職務的決定，並選舉師大為下一任主席，我也同時在這個會議上主動辭去了我的職務。後來想起這個事情，我覺得挺對不住周擁軍的。想想當時情況下，他受到的壓力，除了來自官方的，老師的，還有我的那個冒失的舉動，在他可能已被隔絕的情況下，甄從育無法通知他，也是自然的。雖說四月二十七日大遊行成功了，但那決不是甚麽決策的成功，而是整個學生群體的一種大無畏的精神。清華、師大並沒有接到我們的通知，或者反而是接到了取消遊行的通知的，但他們還是勇敢地上街了。此外，我在人大時，還讀到了貼在宿舍門上的絕命書、永別信。那種大義凜然，無所畏懼，根本不是任何人下一道命令、發一個通知可以左右的。那種激情的確是可以用”除了一腔熱血我們一無所有，除了國家富強我們一無所求”這句話也概括的。這不是一句話口號，這是最真切的一代青年當時的心聲。然而，對於這種心聲，我們今天也是要反思了。這十五年的沈默，除了當局高超的愚民技巧外，難道就沒有別的了嗎？比如關於國家富強的問題，究竟是怎樣的國家富強呢？而國家的具體所指又是甚麽呢？國家富強如果不被具體表現為人民生活在民主的政體下，人權得到真正的捍衛，市場經濟得以健康運行和發展，集權體制遺留下的諸多歷史問題得到公正解決，個人的自由得到法律的保護和政權的尊重，那麽國家富強又有甚麽意義呢？或者說，這樣的富強卻反而是加強了專制統治和推動了社會性的腐敗的。十五年的國內現狀難道不是證明瞭這一點嗎？
三、七十周年的五四精神
五月三日，開希派人到電影學院找到我，讓我參加在師大召開的”北臨聯”代表大會。我想我雖然辭去了常委的職務，但並沒有退出學生運動。於是我讓電影學院選出來的自治會主席和我一起去參加這個會議，也算是一次交接。那天的會上，先是關於改選常委的事。八大藝術院校我辭去常委職位後，藝術院校的資格還在。那天參加會議的還有中央美院的代表。但八大藝術院校終於沒有能夠再被選為常委，而是增補了北航、社科院和東郊十大院校的代表，分別是鄭緒光、王超華和翟偉明。
我和偉明打交道不多，但在秦城時，因與方泉同號，從方泉嘴裏知道了不少關於偉明的事情，我對他在紅色恐怖下，還堅持組織學生運動，還堅持抗議所表現出來的一種無畏精神和鬥爭勇氣，表示極大的敬意。
緒光由此以後，交往比較多。緒光的理性、紀律和隨和，讓我這個散漫慣了的人，很是佩服。記得五月十二日晚，我去北航看大字報，正好趕上北航在開一個會議，緒光在會場門口撞到我，立即說：正好遇到你，兩件事，一是請你在這裏講講絕食倡議的事，也聽聽大家的意見，一是會後一起去北大向”高自聯”的常委們講講絕食倡議的事。我說：在這裏講一下絕食倡議的事可以，去北大參加會議就不必了吧。緒光非常認真地說：不行，你一定要去，去聽聽大家的意見，看看有沒有補救的措施。原來緒光並不贊成發動絕食，所以他希望我能去聽聽，也去闡述一下自己的觀念。他希望我們慎重對待這件事，並且向我分析了絕食可能帶來的後果。可惜，他又哪里知道，我這個絕食倡議人，也是不贊成絕食的，王丹也不贊成，王丹的簽名還是被我逼的。但倡議已經發出去了，並且我也在北航看到了張貼出來的絕食倡議書，還看到了上面有很多人跟著簽了名。到那時，我也沒有認真想過真的絕食了，結果會怎樣，又當怎樣收場，而緒光已經在認真考慮這些事情了。
超華大姐，其實在四月二十五日法大的會議上，就見過的，但交道一直不很多。但對於大姐的穩健、執著，在為數不多的與超華大姐的幾次交道中，還是有深深的感受。
那次會議王丹沒有去參加，主持會議的是代表北大的新任主席封從德。這次是我第一次見封從德，後來多次與他交流並且打交道，使我看到了他的組織才幹和控制能力。那天他主持會議，先宣佈會議議題，然後就五四集會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還是北大東門外草地舉行，進行投票。投票結果是四票選擇北大東門外廣場，一票棄權，其作全部贊成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五四集會，紀念五四七十周年。然後是討論是否宣佈結束罷課，結束運動的事宜。由於對此問題，爭議很大，會場秩序混亂，封從德立即提議，改由常委會先討論，然後大家投票。
