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9日訊】2003年11月3日，正在北京逃難的四川省自貢市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失地農民劉正有，通過郵局給中南海寄出標題爲《我向總書記總理說實話》的告狀信，11月25日，他再次把俞梅蓀根據《我向總書記總理說實話》底稿整理而成的《我向國家領導人告狀》寄往中南海。時間已經過去5個月，劉正有沒有得到來自中南海的任何答復。2004年4月30日上午，筆者接到劉正有從自貢家中打來的長途電話，希望我能夠把告狀信重新整理出來公開發佈。以下便是稍加整理後的告狀信全文。
尊敬的胡錦濤主席：
尊敬的吳邦國委員長：
尊敬的溫家寶總理：
你們好！
我叫劉正有，四川省自貢市大安區紅旗鄉白果村人，是1300名失地、失房、失業農民的維權代表，實際上代表著本地3萬被侵權農民的合法權益。在8年漫漫上訪路上，向各級政府和各級法院求告無門的萬般無奈之際，斗膽向你們告狀。
1993年以來，自貢市黨政官員未經國務院有關部門批准，在市郊劃出10平方公里土地，建立所謂的“高新技術開發區”。如今10年過去，在這片土地上並沒有建起一家高新技術企業，卻蓋起了一座座豪華的商品樓房。開發區徵用土地1.5萬畝，使3萬農民失去土地，1萬餘戶農舍被非法拆遷，土地由官商勾結的自貢彙東股份有限公司倒手轉賣，獲取暴利達50多億元。該公司是省市黨政官員集資入股的官商公司，每年按股分紅。農民應得的土地和房屋拆遷補償費、青苗和附著物等補償費，在很大程度上被自貢市人民政府自府發[1993]75號文件一筆勾消。1995年以來，我們依法維權民告官，數次提起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各級行政和司法機關均不受理，至今也沒有進入訴訟程式。
2003年4月，中央電視臺和《中國改革》雜誌社記者實地調查。6月12日晚，央視《經濟半小時·三農調查報告》和《中國改革》雜誌第7期，都如實報道了自貢10年來違法征地的坑農害農大案。然而，我們這些依法維權的失地農民，卻被當地警察嚴密監控，不少鄉親被打、被抓、被拘留，年僅40歲的失地農民葉興華，甚至於被逼自殺。我因帶頭維權而被當地警察長期監控，爲了維護父老鄉親的合法權益，不得不逃亡來到北京。現把失民農民被侵權的疾苦，向你們訴說。
其一、四川省自貢市非法徵用農民土地情況：
1993年，自貢市成立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管理委員會，在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統一征地、統一規劃、統一劃撥、統一轉讓、統一管理，位於城郊結合部的大安區、沿灘區、紅旗鄉、鳳凰鄉和衛坪鄉的萬畝農田，首當其衝被圈佔。在長達10年的征地過程中，從沒有召開過村民大會徵求意見，而是由鄉、村、組幹部擅自與高新區管委會簽訂徵用土地協議書，當地農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就失去了土地和家園。直至今日，失地農民依然沒有見到徵用自己土地的協議書。征地的補償金、集體村民財産補償費，大部分被有關部門截留挪用，被統一劃撥給鄉政府管理的少部分補償費，也沒有真正落實到農民手中，理由是“村民集體資金不能分光吃光，爲農民長遠考慮，要辦企業”。結果是企業沒有辦成，失地農民應得的幾千萬元卻不知去向。農民要求查帳，市、鄉兩級官員和村委會幹部根本不予理會，有的村幹部甚至威脅說：“誰要求公佈帳目，提出查帳，就整死誰。”各村組農民多次自發組織起來要求查賬，均被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門暴力壓制。
