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日訊】閱讀范泓先生的《風雨前行——雷震的一生》，筆者最爲關注的是由雷震創辦於臺灣小島的自由主義刊物《自由中國》，與蔣介石主導下的國民黨政府當局並不和諧的互動關係；說得直白一點，也就是雷震與胡適和蔣介石之間的男三角關係，以及雷震與愛妻宋英和愛妾向筠之間的女三角關係。遺憾的是，筆者的這種關注，在這本資料翔實的傳記作品中，並沒有得到充分地滿足。
一、由良性互動到尖銳對立
一家刊物可以影響一個時代，一個時代更可以憑藉政府或非政府的強權，在孕育出代表時代強音的一家刊物之後，再施以壓倒和扼殺。以陳獨秀爲核心的《新青年》如此，以王世傑爲核心的《現代評論》、以徐志摩爲核心的《新月》、以胡適爲核心的《獨立評論》、以儲安平爲核心的《觀察》和以雷震爲核心的《自由中國》，也同樣如此。在這幾份中文刊物中，《自由中國》分明是自由度最低的一家，它實際上是以胡適爲代表的自由主義文化人和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政府當局良性互動的一個結晶。
1949年3月，胡適、雷震、王世傑、杭立武、傅斯年、許孝炎、俞大維等人，爲了在堅持民主自由的前提下爲大勢已去的蔣介石提供學術支援和輿論支援，醞釀發起自由中國大同盟並創辦《自由中國》雜誌。4月初，雷震赴浙江慈溪會見蔣介石，說好“請胡適先生出面領導”。10月19日，雷震由廈門來到臺北，正式啓動《自由中國》的籌備事宜。10月23日，教育部長杭立武答應每月提供500美金。10月26日，雷震、傅斯年、陳雪屏、毛子水、王聿修、張佛泉等人在聚餐時商議，決定拿出5000新臺幣試出兩期刊物，其中“教育部”3000，“空軍總司令部”1000，剩餘1000由雷震負責籌措。
1949年11月20日，由胡適定名並挂名發行人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在臺北創刊，由雷震任社長負責實際操作。之所以要如此安排，一方面是由於雷震對胡適所擁有的巨大號召力的借重：“（1949年11月20日）下午竟有人上門定購或購買，聞有一家書店，十本立刻銷售，可見對外聲譽之隆。其原因當歸發行人之大名也。”（《雷震全集》第31冊第366頁。）另一方面是由於胡適派同人對於身爲蔣介石幕僚的雷震不夠信服。到了1953年，按照相關法規，遠在美國的胡適不能繼續擔任發行人，雷震熱心辦刊的態度也得到確認，這才由雷震正式接任發行人職務。
在創刊初期的幾年裏，《自由中國》一直在堅持民主自由的憲政追求和承認蔣介石獨裁專制的既成事實之間，尋求平衡支點。正如雷震在寫給王世傑之子王紀五的信中所說：“我等意見（包括杭先生及雪公暨傅校長）以爲中國自由黨不好組織，就是不易找到有號召力量之黨員，因社會上才智之士多入了國民黨，倒不如由適之先生領導自由中國運動，或名曰自由中國同盟，不論有無黨籍，凡屬志同道合者均可參加，但有信條（即綱領）、有組織，凡過去官聲不好或見解爲極權主義者均不允許參加，以此……可彙成一巨大力量，而以適之先生爲領袖，在政治上則支援蔣先生……”
王紀五當時與胡適同在美國，杭先生就是杭立武，雪公即王世傑字雪艇，傅校長即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由於雷震和《自由中國》在政治上“支援蔣先生”，國民黨當局給予了較爲充分的資助，國民黨軍隊更是《自由中國》最大的訂戶。到了1953年春天，《自由中國》與政府當局的良性互動趨於惡化，來自官方和軍方的資助徹底終止，只能靠著雷震的人脈資源籌措民間資本及官方資本以維持生存。1954年12月，由於《自由中國》刊登讀者來信“搶救教育危機”，雷震被大力推行黨化教育的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登出黨籍，《自由中國》從此陷入與政府當局的尖銳對立之中。