本來我是沒有資格再參加常委會的，可開希非要我以前任常委的身份參加，說是提提建議。結果在這會上，我還真提了建議，在面對北大和北師大同學反對複課，而絕大多數理科院校希望立即複課的問題上，我提議可以考慮先讓理科院校複課，而北大和北師大則繼續罷課，要求與政府對話，保持民意壓力，這樣隨著絕大多數院校恢復秩序，北大和北師大也可能這種環境下複課。我發言後，覺得自己已經表明了自己的意見，加之作為列席代表，已履行了主席特許的發言權，所以發言後，我就退出會場，並且，既然電影學院已有代表參加大會，我也就沒再繼續參加會議。所以對於後來為何出現周擁軍宣佈停止罷課的事情就不太清楚了。
封從德的鬥爭經驗和運作事情講究程式的偏好，還在運動中的下列幾件事情上表現出來。
五月十四日，廣場絕食進入第二天，我見封從德領了一幫人在彩旗杆下安裝擴音設備。我當時就想，還是北大的人有經驗，封從德有經驗。這麽多人在廣場，如果沒有一個話筒，一旦亂起來，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後來，有了絕食團指揮部，這套擴音設備，為控制廣場秩序，傳遞全國各界人士對絕食同學的關心，傳達人們對當事雙方的呼籲，起到了絕對重要的作用。
還有就是六月四日淩晨，當廣場的燈光突然熄滅，巨大的恐懼藉著暗夜終於降臨到我們身邊的時候，封從德還是那樣鎮靜，他召集我們在場的各校代表開會，表決撤與不撤的重大事宜。我當時認為，事情發展到這一步，流血已是事實，但是廣場上的這些同學的生命安全一定要力爭得到保障，我們要盡最大努力，避免慘絕人寰的血洗。一定要爭取安全撤出廣場。從時間上，應盡可能爭權在天亮時撤出，這樣可以避免傷亡，畢竟黑暗中沒有安全感。
表決通過於六時整撤出，封從德仍覺得撤與不撤的決定，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也應該由廣場上的全體同學來做。在絕食四君子和我向廣場同學做最後的演說，主要是呼籲同學們、市民們放下手中那些不是武器的武器，堅持以非暴力方式來迎戰暴力之後，封從德又以他沈著、冷靜的聲音，要求廣場上同學對撤與不撤做出最後表決，他將根據回答”撤與不撤”的聲音的大小，來做最後的宣佈。他在這高度恐懼和極度緊張的時候，卻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於關鍵時刻調節了廣場上的氣氛，統一了大家的行動。這種智慧的做法，事實上是穩定了人心，並為廣場最後避免大規模流血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的。
八九年，也正是五四七十周年。五四精神，一直以來，都有著權力當局的權威話語解釋和知識界的話語權威解釋的，這兩種解釋，對人們都有著極大的影響。
五四天安門廣場的集會，高自聯發表了紀念五四七十周年的宣言，這可算是開辟了五四精神第三種解釋的道路。這是一種行動的解釋，一種實踐的解釋。可惜由於運動最終的結局是那樣悲壯，這種全新的解釋五四精神的做法，不知甚麽時候還能再續血脈。現在，據說是為了弘揚五四精神的五四青年節，已經被五一黃金旅遊周湮沒了。不知道這是不是政府當局的刻意安排。
四九年以後，政府當局總是說青年是國家的未來，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是祖國的希望。然而，八九年當全國的知識青年都走上街頭為民請命時，當局卻歪曲事實顛倒黑白，說這是一小撮人的陰謀，是一小撮長鬍子的人，煽動青年的激情，製造動亂，妄圖顛覆政府。最後當謊言大白於天下，誣衊被公開展覽時，他們就用坦克和機槍，把太陽射殺，把希望破滅了。第三條並且是真正的一條解釋五四精神弘揚五四精神傳承五四精神的道路，在當當開啟的時候，就被生生割斷了。
現在，中國的大學生是越來越多了，上大學的代價也是越來越高了，而走出校門之後的就業的機會卻是越來越小了。中國當代青年在巨大的就業的壓力下，還有多少時間想起五四精神？想到用自己的行動來闡述青年對於人權、生命、社會的責任？這些其實是不需要權力者恩准的，這些本來就是青年人應該承擔的。但是，十五年前那血腥的一幕，終於把這一切都閹割了。五四精神在這十五年裏，終於失語，終於缺席！
四、絕食：正義與錯誤的悖論
運動發展到絕食，是絕對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畢竟經歷不多，見識有限，更沒有想到一直號稱是人民的政府的當局，卻把一場表達民意支援改革反對倒退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暗暗地操作成了政府當局權力鬥爭的工具。其實這是專制政治下的必然結果。中國之後的東歐，情形大致一樣。所不同的是，東歐的民主運動，終於和當局中的開明力量有效結合，從而徹底地結束了東歐的共產黨專制。
