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踏入一片浩瀚的文學森林

【大紀元7月24日訊】初到瑞典時，諾貝爾文學獎對傅正明這位研究西方美學的中國學者來說，是一座難以攀緣的奇麗山峰，一片如他所居住的斯堪地納維亞一樣廣闊蔥郁的森林。怀著濃厚的學術志趣，傅正明孜孜不倦，在原有的英文基礎上，增學瑞典文作為探索工具。十年寒窗過去，世人霧里看花、眾說紛紜的諾貝爾文學獎，在他筆下展現其真實的風景和魅力。

全景鳥瞰与微觀剖析

在最近出版的《百年桂冠－－諾貝爾文學獎世紀評說》(台灣允晨出版社)一書里，傅正明對這一片浩瀚的文學森林，做了全景式的鳥瞰。全書三十多篇文章，各篇既獨立成章，又形成一個整體，由此勾勒出世界文學發展的脈絡，揭示出諾貝爾文學獎与時代的密切關系，以及百年評獎的得与失。

傅正明特別注重探究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標准。對諾貝爾遺囑的詮釋和文學獎標准的解讀，是世界文學理論界長期研究的一個課題。自上個世紀初，丹麥著名文學史家勃蘭兌斯開始嘗試解釋諾貝爾遺囑之后，不少瑞典和歐美各國的文學批評家和諾貝爾傳記作家，就諾貝爾遺囑中文學獎“理想傾向”的人文主義標准，撰寫專著和專文進行討論。然而，這一研究在中國几乎是個空白，這与中國文學評論界長期堅持毛澤東的文藝標准有關。

從理論上研究諾貝爾文學獎，需要參考瑞典文學院的歷史文獻資料。根据五十年保密的原則，瑞典文學院只出版了《諾貝爾文學獎五十年：提名和選擇( 1901－ 1950 ) 》，而其后五十年的評獎內幕，就只能從歷年來的諾獎公報，頒獎評語和頒獎詞，以及每年瑞典報刊上評介、爭議諾獎的大量文章，去追蹤研究了。幸好瑞典人很支持中國學者的研究，諾貝爾基金會和諾獎評委主席，都多次授予傅正明翻譯他們文章的版權。

除了描繪這片文學森林的宏觀遠景之外，傅正明還對諾獎作家和作品，進行微觀的研究，如同進入密林中，他仔細考察一棵棵樹的大小和材質，欣賞其內涵、風姿与色彩。該書涉及一百年來的獲獎作家，其中一些重點作家，如吉普林、羅素、托馬斯· 曼、艾略特、海明威、馬爾福茲、達里歐、索因卡、格拉斯、奈保爾、凱爾泰斯、庫切等，都有專文進行論述。

時代要求我們唱歌

西方人常把人生比喻成一個杯子，把文學喻為杯子在鏡子里的影子，由此強調文學的背景是社會的，作家作品必然帶有時代色彩。傅正明在研究諾獎時惊訝地發現，盡管這些作家在寫作中既回眸歷史，也展望未來，但都無法擺脫他們所處時代的意識形態以及社會政治思潮、文化思潮和哲學思潮。他們的作品几乎集二十世紀思潮之大成，例如無政府主義、怀疑主義、殖民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極權主義、种族主義、和平主義、民族主義、民主主義、自由主義......，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印記。同時，上個世紀的各种文學表現手法，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唯美主義、表現主義、五花八門的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也在諾獎作品中應有盡有。

于是，傅正明致力于梳理諾獎作家作品，從中追溯百年來各种思潮的發展和走向。例如，他從吉普林的詩歌中分析出殖民主義思潮的興衰，從黑塞的小說《悉達多》看東西文化如何匯流，從羅素看和平主義者的理念与實踐，從海明威小說分析出他所處的那個充滿騷亂和戰爭的時代特征，從托馬斯· 曼的小說看人文主義為核心的現實主義美學，從馬爾福茲的創作道路燭見法老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交融，從索因卡的批判探索非洲興起 “黑人特色 ”運動，從薩拉馬戈的小說比較分析中西哲學的人性說，從凱爾泰斯獲獎看奧斯維辛后人類悲劇的集體記憶，......。

有時候，一個自然形成的作家群體，體現了頗為接近的時代特色，傅正明因此把一些有類似傾向的作家歸類，做整體性的研究。例如，在《幻影之戀》中，他集中分析了西方左翼作家們的共產主義之戀；由于諾貝爾家族中有一大群猶太人，他撰寫了《信仰和改宗－－ 猶太裔諾獎作家的文學主題》一文；在《歷史不僅僅是“他的故事”》中，傅正明不但分析了女性主義与諾獎女作家，也分析了男性諾獎作家的女性主義立場。

時代精神就像空气和水分，滲透在作家們的文字細節之中。傅正明翻譯了海明威寫的《時代的要求》，此詩形象地表現了作家与時代之間不可分离而又痛苦不堪的關系：“時代要求我們唱歌，然后割掉我們的舌頭。/時代要求我們流血，然后錘打我們的傷口。/時代要求我們跳舞，然后縛住我們的雙手。時代終于亮出了偽裝，這就是時代的要求。”

百年得失及對中國作家的啟示

談諾貝爾文學獎不能不了解諾貝爾其人。傅正明在對諾貝爾的生平、志趣和夢想做了深入的研究后，闡釋了諾貝爾的文學觀和他設立文學獎的初衷。對瑞典文學院是否忠實地執行了諾貝爾的委托這一問題，傅正明在《諾貝爾文學獎百年得失》一文中，根据瑞典文學院自己披露的內幕，他們的自我反省，以及文學院外的批評家意見，做出了綜合性的評价。

傅正明論述了瑞典文學院內部“堅持遺囑和忽略遺囑”的傾向之爭，指出文學院百年來的頒獎，既體現了歐洲人文主義傳統，也夾雜著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他還介紹了獲獎作家中公認的一些名至實歸的大師、被錯選的平庸作家、以及一批漏選的大師名單。早在五十年代時，面對世界的批評，瑞典文學院就誠實地宣稱，他們評選出來的文學獎得主，只要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合格就滿意了。以這個標准看，百年來的評選和頒獎大致及格。

一個好的評論家應該是透視鏡，他要能夠把隱藏在作家作品背后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內涵揭示出來，給人以思想的啟示。對于中國作家，傅正明這本書有其特殊价值。一個大時代有權向作家索取大作品，今天中國如此巨大深刻的社會變遷，卻在文學方面沒有相應的體現。由于全社會人文精神的喪失，由于大批中國作家在社會進步事業中撤退，走向庸俗的現實主義，因此，盡管文壇一片浮華喧囂，卻沒有出現光彩照人的偉大作品。

《百年桂冠》給我們的一點啟示是：偉大的作家是在捍衛人的价值与尊嚴中，得以成就自己的文學，他們從來不特意回避現實，從不狹隘地把文學絕緣于其他人文學科的各個領域。偉大作品的一個悖論，就在于它們既是 “個人的聲音”，又是時代和社會的正義呼聲和精神訴求，它從來不曾把文學封閉在自我的茧殼中，從來不拒絕為弱勢群體代言。

諾獎評選的一個特殊意義是，它彰顯了文學之樹常青之深層原因，即人類源遠流長的人文精神的兩個互補的方面：對強權的反叛和對弱者的同情。

（原載《開放》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