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6日訊】任長霞是河南省登封縣公安局局長，2004年4月某日在開會回來的途中，因車禍不幸去世，年僅40歲。
任長霞去世後，大陸警界和媒體大肆宣染。據報道，她是一位勇敢於鬥惡碰硬從而深受人民熱愛的好公安局長。她在接待人民群衆的來信、來訪中熱情認真，往往動之以情、以淚洗面，並且切實解決上訪百姓多年來的積案冤情。在她的送靈隊伍裏，可以看到百姓們對她的真情懷念。在上任後，她打掉了當地的黑社會，將長期以來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流氓歹徒繩之以法，確保了一方平安。因此，經媒體報道後，社會上迅速掀起了一股學習任長霞風。公安部部長周永康親自批准她爲一級英模，號召全體幹警向她學習。
我在中國公安戰線工作18年，多次立功受獎，二次身負重傷並終生殘疾，僅僅因爲良心和道義就被中共辭退警察的職位。我對這個學習任長霞之風卻不以爲然。
任長霞現象只是一種“清官”的人治遺風，而非文明法治的結果。在她到任之前，登封縣，流氓歹徒橫行鄉里，社會治安何等地糟糕，上訪群衆遍地，喊冤叫屈之聲不絕，執法人員卻無所作爲。一起強姦案拖了12年未破；一起傷害案拖了9年不了了之；幾百名上訪群衆求告無門。只是在她上任之後，諸多問題才逐漸得到解決。試問，在她之前的諸位公安局長都是幹什麽吃的？他們的“三個代表”哪里去了？只有她才具備嗎？她死了以後的登封縣又怎麽辦？“三個代表”又有誰來充當呢？老百姓又能去找誰呢？找不到怎辦呢？人治實在可怕啊。而且，即使是在好的人治時期，也未必就能保護每一個好人。我在2003年4月到北京上訪期間，就在中殘聯的盲人集訪隊伍裏看到幾位登封縣的盲人：王三民、劉慶傑、李雙印。他們在爲自己的合法權益艱難上訪呢！當時在任的任長霞，又能保護他們嗎？！
而且，任長霞僅僅是一個小小登封縣的公安局長，既無天子尚方寶劍，又無生殺予奪大權，而只能在當地黨的領導下，做一些應做的本職工作。在她的事跡中，從沒有看到她爲了維護法律的尊嚴直言犯上、冒死進諫的行爲，其精神也並不特別高貴，和衆口皆碑、剛正不阿的開封府包公相比，也只能是小巫見大巫。她的母親聽到她遇難時，首先想到的是：她一定是被人捅了，因爲她得罪了人。用老太太的話講是：“誰知道那些壞人上邊都有什麽關係，她早晚都要出事。”但是，任長霞並沒有死於黑社會以及庇護黑社會的權勢者們之手，而是死於意外的車禍。看來，她還沒有來得及得罪上司就已經遇難，否則，就不會有這股掀起向她學習的浪潮了。因此，我覺得學習任長霞還不如學習包公。在人治社會中學習包公那種大無畏的執法精神與挑戰權勢的決絕，倒是一件有利幸於社會的事情。
我想，尊敬的共和國公安部部長周永康既然要人們學習任長霞那種親民愛民、務實求真、嚴格執法的精神，那他爲什麽不率先從自身做起呢？我這麽一個爲自己的國家忠於職守雙殘的警察、功臣，爲了自己的合法權益，也就是要吃飯、要療傷而苦苦上訪7年，歷經了2任公安部長，給他去過5次信，到京上訪6次，爲什麽得不到他的關注與一個合情合理的說法呢？他說他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可我恰恰是爲了百姓受到迫害而找不到人替我申冤的。連他都不能聽到我這樣一個弱者的苦苦呐喊，指望下邊都來學習任長霞，去改變衙門作風，關心老百姓的疾苦，顯然是不會有效果的。
當然，我也不指望人民警察都來學習我。如果他們像我因忠於職守傷殘後無人過問，肯定誰都不情願。如果他們都像我因爲有理念、有良知、憑著道義之情去做事從而遭到貶黜丟掉飯碗，肯定誰也不甘心。如果他們都像我敢於仗義直言說真話爲民請命從而去做牢，肯定誰都害怕。在這個欲海滔滔、人性匱乏的社會中，在中國人權理論的指導下，他們寧可追求享受、得過且過、自我陶醉著地活著。誰願意學習我呢！
看來，學習某個典型顯然無法解決中國社會的諸多問題，更無法根除貪污腐敗。只有學習民主法治，並建立一套通過全民監督來減少人性墮落的民主法治制度，才是唯一可行之路。前蘇聯中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1987年就說過：“我們現在需要民主，就像需要空氣一樣重要。”人治沒有前途、榜樣不起作用，只有民主和民主制度，只有法治和法治建設，才是最終的正確選擇。（2004年6月13日）
轉載自《民主論壇》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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