而中國呢？當絕食終於把一場僅限於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爆發成全民愛國民主運動時，當局的開明力量終於受制於諸多因素，沒有能夠和民間力量進行有效結合。當然，民間的力量是否是一股真正的力量，是否可以與當局的開明力量達成一種默契，這些都是反思著的人們，必須給出的答案。我的反思告訴我：當局的開明力量，由於深知黨內鬥爭的套路，深知軍權重於山，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道理，此外也顧忌於一旦形成公開的武力對抗，最後深受戰亂之害的還是普通百姓這樣的悲慘結局，加之一直以來的意識形態對於他們從心靈到思維的洗滌和禁錮，他們也沒有真正的勇氣拋棄他們為之奮鬥了大半輩子的他們信以為真的理想，其結果只能是寄希望於老人政治集團做出有利於開明派的裁決。
而民間呢？則還沒有完全從文革動蕩的陰影中走出來，還痛心於文革中民間力量被當局權力鬥爭利用的悲劇，所以竭力保持著運動的純潔性，即使在全民愛國民主運動已經成燎原之勢時，也仍然沒有放棄這個可笑而又錯誤的策略，從而使得已經顯現出來的各種力量，不能在嚴峻的形勢面前形成一種統一的力量。也就是說，當當局的保守派，決計利用這場民間運動以謀取私利時，我們的無知和固執，使得我們恰恰成了他們攻擊開明派的最有效的利器，而開明派卻不能從這股力量中獲得任何有力的支援。所以，我一直認為：十五年前的這場可歌可泣、驚天動地的偉大運動，其領導者恰恰不是我們學生，而是當局的保守派。是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利操縱了這場運動，並最終強奸了民意，他們是真正的陰謀者。
仔細想一想，從四月十五日，直到四月二十五日”北臨聯”召開首次新聞發布會的前十天裏，學生運動和社會各界悼念胡耀邦的活動是一體的，當時最強勁的聲音是要求中共當局重新評價胡耀邦。按說，盡管中共從來就沒有喜歡過自發的群眾政治運動，而只是喜歡操作並利用群眾運動，但對於人們自發的悼念胡耀邦的行動，無論是老人政治集團，還是前臺的權力當局，都不可能對一場沒有任何權力傾向的民間運動，表現出高度的緊張和彈壓。但是，四月二十日新華門的血案，卻是發生在胡耀邦追悼會的前夕。為甚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四月十九日，我在天安門廣場演講，後來又被一群同學邀請到新華門前演講。由於當時新華門前高舉花圈的學生和市民與守衛軍人發生擠撞，我就沒有立即進行演講。當花圈終於被送進新華門，我准備演講，學生靜坐隊伍也終於有了一刻寧靜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女高音，高呼一聲”打倒共產黨”。只這一聲，沒有任何人回應，反而立即是大家憤怒的追問：是誰？是誰？但直至今天我也不知道這一聲究竟是誰喊的，她又為甚麽要喊？但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幾百名靜坐的同學，沒有一個人公開站出來支援這樣的口號。
但是，為甚麽就有了四月二十日淩晨的血案呢？血案的真相又是甚麽呢？民間有沒有誇大血案的言辭，還是當局保守派一方巧妙地利用了這種清場行為，從而達到激發矛盾，把運動引向另一方向，從而刺激思維僵化、耳聾眼花的老人政治集團呢？
聯系四月二十二日白天的一幕，那麽多高級官僚在目睹了廣場上的秩序後，卻沒有人哪怕是做一下親民的舉動？開明派大概是以為悼念活動會隨著胡耀邦遺體的被火化而結束的緣故吧，而保守派卻從中發現了運動將持續下去，從而可以好好利用了。我相信就是從那一刻起，保守派的險惡陰謀終於登場。於是有借趙紫陽出國訪問之機的四二六社論，從而為一場學生運動樹立了一個靶子，靶子不倒，運動怎麽會結束呢？