我們從央視節目中瞭解到，征地協定漏洞百出，有的甚至甲、乙雙方在1997年簽字，而高新區管委會和市國土局早在1年以前就審批通過了；還有的協定，連甲、乙雙方的單位名稱都未填寫，農民就已經失去土地了。高新區管委會對土地的徵用、審批、出讓，實行三位一體的管理運作模式，根本不考慮當地農民的正當權益。白果村7組共有300多畝土地被徵用，而征地協議書上卻只寫了90余畝，其餘200多畝土地人間蒸發。每畝土地如30萬元計算，200多畝土地爲6000多萬元，在高新區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有24個組，這僅僅是其中的1/24。
1993至1997年，高新區管委會對失地農民的安置辦法是：18至40歲的統一招工，2000餘人被分配到區屬或街道企業。由於這些企業效益極差，有些被攤派安置數十位農民工後不堪重負而破産。這些農民工最多只幹了一年，短的甚至幾天後就回家待業了。1997年的失地農民總結進廠當工人的深刻教訓，普遍拒絕政府的招工安置。隨後，政府提出安置方案，由失地農民選擇：1、由政府統一招工；2、自行解決就業，由政府發給18至40歲的農民安置費8000元，對40歲以上的農民，每月發給生活費54元。這一安置方案直接導致失地農民無法維持生活，不少人只好靠著撿拾破爛、擦皮鞋、拉人力車和賣苦力維生。爲了生存，不斷有農民集體上訪，依法向當地政府要求增加失地補償，在依法維權不被受理的情況下，只好攔斷公路以示抗爭。經過一次次的抗爭，當地政府於2002年決定，把放給失地農民的生活費增至84.60元，且今後每兩年增加一次爲5元，即使真正兌現，要趕上自貢市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143元，尚需21年。
截至2003年7月30日，高新區管委會已經拆遷房屋23萬平方米，被拆遷房屋按每平方米平均150元予以賠償，23萬平米爲0.345億元。失房農民拿著如此低廉的賠償金購買新建房屋時，就要按政府規定的每平米爲850元計價，每平米房屋一進一出就上漲了700元，23萬平米則爲1.61億元。政府按低價收購農房拆遷，再按高價把住房賣給農民，僅此一項就從中盤剝1.61億元之巨。政府官員在拆遷房屋時曾經表態：“你們是高新區的農民，應按低價賣房”。在返還房子時卻說：“你們現在是城市居民，應按市場價買回住房”。正是這種出爾反爾的歧視性政策，使得當地農民失地、失業又失房，連最起碼的生存權也被強行剝奪了！
其二、農民依法維權反受其害：
1999年，鄉親們推舉我和陳守林等4人爲依法維權的上訪代表。我們向市政府、省政府、國土資源部、建設部、中辦和國辦等信訪部門，反映農民的悲慘遭遇，不僅沒有得到依法受理，反而屢次遭受打擊報復。高新區管委會還做出行政裁決，限期拆除我們4家的房屋。之後，又以我們不履行行政裁決爲由，申請大安區人民法院強制執行。我們向大安區法院、區人大、市人大、市政府申請停止強制執行，不被理睬。我們4家的房屋被炸毀拆除，財産被搶光。被強制拆房的維權代表及其家屬共計20余人（包括老人和小孩），至今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1995年以來，我們走訪各級政府和法院均不予受理：2000年4月5日，向自貢中級法院起訴，不予受理。11月15日1300名農民聯名，依照《行政復議法》和《行政訴訟法》向市政府、省政府、建設部等分別提起行政復議，同樣不被理睬，構成行政不作爲罪。根據《行政訴訟法》，我們依法向自貢市中級法院、成都市中級法院、北京第一中級法院起訴，分別狀告自貢市政府、四川省政府和建設部的行政不作爲。這些法院也不予受理。我們依法民告官6次起訴，4次上訴，1次申訴，均無結果。還向這些機關發出特快專遞信件300余封，至今杳無音信。
我逃亡在京5個月來，從媒體上見到你們爲失地農民多次講話和批示，要求積極採取措施依法行政，切實解決失地農民的疾苦。黨中央、國務院三令五申，甚至派出5部委督查組赴全國各地實地督查，給廣大失地農民以莫大希望，結果卻一直未能落到實處。2003年11月以來，大規模的強行征地仍在繼續，而且變本加厲愈演愈烈，實屬頂風違法。這一切使我們失望之極。幾經折騰，如今我們對中央的措施和批示，早已經興奮不起來了。