1956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七十壽辰，蔣介石透過行政院新聞局發佈“以六事諮詢於國人”的“婉辭”。針對這份雖然沒有毛澤東式的引蛇出洞的殺機卻帶有政治做秀嫌疑的“婉辭”，《自由中國》同人頂風而上，傾力推出了由胡適、徐複觀、毛子水、夏道平、陳啓天、陶百川、王世傑、雷震等人的16篇文章組成的“祝壽專號”，勸告蔣介石儘快結束獨裁專制，逐步實施憲政民主的現代制度。
“祝壽專號”加印13版的轟動效應，換來的是政府當局的經濟封鎖和政治圍剿，王世傑提醒雷震“在不失掉自己立場之下要謹慎，以免自己被毀，目前是我們最困難時期。”雷震顯然不具備王世傑和胡適通權達變的理性智慧，反而多了一份以救世者自居的表現欲望和英雄情結。
二、雷震身上的自相矛盾
1957年8月2日，雷震在寫給“中華民國”原駐丹麥大使館秘書朱養民的書信中表白說：“本刊自八月一日起，擬連續討論‘今日的問題’，先生看了八月一日這一期社論即可明白。這就是反對黨的綱領，因此反對黨的文章務請先生撥冗寫好寄下，千萬千萬。他們愈頑固，我們愈要幹，今日打開局面，是知識份子的責任……我們已下決心與他們奮鬥到底，早已準備坐牢了。”
應該說，蔣介石主導下的一黨專政，並不是以政教合一的絕對真理自居的既要“作之君”又要“作之師”的極端專制，而是爲民間言論和反對黨派留有餘地的開明專制或半專制。胡適一派人願意在道義上支援蔣介石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此。面對這樣的開明專制，弱勢一方的雷震和《自由中國》半月刊，在與政府當局的博弈互動中，應該表現出富於彈性張力的眼光和策略，而不是在條件遠不成熟的情況下，以操之過急的激進態度走上組党奪權的不歸之路。單就“下決心……準備坐牢”的雷震來說，他身上一直自相矛盾地存在著不能獨立自主的依賴心理和急於表現自己的救世情結。在精神上認同並追隨胡適，在政治上支援並追隨蔣介石，是雷震創辦《自由中國》的根本基點，當這個根本基點發生動搖和坍塌時，他的悲劇命運就在所難免了。
1952年胡適回臺灣講學，當時曾有蔣介石打算讓他出任“副總統”的傳言。據1952年11月12日《雷震日記》記載，雷震當天對好友羅鴻詔說：“如果胡任了副總統，則渠歷史地位一定減低，因爲他無鬥爭性格，非政治人物，而政治則是一種鬥爭性的東西。”在場的蔣勻田說：“我們對適之估價太高，……他的妥協性最大。”雷震也說：“對讀書人講民主，我也悲觀，他們太無自信。”羅鴻沼還進一步分析說：“這些東西不是中國固有道德，他們信之不堅，所以不會殉道的。”行文至此，範泓在書中點評說：“廖廖數語，對中國知識份子與民主自由之間的知行關係，可謂一針見血。就其推進臺灣民主憲政而言，雷震的作用在後來遠遠超過了他所尊敬的胡適先生。”
這一點評堪稱是《風雨前行——雷震的一生》的畫龍點睛之筆，也是筆者最不能認同的一段話。民主自由當然不是中國的固有道德，對民主自由“信之不堅”的，卻不是胡適、王世傑等直接沐浴過歐風美雨的現代“讀書人”，而恰恰是根本沒有走出中國固有道德的雷震、羅鴻沼等人。在“存天理滅人欲”的中國固有道德中，最爲神聖的作爲，就是站在帝制皇權一邊，勒令弱勢個人去奉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殉道教義。以救世者自居並要求別人犧牲殉道的羅鴻沼、蔣勻田、雷震，正是這種似是而非的舊式人物。
更進一步說，每一位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精神生命體，打從人成其爲人、人類成其爲人類的那一天起，人類社會就已經實現了同爲精神生命體的根本大同。除了這一普世性的根本大同之外，人類社會過去沒有、今後也永遠不會有淩駕於大同個人之上或之外的天堂淨土式的彼岸大同，有的只是不能夠獨立自主地主宰自己的野蠻人和異化人，所幻想出的本末倒置的共産主義烏托邦。歐美現代文明的民主自由，所堅持的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普世常識和普世公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零點平臺上，通過對立雙方的自由競爭和相互妥協，來實現和保障每一位公民自私自利的正當權利。沒有“鬥爭性格”的個人和最大限度地化解“鬥爭性”的憲政民主制度，才是現代文明的最高體現。