當然，當開明派覺察到這個陰謀的時候，學生運動已經咬住了保守派給出的釣鉤了。四二七大遊行，應該說是出乎學生們的意料的。這場勝利，我相信是開明派努力的結果，但學生們也被這場勝利沖昏了頭腦。所以當保守派利用對話，不惜犧牲當局形象，搞明顯的訓話，從而達到激起學生的憤怒的目的時，他們的確是達到了。那天我被洛德大使夫人包柏漪先生找到，她面對實況轉播的對話，告訴我，你們學生已經勝利了，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這場運動的目的已經達到，盡管對話不盡人意，但是總算有了對話，這了不起。我相信包夫人的判斷是正確的，但我只聽得似懂非懂。我覺得這哪里是對話，明明是訓話啊。我還相信，我的這種幼稚，絕不僅僅是少數現象。
四二九的欺騙性對話，將由四二六勝利遊行帶來的喜悅一掃而空，這就有了五四集會。當然，即使沒有四二九對話，五四集會也是一定要舉行的，但那將是一場勝利結束的遊行。
可是，壓力還在，四二六社論這個靶子不僅沒有倒，而且根本沒有擊中，這就使運動進入了第二階段，主要是要求對話，否定四二六社論的錯誤定性，而這正好使得整個運動進入了保守派的步調，巨大的陰謀也由此正式拉開了序幕。應該說，運動發生到絕食這一步，也是保守派所沒有想到的。
這之後，圍繞著絕食，圍繞著廣場上數千青年學子的生命和身心健康，當局兩派展開了激烈的角力。
而絕食又是怎麽來的呢？
五四集會後，北大、北師大和另外一些高校繼續罷課，也有一部份高校已經複課。罷課的目的就是要求正式對話，”北高聯”也由此開始組織”對話代表團”，電影學院的代表將高聯的這個決議告訴我，由於”北高聯”希望對話代表團最好都由學有專攻的碩士生組成，八大藝術也希望有人參加，他們就希望我幫助他們去動員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研究生參加對話代表團，我們還真的找到了一位研究院的研究生同學參加了對話代表團。但是，要求對話的呼聲，五四之後總是得不到當局的重視，特別是大學生們當時把希望都寄託在了對話代表團的身上，希望通過對話解決四二六社論的問題。可是當局的狡詐態度，使得對話活動總是一波三折，這被大家理解為是一種公然挑釁。其時已經有不少學校的不少同學強烈要求再上街頭，甚至不惜絕食，以促成對話的迅速實現。其後社會上一些力量的遊行行為大概也激發了同學們的鬥志。
五月十一日上午，開希、程真、王文和楊朝在電影學院找到我，希望我和他一起去參加在北大召開的一個高聯的會議。我最初拒絕了他的邀請，因為我已經退出來了，好像王丹也退出來了，而且我也希望開希也退出來。我說：如果運動還要繼續下去的話，這是個極好的鍛練人的機會，讓更多的同學得到鍛練吧。開稀有開希的想法，他畢竟是師大選出來的師大自治會主席。他代表著北師大，所以他希望我到會上去以前任常委的身份，發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其實我又有甚麽看法呢？我認為運動已經結束了，校園民主建設應該開始了。但我終於沒有拗得過開希，還是和他去了北大。
當我去北大和開希進入高聯會議室時，超華大姐在主持會議，她宣佈一個新的表決決意，即高聯從此次會議後將改主席制為秘書長制，接著宣佈下一個議題是討論高聯的財務制度，我當即退出了會場和程真、楊朝暉、王文在會議室外的路邊等開希和王丹。
在我們一起在人大附近的一個小餐館用餐時，王文提出了絕食的建議。我當時說：學生運動的手段，無非是遊行、靜坐、罷課、絕食和大串聯，現在遊行、靜坐、罷課都用過了，大串聯是大家不同意的，怕因此真的使社會混亂，這樣運動的手段就只有絕食沒有使用了。但這也是我們最為利害因而也應當最謹慎使用的手段。對於絕食可能產生的效果，可能帶來的影響，以及可能產生的後果，都要有分析。當時王丹、開希、程真和我，都表示不同意絕食。
飯後，我們和開希一起去師大，開希很快就不知道去忙甚麽了。大約是下午四點左右，王文在師大廣播站找到我們，他手中拿著一張紙，這張紙在我的記憶中還有些破，上面當時只寫了絕食倡議四個字，然後就是王文的簽名。王文把這張紙遞到我手裏，我不經意地看了一眼，說”不是說好了不採取絕食行動的嗎”？王文說”你敢不敢簽名”吧。我說”這有甚麽不敢的”，就提筆在這張紙上簽了名，隨後將筆遞給王丹。王丹有些不解地看著我，但也只是不解，隨後就在上面簽了名，後面是楊朝暉、程真，還有師大廣播站的彭濤等，共八個人的簽名。開希的名字是楊朝暉代簽的。當王文要拿走這有著大家簽名的倡議書時，我才突然想到，這哪里像個倡議書呢？