8年來，爲了依法維權，我從業餘上訪到專業上訪，從帥小夥到少老頭，從黑髮人到白髮人，從富有者到窮光蛋。捧著憲法、行政訴訟法和行政復議法，從自貢告到成都又告到北京，從呼喚公正到呐喊正義！從不懂法的農民告成了半個法律專家。結果卻要逃避追殺，亡命天涯。
“人民利益是最高法律！寧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無憂的夢中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多年來，這些話支撐著我的心靈和意志。現在，我已經貧病交加，疲憊不堪，幾欲心灰意冷！然而，我熱愛共產黨，熱愛國家，熱愛改革開放和法治建設，熱愛勤勞純樸善良的窮苦鄉親們。我期望在你們的領導下走向法治、走向富強。
我謹以一個普通農民的卑微身份，殷切地企盼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儘快派員調查自貢10年來的坑農大案，嚴懲腐敗貪官，還我土地，還我家園！讓我們儘快結束漫漫上訪路，回歸10年前安居樂業的平靜生活。
此致
最崇高的敬意！
四川省自貢市1300名依法維權的失地失房失業的農民代表
劉正有(簽名並按上手印)
2003年11月24日於北京，次日寄出
在電話中，劉正有還就筆者的提問進行了說明：1995年時，他家在自貢市大安區紅旗鄉白果村組擁有一畝半土地，當年還新蓋了一棟占地面積120平米，建築面積240平米的三層樓房，其中大部分是營業用房，如果按城市居民的補償標準，可以得到40多萬元的補償安置費。在拆遷過程中，當地政府只答應按照農村居民的歧視性標準，補償一所面積爲72.51平方、價值僅數萬元的臨時安置住房，外加10多萬元的補償款。如此算下來，劉正有一家僅拆遷房屋一項就要虧損20多萬元，他堅決拒絕這一歧視性拆遷方案，從而成爲上訪群衆的領頭人。2000年1月13日，自貢市常務副市長侍俊親自帶隊到劉正有家強制執法，用炸藥炸毀他家的三層樓房，並且拉走了全部財物。當地政府和法院還專門組織開發區失地農民現場觀摩，以期達到“殺雞給猴看”的警示作用。按照劉正有的原話：“前天（4月28日）溫家寶總理親自主持國務院會議，處理江蘇省常熟市非法批地800畝建造鋼鐵廠，有關人員大都受到了處分。我們自貢市的情況要嚴重得多，已經批了1.5萬畝，2003年12月1日公開發佈征地廣告，又要征地5平方公里，爲什麽就沒有人來處理呢？地方政府的非法文件爲什麽能夠得到上級部門的層層批復呢？我如今只好在外面租房子住，堅決拒絕和他們簽訂拆遷協定。房屋被炸毀後，連家裏的東西被他們拉到哪里去了，我都不知道，是用好幾輛汽車拉走的。我已經打了10年的行政官司，得到一個很關鍵的經驗：司法不作爲就是爲人民犯罪，中國的刑法沒有懲罰行政不作爲的法律，沒有不作爲的罪名，這樣一來地方政府就敢於和中央政府對著幹，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他們以60萬元高價拍賣的全部是我們白果村農民祖祖輩輩留下來的集體財産，白拿我們農民的土地去賣錢，這叫什麽共産主義呢！！”
對於失地農民提出的問題，筆者沒有辦法予以回答，只能根據劉正有提供的材料據實記錄。另外，近來在電視中看到美國總統布希和副總統切尼，雙方在白宮接受“9·11”事件的司法調查，筆者竟然突發奇想：假如中國的胡錦濤主席、吳邦國委員長和溫家寶總理出現了不作爲或不正當作爲的情況，應該由誰來對他們進行彈劾和調查呢？！劉正有寄給這三位最高層的國家公務員的告狀信，已經整整過去5個月的時間，這三位國家公務員的行爲，是不是也已經構成行政不作爲的犯罪嫌疑及事實呢？！敬請有主義和沒有主義的大方之家有以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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