在隨後的歲月裏，雷震與胡適之間的分歧，主要集中於如何組黨上。1956年11月5日，雷震在致胡適信中寫道：“僅僅開放輿論而無反對黨，其監督作用真是微乎其微。……必須要有反對黨從旁監督，不然國民黨必腐敗而至崩潰。因此，請先生再考慮一下，能不能擔任反對黨之領袖。且盼你同廷黼商量一下。……我們不是打倒蔣先生，而是幫助他……”
幾天之後的1956年11月13日，雷震又迫不及待地唱起了逼人救國的政治高調：“先生這樣愛國，還只談學術而不真實負起救國責任嘛？……我今年已六十，從政連教書已有三十餘年，自信對政治上看得不錯，我的學識不如先生，我的政治見解並不比先生差。今日……之出路，只有一條路，成立反對黨，逼國民黨爲普通政黨。”
面對雷震的一再催逼，胡適於1957年8月29日寫下回信：“我平生絕不敢妄想我有能力可以領導一個政黨。我從來沒有能夠教自己相信我有在政治上拯救中國的魄力與精力。胡適之沒有成爲一個‘妄人’，就是因爲他沒有這種自信吧。……應該用現有的可靠的材料與人才做現實的本錢，在那個現實的基層上，自己把這個新黨組織起來。胡適之、蔣廷黼、顧孟餘……一班人都太老了，這些老招牌都不中用了。”
1958年4月10日，胡適回到臺灣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1960年2月，爲阻止蔣介石通過修改憲法的方式謀求第三次連任，《自由中國》發表社論《敬向蔣總統作最後的忠告》。此前曾經對蔣介石有所妥協的胡適，此時既沒有表現出“最後的忠告”之類的極端高調，也沒有表現出損害原則的妥協態度，而是表現出了理性的清醒和低調的堅持。1959年11月23日，他在日記中記錄了自己並不成功的參政議政：“五點，我去看雲五先生。他說，……蔣先生鄭重考慮了一會，只說了兩句話：‘我要說的話，都已經說過了。即使我要提出一個人來，我應該向黨提出，不能公開的說。’我怕這又是三十七年和四十三[年]的老法子了？他向黨說話，黨的中委一致反對，一致勸進，於是他的責任已盡了。”
蔣介石和陳誠當選正、副總統後，一部分非國民黨人士于5月18日成立“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計劃籌組新黨參與縣市級議員的競選活動。1960年6月3日上午，雷震與臺灣《民主潮》雜誌發行人夏濤聲來到胡適家中，再次表示要組建新黨。胡適出於對蔣介石的清醒認識和對於國民黨當局的一再失望，覺得此事“一定沒有結果的”，勸說雷震暫時放棄這個想法。1960年7月2日，積極籌備組黨的選舉改進委員會全體成員，邀請胡適在雷震家吃飯，雷震在當天日記中記錄說：“（胡適）希望新黨要有容忍的精神。他感到我們的第一次聲明書在罵人。美國人說我們消極，其實是指我們罵人，因我們力量太小，不要多得罪人，罵人做號召不是上策，要腳踏實地的自己工作下去，他一定支援……”
以上材料證明：胡適自己從來沒有把自己估價太高，他的自信是理性上的堅持而不是行動上的執著。對於“準備坐牢”的雷震等人的組党活動，胡適在原則上是支援的，只是在操之過急的具體操作上有所保留。《風雨前行——雷震的一生》把感性衝動有餘、理性定力不足的政治活動家雷震，與開一代風氣的自由主義學者胡適放在“推進臺灣民主憲政”的公共平臺上進行“作用”大小的對比，在某程度上就像是把不需要操作能力的圍棋高手與以爆發力取勝的拳擊冠軍拉到梁山泊上排座次一樣。如此不分角色的“作用”，其實是很難量化和換算的。
一位負責任的歷史學者和傳記作者，應該扮演的是法官和裁判的角色。在整合和還原事實真相的同時，他需要做的是裁定甲方得分多少和乙方得分多少，或者說是被告承擔多少罪責和原告承擔多少罪責，而不是站在甲方的立場上去吃掉乙方，也不是站在原告的立場上去壓倒被告。真正的民主自由，就存在于這種費厄潑賴(fairplay)的普世公理之中。更進一步說，用文字造反的魯迅之路和用武器造反的毛澤東之路，無論有多麽強硬的理由，都是與民主自由的現代文明格格不入和背道而馳的！！
三、“堂堂溪水出前村”
