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生:中國農民個個都是難民

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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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日訊】1、爲什么說中國農民是難民?

聯合國對難民定義的法律依據見於《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該公約認定的難民標準是指:因有正當理由畏懼由於種族、宗教、國籍、屬於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由於此項畏懼而不能或不願受該國保護的人。

我說中國農民都是難民,是相對於中國城市人而言。因爲中國搞的是“城鄉二元結構”,在中國,讓農民畏懼、産生避難本土衝動的原因是什么?中國社會在對國民實施惡意的差別對待的時候,對人群劃分的界限是什么?——不是以種族、宗教、國籍劃線,是以出身、投胎、出生地劃線。對照公約,就一目了然:農民受難的身份屬性差異,唯一符合的選項應該是“某一社會團體”:他們是農村人,而非城市人,這是他們厄運連連,遭難不止的唯一原因。

構成難民身份還有兩個要素:“遭到迫害”和“流離失所”。

中國農民統統受難,是因爲農村人出身決定的。是這樣低賤的社會出身,使得中國農民在自己的祖國喪失了選舉權、財産權、教育權、擔任公職權、遷徙城市居留權、勞動保障權、醫療保障權等等最低限度的權利,相反,他們終生肩負沈重的義務,要在近乎無償地爲國家服苦役、納重稅的狀態下度過人生。如果農民想改變自己的低賤身份,就需要向政府繳納鉅資,贖回自由,這就是曾經盛行中國的“戶口買賣”行爲。買到了“戶口”即是買到了不再遭歧視的護身符——這就是迫害——試想,如果這不叫迫害,世界還有什么配叫迫害?

另外的一條:這個龐大的不幸人群中,如果有少部分的人出於逃避迫害的願望,漂流到了中國國門之外,那么上述兩條就使他們就具備了難民資格的兩個要件,他們就是難民。

從有關中國農民逃離中國、遭遇不幸的轟動性新聞中,人們印象最深的幾起:

1993年6月,一艘名爲“金色冒險號”的船上載有291名難民,事件裏有11名福建人在紐約海域遇難,屍體浮到了岸上;

2000年6月,英國的多佛爾港,58名福建偷渡者被活活憋死在悶罐貨車內;

2001年10月,25位福建農民在進入韓國麗水市海域途中被悶死在韓國漁船網艙,屍體被船主抛進大海喂魚;

2004年2月初,英國蘭開夏郡莫克姆海灣,包括福建人在內的來自多省份的21名華人在海灘拾貝時溺水身亡。

上述逃難事件中,活著與死去的人們,都有一個相同結局:難民事件的發生國,無一肯承認入境的中國農民是難民。可事實上千真萬確,他們就是難民!

2、爲什么逃難者中福建人多?

這個世界上發生在涉及華人的“和平逃亡”(我杜撰這個詞,是區別于98印尼華人那樣的“戰亂逃亡”)中,逃亡者幾乎全部是大陸中國人,其中又以福建人爲主體;在福建人逃難者中,是農民爲主的人們構成了難民的主體。

爲什么是大陸人?這個不需要回答;香港、臺灣人、僑居紐約唐人街的華人是不需要這樣做的;爲什么生活在福建大城市的人不這么做?他們也不需要。爲什么相比於內地其他地方,福建農民成爲難民的主流呢?因爲他們有足夠多的親友在國外,通過相互的資訊傳遞他們獲得了足夠多的外部世界的資訊,他們有機會知道一個自由的、繁榮的世界是多么值得他們以生命的代價來闖蕩,他們知道自己生存的這片土地是多么沒有指望、多么值得以生命代價去搏一搏:作爲農民,他們的處境是生不如死;他們明白倘若他們在逃亡過程中沒有餓死渴死、不被悶罐車和封閉性的船倉悶死、不被海水淹死,他們的黯淡的人生就可能因爲遷徙成功而步入新天地。他們做出這樣的決斷,是經過了世界上最嚴慎、最縝密的核算。

這就是逃避孔子說的“苛政猛於虎”,這就是“不自由毋寧死”!在今天這個怯懦的、日益流失著剛陽氣的中國,正是這些人,體現了中國人的剛毅和果敢,同時不言自明地凸顯了:逃避苦難、追求幸福是人類天性,是不容談判的基本人權。

一些富且貴的中國人認爲是這些底層窮人把中國人的臉丟到了海外,其實恰恰相反:正是那些富貴的、宰割著自己同胞的人,在國境內對自己同胞的基本生存底線的肆意踐踏,才是這些逃亡者的初始推力,是這些肉食階層才丟了中國人的臉。