就又想到在北大時，聽超華大姐說，中辦關於對話的回覆是”本周內有說法”，十一日那天是星期三，我一想十三號是星期五，正好是周內，假如當局還不能安排好對話事宜，那麽就通過絕食施加壓力了。所以我又讓王文在倡議書上加了幾句話，意思是五月十三日下行兩點在師大操場結合，去天安門廣場絕食。王文就這樣拿著那張紙走了。說實話，我當時其實沒有把這事情想得很嚴重，我想當時這個消息放出去，政府明天總是能知道的，相信政府也是不願看到大家真的走上絕食抗議之路的。然而我們畢竟是太天真了，這種拖延對話的目的，今天想起來，不正是要再次啟動本已平淡且漸近尾聲的學生運動嗎？可惜，在我拿筆在倡議書上簽名時，我連想都沒有想到這些。後來有人說，選擇這個日子是盯住了後面的戈巴契夫訪華。我要說的是：我當時真的不知道會有這事，也根本沒有想過這場學生運動要借外交事件來給當局施加壓力。
但是事情畢竟真的擺在那裏了，我和王丹都沒認真商量一下，只是兩人都覺得，應該是不可能把絕食活動搞起來了。王丹沒有等到開希，就回北大去了。我在准備走的時候，開希找到我，說讓我當晚在師大三一八紀念碑前做一個演講。就是在這個演講上，我被許多同學問到了絕食的事情，這也是我關於絕食在師大的公開演講。演講結束後，王文再次找到我，讓我起草一份絕食宣言，我便和他在一個學生宿舍裏，商量宣言的事情，當時有另外一個研究生同學參加，我們經過商討，覺得促進對話，否定四二六社論，是絕食的題中之義，但很難達到，絕食是為了施加壓力，本身只是手段，所以應該考慮在達不到預期結果的情況下，如何結束絕食的問題。這在我們商討起草的絕食宣言裏，有第三條，即強烈要求罷免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加這一條，是我認為當局在騎虎難下的情況下，是可能採取丟卒保車的做法的。如果絕食能起到罷免何東昌的結局，就應該算是勝利了。此外我還告訴王文，也許明天政府就答應對話了，絕食也就不需要真搞了。王文也同意了我的這一說法，他拿著我起草的這個宣言連夜走了。不過，五月十三日中午我在北大和北大絕食隊伍一同出發時，見到的絕食宣言不是我起草的那份，前兩條都一樣，只是北大的版本更簡潔明瞭：不是動亂，必須平反；立即對話，不許拖延。北大的絕食宣言裏也有第三條，就是聲援世經導報欽本立。我不知道這個宣言是誰起草的，文字簡練讓我心服。
五月十二日晚上我在北航做了關於絕食的演講後，就和緒光去了北大，見了超華大姐。超華大姐非常嚴肅地對我說：高聯經過研究，反對搞絕食。我當時有些偏激地對超華大姐說：絕食是很多同學自願的，不是哪個要搞的，大家之所以要絕食，就是要敦促政府立即對話，沒有別的意思。政府不立即舉行對話，絕食我想是避免不了的。當然，如果明天沒有人回應絕食倡議，絕食也搞不起來。我還說：高聯要考慮，如果絕食真的實行了，高聯應該出來領導這場運動，而不是僅僅表示反對，就以為沒事了。那天我和超華大姐的不愉快，這麽多年來，每當想起，都讓我有些難受。因為在我的記憶裏，那天超華大姐顯得特別的疲憊，而我們見面的時候，已是深夜十二點左右了。我不知道超華大姐是否還記得這件事，是否能原諒我當時的偏激？
五月十三日，我在北大看到那幅”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的對聯時，曾對一朋友說：下聯當改成”壯士一去定回還”為好，要不然太悲壯了。然而，這幅傳統的對聯，最終還是預言了這場運動。
其實仔細想一想，對於一個用槍杆子來維持的專制政權來說，集團的利益高於一切，哪怕他們是垂死掙紮，他們都不可能因為別人的性命，而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所以，無論學生們提出甚麽樣的要求，只要是街頭抗議，他們就不會有甚麽實質性的答覆。專制集團內部的思維方式是：有了這次的開頭，以後豈不是動不動就用這樣那樣的街頭抗議來要脅了嗎？所以，以為絕食能促使他們良心發現，實在是暴露了我們的無知的。九二年以後，曾聽劉曉波老師對八九年運動的評價：純粹到無知，狂妄到透明。我聽了後，深以為然，並以為這應是我反思這場運動的一個很好的起點。
廣場上絕食，我認識了柴玲。其實，早在四月二十一日的時候，我就和柴玲面對面過。那天她拿了個喇叭，對著已經激動起來的藝術院校的學生說：政府是不會無視我們的請願的，他們一定會派人出來接見我們的代表的。她說得非常真誠，也說得很累。她當時勸說同學們的樣子，被電影學院搞攝影的同學拍了下來，照片還在電影學院展了好多天。沒曾想從五月十三日之後，我們之間打了多次交道。