1960年5月16日，雷震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第22卷第10期公開發表《我們爲什麽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一文，明確提出了“獲取政權”的政治設想：“民主政黨之奪取政權，絕不靠著槍桿子的力量，惟有依賴民衆的意見，透過選舉方式而獲得之，……這個新黨的‘功用’，就是要用選舉的方式以求獲取政權爲目的。”
與此同時，蔣介石一方對於雷震等人的容忍，也達到了一種極限。1960年9月4日，“雷震案”事發，雷震、傅正、馬之肅、劉子英被捕，經過10多年的積累經營卻從來沒有實現過獨立營利的《自由中國》，由於斷絕財源而宣告終刊。由於後繼無人，擬議中的“新黨”不但沒有成爲“強有力的反對黨”，反倒是沒有出世就胎死腹中。很難想像連一個刊物的獨立經營都做不到的雷震，會在組黨之後把這個党領導好，在掌握政權之後會比蔣介石更加穩健和開明。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自由，絕對不是口頭上的浪漫高調，而是關係著每一位元公民的切身利益的權利分配和協調發展。
“雷震案”事發後，正在美國訪問的胡適兩次給副總統陳誠打電報，主張移送民事法庭依法審理。包括國民黨政府立法委員成舍我、胡秋原在內的各界人士，紛紛站出來表示抗議。除了中國大陸之外的島內外報刊也紛紛跟進，對“雷震案”予以公開報道和聲援。這種現象在中國大陸更爲殘酷的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以及更大規模的文化大革命中，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1960年9月11日，臺灣《公論報》記者專訪雷震夫人宋英，宋女士坦誠介紹了雷震的爲人：“民國二十年我們在北平結婚，……從未爲任何問題爭論過，只是時常勸他應當適應環境，別心裏想什麽就說出來，寫出來，國家是大家的，憑一個人的力量也救不了。……他的個性很剛強，我知道一時是勸不醒他的這個以‘救國救世爲己任’的夢！”
在筆者看來，宋英女士的“國家是大家的，憑一個人的力量也救不了”，才是真正的民主態度；而雷震的以“救國救世爲己任”，反倒是不明白現代公民的有限責任的不民主甚至於反民主的態度！！
1960年10月8日，在蔣介石的直接操縱下，國民黨當局以“莫須有”的“知匪不報”和“爲匪宣傳”兩項罪名，判處雷震有期徒刑10年。1961年陰曆五月二十六日是雷震的六十五歲生日，胡適想念獄中的雷震，手書南宋詩人楊萬里的《桂源鋪》饋贈：“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不幸的是，胡適還沒有等到“堂堂溪水出前村”的那一天，就於1962年2月24日突發心臟病逝世。
1970年9月4日，10年刑期屆滿的雷震走出監獄，國民黨當局並沒有趕盡殺絕，而是以每月新臺幣4000元的代價，安排他爲中山文化基金會從事專題研究。1979年3月7日，雷震以83歲高齡逝世，直到2002年9月4日，已經於1986年實現民主選舉的臺灣當局，才正式爲雷震平反昭雪，距離雷震案事發已經過去了整整42年！雷震和胡適，雖然沒有直接締造出憲政民主的中國歷史，他們用各自的方式播下的民主火種，終將在中國歷史上發揚光大……
通讀《風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令筆者大惑不解的是，其中只字未提雷震與愛妾向筠的情感經歷。筆者堅持認爲，每一個人的自利自私和自由自主，都應該是以尊重別人的自利自私和自由自主爲前提條件的。能夠管好自己下半身的人，才有可能管好自己的上半身；能夠管好自己的七情六欲的人，才有可能尊重別人的七情六欲。作爲一個以救世情懷追求憲政民主的現代人物，雷震能夠在愛妻之外另娶愛妾，他的愛妻宋英女士又說出夫妻二人“從未爲任何問題爭論過”的纏綿話語，讀來總有一種不能釋然的異樣感受。但願這種閱讀感受不是筆者的怪癖所致。
──轉自《北京之春》2004年8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