向逃難者表達我們的敬意思吧!這是有理由的——舉例說:CCTV曾有一個報道:在西方某國,一頭即將被屠宰、即將進入人們盤中餐的牛,僥倖逃離了屠宰場,在街頭狂奔,且傷了數人。後來,這牛當然被警察俘獲了。這個城市的人們幾乎衆口一詞:不能把牛送回屠宰場,強烈要求刀下留牛,願出資養這牛直到其壽終——可見,逃避悲慘宿命的一搏,其過程是絢麗精彩的、是配得上人們的敬意的,象那頭勇敢的、逃難的牛。

還有,對穿越柏林牆、逃離專制的東德人,當年的西德人民像迎候英雄那樣,用花束和敬意迎候那些逃難成功的同胞,祝賀他們獲得嶄新的人生。

逃難農民採取這樣非常的方式的出境,除了豁出命,還要出錢。據說這些年的行情通常是6萬美元左右——這個數位太大了,即使6萬人民幣也大——只有像福建近海的農民有渠道可以借到、同時有人敢借他們這樣一筆錢財。這是中國其他地方的、比福建農民過得更苦、更不在乎生死的農民所沒有機會成就的。

當內地農民琢磨著到哪兒打工、哪兒挖煤、哪兒賣血、哪兒籌集孩子學費的時候、實在找不到轍而絕望自殺的時候,福建人有他們的主意:即便是傾家蕩產、即便是死,他們也願意死在尋找自由的路上!

3、聽聽逃難船上的難民怎么說

感謝一個叫于大海的作者,在北京之春93年9月號上發表文章《訪問“金色冒險號”難民》,使我們知道了這樣的細節:一個劫後餘生的逃難農民林在清對記者解釋他爲什么要逃難:“……我知道有些在美華人覺得我們這么來後丟了他們的形象。但是他們不瞭解我們政治的背景,不知道我們在中國是生活在什么樣的環境下。我們辛辛苦苦幹一年,糧食說上交就上交,拿回來的只是一張白條……我們在海上飄泊,一天喝不到一口水。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辛酸的故事。我們中國就是政治不好,如果象美國這樣的話,大家也不會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來到這裏。在美國,打死一個人都不會槍斃,中國想多生一個孩子都要坐牢……”

美國許多民衆不肯承認“金色冒險號”上的農民是政治難民,也許這不能怪他們,生活在尊重人權國家的人民的確是無法理解、無法想象:沒有戰爭、沒有大的天災,中國農民怎么會在自己的國家過不下去呢?他們不會理解,中國農民對自己的國家、對自己國家的官吏如此絕望!

4、作爲世界最大的人權受害群體,中國農民何時不再被把排斥在國際人權法的保護圈之外?

承認中國農民是難民,並不意味著爲數九億的難民群體會立即衝擊國際社會。農民出境者到現在來說是極其少量的。他們掏不起逃亡所需的費用,這是一種深切的悲哀。國際上沒有接待這么多人的能力,但是國際社會有能力作到:關注他們人權被嚴重剝奪的現實,聲援他們在自己的祖國獲得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框架內的賦予所有人的所有權利。與此同時,搜集全面的資訊,作出恰當的判斷,承認他們是難民。

我想告訴西方主要難民流入國的邊境警衛隊:中國有句話叫“人可以貌相”,什么時候當你們在自己國家的海岸上查到了中國人,如果你們能夠看到他們的證件、確認他們在中國的身份是農民,那么,你們就有基本的把握判斷:他們是難民,用肉眼,你會看得出他們的苦難,他們的難民資格實際上是寫在臉上的——順便說一句:你們的同行、中國城市警察的“基本功”就非常好!在中國城市的密集人群中,警察們有能力瞬間識別出哪些是從農村來的“外地人”,依據就是“貌相術”,就是看一個人是否有難民特徵,然後再加以刁難。

如果把和平生活在中國的農民和戰亂中的巴勒斯坦難民、阿富汗難民、伊拉克難民的臉龐相比較,就會知道:沒有難民名分的中國農民,他們身上顯示著更嚴重的營養不良、更愁苦的面容、更破爛的裝束。他們比國際社會公認的難民“更難民”。

農民都是難民,世界卻對他們關閉了大門。這是國際社會對中國農民的虧欠。他們是中國的主體人群,對他們的虧欠就是對中國的虧欠。

按說,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們目光是犀利的:你們借助飛船和火星車,已經看清楚了距離地球遙遠的火星上的河床的走向、礦脈的分佈。但是,你們卻沒有能夠看清楚處在同一星球上的同類——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態;沒有看出,這個世界最大的受難群體——比西方八國人口之和還大的一個群體——在痛苦中受難的慘景。

(《民主中國》2004年8月號)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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