我很被柴玲的激情感動，我聽過她好多次演講，也和她一起演講過。她總是飽含熱情，至真至誠。我至今也不能相信，她那瘦小的身影，卻要背負那麽沈重的壓力。然而她用她的激情和真情，鼓舞了許多同學。雖說，運動從絕食開始，越來越不理性，越來越沒有方向，直至最後血腥屠殺，年輕的生命無辜地倒在專制的槍口下，但讓如此沈重的歷史包袱壓在柴玲和廣場指揮部以及北高聯，甚至全體參加運動的大學生身上，都絕對是錯誤的，是對運動的一場誤讀。絕食之後，統戰部奉命進入協調，應該說是黨內開明派最後的努力了，保守派其時不過是台下看熱鬧，背裏磨刀槍。等到開明派不能與學生達成策略性共識，而使他們利用權力機器操縱起來的運動，有個妥善的處理時，他們已經知道他們贏了。這種不顧百姓死活，不顧民意的高層權力鬥爭，只要專制制度存在一天，就隨時都可能爆發。
在開明派終於退出中國的政治舞臺之後，剩下來的就是如何結束這場運動了。保守派也沒有想到，他們暗地裏利用人們對腐敗的普遍不滿所激發起的這場運動，也不是他們用恐嚇的聲音就能結束的。所以，在六四血腥屠殺後，他們一直強調隊伍開進來不是對付學生和市民的，這一點我相信他們是沒有說謊。畢竟軍隊開進北京，並不是從五月十九日才開始的，而是在四月份，就有部份部隊開進北京了。但是，真正的部隊調動，一是落實他們的戒嚴，一是以防運動發展到權力內部的判亂。可當開明派採取了主動放棄的策略後，對抗終於就真的在百姓與軍人之間了。百姓視死如歸，政府狼狽不堪，而他們在歷史的殘酷性面前，對於要不要冒最後的風險時，他們還是猶豫過的，否則絕不可能有那麽長時間的政權真空。這個決心對於現代文明中的權力人物來說，實在是非常難下的，下了這樣慘無人道的決定，怎麽可能不明白那歷史的恥辱柱上的遺臭萬年呢？所以我相信，將來有一天真相大白於天下的時候，這條下令屠殺的船上，決不是一個人。既得利益集團，都是”同舟共濟”、”共赴史難”的。
十五年後重新回過頭來反思我們自己，我還能說些甚麽呢？我們的行為是正義的，但又是錯誤的。我們在不當的時機，因一腔熱血，滿懷正義，卻發動了一次錯誤行動。我們的熱情鼓動了我們的無知，我們的無知證明瞭我們的真誠，證明瞭我們的一腔熱血，但是，我們的無知，也使得我們不自覺地成了既得利益集團內部權利鬥爭的犧牲品，甚至是工具。這種無知，其實在文革中已經上演過一次了，雖然，文革是獨裁者公開利用青年的激情，來達到其個人打倒對手的目的。八九民運，是我們的無知固執地要維護著的運動的純潔性，卻仍然成了陰謀家打擊政治對手的工具。性質、過程不同，但結果卻是驚人的相似。但願，這血的代價換來的是全民族歷史性的覺醒。
五、那一夜：希望被槍殺
我本來已經於五月三十一日，受高聯和廣場指揮部的委派，離開北京去外地進行學生運動的考察了。但六月二日晚，我還是接到了開希從北京給我打來的電話，他告訴我，北京可能要出事了，讓我立即返回北京。這樣我就從天津趕回北京，也趕上了那最為慘烈悲壯的時刻，成了民族恥辱的見證者。
那晚九時左右，我在台灣《聯合報》記者王震邦老師處獲悉了部隊開槍的消息，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部隊開槍，我不敢相信，也無法相信。但當幾小時後，我不得不去面對那真實的血腥和恐怖時，我終於知道我們生活在一個被精心編織了幾十年的謊言裏，從沒有真正醒來過。
那晚，我在廣場上參加了張伯笠主持召開的”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開學典禮活動，並在會上作為學生代表做了發言。那真是臨時應差。張伯笠是在會議即將開始的前幾分鐘碰到我，告訴我說，本來是由開希作為學生代表發言的，但現在找不到他，就你代表學生做個發言吧，我開始拒絕了他的這個要求。我雖然和張伯笠沒有打過很多交道，但還是一起開過幾次會，記得有一次會上，郭海峰說廣場上太混亂了，得想個法子整頓廣場，讓大家運動不誤學習才好。我就接著海峰的發言說，應該在廣場上辦個學校，讓大家可以在具體的運動中學習民主。我不知道張伯笠是不是受了那次會議的啟發，開始了艱辛地辦學籌備工作。張伯笠和郭海峰，還有梁兆二都是那種實實在在的幹事的人，他們那種願意做更多的事情，願意替別人分憂的為人處事的作風，實在是讓我這個慣於動嘴的人汗顏的。
六月三日，張伯笠終於沒有接受我的推辭，只給了我半小時不到的時間，就讓我面對著那麽多新聞話筒開始了最終被當作我犯罪證據的發言。我那一刻的發言很短，只四百字左右，總共不過幾分鐘的時間。但就著廣場的燈光，寫這個發言卻用了十多分鐘時間。本以為這個發言是講不出來甚麽東西來的，但在今天看來，這個短短的發言稿，自我感覺還是非常精彩的。仔細想來，當屠殺已經是越來越近的事實時，我腔內的熱血終於又沸騰越來，一種用慷慨二字都不能描述的激情復活了。
這個發言之後，我又被梁兆二拉到北京飯店與台灣中正紀念堂前靜坐聲援北京民運的幾萬台灣同胞用電話通了話。我們的通話很短，通話是在侯德建的《龍的傳人》的歌聲中結束的。當我離開北京飯店，返回廣場時，我首次最近距離的遭遇了屠殺機器──那輛最後被憤怒的人們燒毀的裝甲車。這車極其瘋狂，橫衝直撞，反應民意的路障在他的履帶下，被碾得粉碎。面對被激怒的人群，它就是無情的催淚瓦斯。它在展示專政機器殘暴的同時，也同時展示了人民抗爭的膽量和勇氣。在我躲避著它回到廣場的時候，我回頭發現它終於被憤怒的人們點燃了。
在廣播站匆匆發布了與台灣通話的消息後，我聽到廣場指揮部的通知，要求所有學生都集中到紀念碑周圍，便想起電影學院的同學還都在國旗下的帳逢裏，便急忙來到電影學院隊伍裏，把廣指的通知告訴他們。當時電影學院的同學認為，還是在國旗下比較穩妥，他們說，部隊包圍廣場，主要是占領紀念碑，不會在周邊花太多功夫，所以到時候，我們就可以大旗一揮，遊行返校了。從這裏也可以知道，當時廣場上的同學是多麽幼稚，他們仍然沒有感覺到屠殺的殘酷，和其時的危險性，直要到海峰的那輛車終於被機槍掃射，有顆子彈終於彈過長安街，落在國旗下電影學院的隊伍中時，人們還沒有從那無恥的槍聲中真切地感受到危險，還要等一位同學把那子彈頭當橡皮子彈撿起來，卻才發現那不是橡皮子彈，而是真子彈時，大家才突然之間明白了生命的危險，他們才放棄了固守孤獨的帳逢到紀念碑下與大家一起共赴國難的。在我們撤往紀念碑的途中，有群人擡著一個受傷者，從廣場急急穿過，直奔停在不遠處的一輛救護車。我不知道這個受傷者是誰，也不知道他是怎麽受的傷，並且不知道他被罪惡的子彈擊中了哪個部位，是不是當時就已經死亡。但是，生命的悲劇已經上演，暗夜的大幕已覆蓋了所有的星辰。
安排好電影學院的同學，又做了最後的演講之後，並且和劉曉波老師成功地勸說市民朋友將那挺架在紀念碑西側的機槍撤下，並砸爛後，我和梁兆二、楊朝暉與絕食四君子及香港學聯的林耀強、李蘭菊分手，來到了廣場靜坐隊伍正北面的最前排。我和梁兆二、楊朝暉說，我們應該在第一排，我們應該最先面對死亡。
我和梁兆二四月份就認識了。他一直是北師大自治會的副主席，整個運動中，他一直是北師大學生運動的主要負責人，但卻很少發現他暴露在媒體的鏡頭和話筒前面。梁兆二是個踏踏實實做事的人，那天我們手拉手，共同用胸膛去面對刺刀的時候，共同用歌聲去面對恐懼的時候，我想，那一幕是我和他永遠也無法忘記的。後來，當我們保護著裏面的同學基本撤離，而臨到我們撤離時，我們這個隊伍終於被防暴員警的亂棍打得再也無法保持秩序了。我、梁兆二和楊朝暉以及差不多手挽手的十來個人，終於被身後同學推倒，幸好是倒在了紀念碑周圍的小松樹上，當那麽多同學從我們身上踩過去時，我們除了用雙手護臉之外，只是任逃離的同學從我們身上踏過去。但很快同學們就感到有人被踩在腳下，他們立即忍著被棍棒抽打的巨痛，用身子攔住後面的同學，我們這十幾人才得以站起來，而楊朝暉終於受傷昏迷，是我和梁兆二把他架了出來，並送上了救護車。
我們是光著腳從廣場撤下來的，在歷史博物館門前，還有同學揮舞大旗准備從長安街遊行返校，但隨即是一陣瘋狂的槍聲，子彈在頭頂亂飛，大家只好向南，從前門箭樓前撤離。
就是在前門箭樓前的路邊，許多北京市民，最可愛的中國人，他們拿了很多鞋子在那裏送給光著腳逃出來的同學。我也才注意到整個大地的寒意，一種透骨的寒，一種傷心的寒。我們隨著人流繞進了大會堂後面的六部口，恰好有一輛卡車急馳過來，車上站著侯德健的經紀人小謝，他看見我，便連忙喊停車，跳下車，問我看見侯德健沒有，我說沒有，又問德健撤出來沒有？我說不知道，但想必是撤出來了。就是這時候，一隊裝甲車隆隆地開過來，並衝著我們施放了催淚瓦斯，市民們立即打開門把我們拉進小院子，直到裝甲開過，我們走出院子，才發現有一位同學被瓦斯嗆得中毒，我們又連忙幫他攔住救護車，目送救護車呼嘯而去。那一刻我覺得白衣天使們是真正生命的使者，哪里有生命遭到傷害，哪里就有他們冒著自己生命危險搶救別人生命的身影。然而現在醫院裏的醫生，卻只知道收受紅包，大肆開藥了。我不知道我親眼所見的生命天使的高大身影幾時才能再次回到我的眼前？
六月四日上午我隨部份撤離隊伍來到音樂學院，立即找到音樂學院自治會主席，告訴他盡最大可能安排好廣場上撤離下來的外地的同學，並且隨時注意學校內部的安全，防止部隊開進校園。如果開進校園，要堅持和平示威。然後我聽說音樂學院有一位元女同學在複興橋被槍殺，屍體還沒有找到，我就又和王若水先生的兒子騎自行車去宣武醫院等地方去查找這個傳說被打死的同學的屍體。但去了幾家醫院，都沒有被允許進太平間去認屍體，只是看到了醫院裏很多像是被打傷的傷員。
和音樂學院的幾位元同學分手後，我騎著自行車，去北京飯店，希望取回我的一隻手提箱，那裏面有我在天津考察學生運動時的一些材料，還有我從廣場指揮部領取的考察經費。差不多十二點，我找到林耀強他們住的房間時，那裏沒有熟悉的身影，也沒有了那只皮箱，只是巧遇了王文，但由於我要急著趕回學校，也沒和他說幾句話，就放棄了在北京飯店找人的努力，而是騎車返回學校了。
車至德勝門，我看到了這輩子最為慘烈的情景，一群人，淚流滿面，他們擡著一個兒童的屍體，那孩子最多不會有十歲的年齡，他那麽小，身上那麽多槍眼，他渾身無力地躺在那破舊的木板上，陽光陰慘地照著他的臉，那張小臉，陰慘的白，小臉上的困惑，在我的眼裏，卻是一個天大的控訴。人們擡著他，像擡著一個被槍殺的希望，而當希望被槍殺的時候，絕望就彌漫得無邊無際。這個可憐的倒在屠夫槍下的希望，終於被靜靜地置放在一隊軍車前，車上的軍人看到這樣的慘烈，也都羞愧地低下頭去。人們先是眼淚，接著就是憤怒的聲音。我流了淚，卻再也憤怒不起來，我不知道當生命沒有了尊嚴的時候，活著意味著甚麽？這十五年來，這個場景始終在我的腦子裏，一直無法驅散。我總是在想，當那些子彈擊中他的時候，究竟是甚麽擊中了一個民族的胸膛，又究竟是甚麽擊中了中國歷史的心髒？
我心情沈重地回到電影學院，通過多方查找，確證電影學院沒有死亡以後，就又連忙去師大。在師大，我又見到梁兆二，他立即拉我進了一個小屋，開始對我進行了采訪，讓我講述從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的所見所聞。我講得非常鎮靜，也講得非常短，然後我對梁二說，能不能找到開希？梁二也說不准。這時又有同學來說，已有軍車開到師大校門口，其時，師大的廣播站，還通過校門口的喇叭在向市民進行廣播，校門口已經披上了黑沙，對冤魂的悼念已經開始。我和梁兆二來到校門口，面對兩車荷槍實彈的軍人，軍人們說，他們是來向學生交槍的，他們願意以此來證明他們不是來屠殺學生和市民的。我對他們說，我們是非暴力請願，我們不要你們的槍，現在槍已經在屠殺，許多無辜的生命已經倒在了屠刀下。如果你們真的不是幫凶，那麽就請你們交下槍栓，使這殺人的機器停止其對生命的塗炭。同學們覺得這個主意不錯，但軍人們卻沒有這樣做，而是匆匆離去了。不一會兒，就是一輛麵包車在校門口駛過，同時投下了一顆催淚瓦斯。我見此情景，便與梁兆二商量，現在還在這裏廣播，必然引起市民圍觀，結果只能是遭到襲擊，甚至可能繼續導致無畏的犧牲。梁兆二同意了我的建議，立即把廣播站撤至校內。然後，我和梁兆二相約隔日上午十點在他宿舍相見，看他能不能給我帶來開希和高聯的消息。但第二天上午十點我沒有再見到梁二，他的宿舍裏已是人去屋空，屋內一片混亂，我以為他是被捕了。在我幫著一位從鄉下來的老父親找到了他在師大讀書的兒子以後，我見在師大也找不到其他相識的人了，就又回到電影學院，組織電影學院的空校活動……
十五年了，若不是”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老師的堅強努力，許多無辜的冤魂，將仍然在那個最黑暗的夜裏，無處安息。十五年了，還有許多無辜的冤魂在暗夜裏，無法安息。
而我活著，在苟且了十五年之後，還將苟且地活著嗎？希望被槍殺之後，留下的只能是奴性十足的苟且偷生嗎？在告別革命之後，鬥爭也一起被拋棄了嗎？
暗夜無語，大地無聲，但我分明聽到了那隱隱的雷鳴。
二零零四年四月十日寫於深圳
──轉自《北京之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