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5日訊】“牧民”一詞，非是放牧牛馬，而是作爲比喻——驅使與馴化黎民百姓也。早在春秋之時，《管子》一書中便專設《牧民篇》，大意是，衣食足然後知禮樂。一國之君主，必須重視經濟民生，並輔之以刑法，授之以道德禮教，這就是國家的基礎。基礎穩固了，而後祭祀神祗、宗廟與祖先，熏陶宗教信仰，方能教化與操控民衆。司馬遷在《史記》中也說：“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可見，官吏有領牧管轄之權職，而民衆呢，則如同鞭策馴服了的牲畜。說白了，牧民術也就是控制駕禦的權術。
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往往也只是因循反復，一個重要的原因：觀念的傳承和制度的沿襲並不一定受朝代更替的影響（只須照搬或稍加修補即可）。國家機構的組建及法規的制訂，是歷代統治者爲長治久安而精心設計，負管理施政之職責。譬如，自秦漢至明清，兩千年的封建皇權制度，儘管其間有郡縣與分封的不同，有名稱或體系的各異，但其固有的內核——專制與暴政，卻全然是一脈相承的。民國成立以來，皇權早已消亡，國家的名號制度，社會的組織法規與古昔也截然不同，但政治上的專權，思想文化的禁錮，人身權利的漠視與缺乏保障，迄今仍是社會的幾大痼疾（或曰“痛點”）。只不過改頭換面，代之以迎合新潮的名稱罷了（譬如“革命”、“共和”、“人民民主專政”等等），而骨子裏的東西又何嘗肯捨棄了呢？許多人心目中，領導依然是“父母官”，百姓依然是“草民”、“子民”。儘管時代不同，社會進化，但在人們的思想觀念，在國家政治體制中有些東西仍然頑固地存留了下來，至今還在起著作用。也正是這沈澱深厚的積習，這逆世界潮流而動的回流，使中國社會百年之歷程，爲其牢牢吸附，一圈又一圈地往返徒勞於因循自誤。
世界各國的發展階段大致相似：從奴隸社會到資本社會，但演變過程卻並不相同。中國的“牧民之術”則可稱得上是獨步世界之一絕（秦漢之後發展出了一套臻於完備，獨爲君王所需爲“權術”來）。所謂“一絕”，指的不是“硬”的一手，而是“軟”的一招：恰好有董仲舒這個儒臣的策疏：“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准而推行之，遂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三綱倫理，以及“君權神授”的灌輸，從而家喻戶曉頂禮膜拜。加以禦用文人的引經據典，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作爲愚民政策的理論根據；以禮教——忠君、孝悌、恕道、仁義爲處世之準則；進而更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的行爲規範。正是這種禮教的浸潤濡染，收到了中華民族兩千年來自我壓抑、自我麻木、自我戕害――亦即自宮自殘的可悲效用。
敍說這些舊事，是想要說明一個問題：一切今日結出的苦果，都能從往昔的歲月中找到它懷有的孕妊。“存在決定意識。”果真是如此嗎？就上述“怪圈”的情狀來看，無疑是傳承的意識觀念起著主導作用。傳統的黑洞深不可測。想當年，陳獨秀高擎反封建反傳統大纛，作驚世駭俗之宣稱：“主張全盤西化”。說什麽“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麽國粹國情的鬼話來搗亂。”真是何等地決絕，何等地自信。但曾幾何時，“十月革命”炮聲一聲，成立了工農蘇維埃，陳於是一個急轉，由西洋而蘇俄，成了中共的首任總書記，鼓吹反對現政權的工農革命。但爲時不久，又因黨內鬥爭及國際共運插手而被逐下臺，從此心灰意懶孑然一身，埋頭於他曾經極爲鄙視的故紙堆，一心鑽研詰屈聱牙的古文字去了。陳獨秀作爲力反傳統之領袖人物嘗且如此，又何言其他人。歷史上的“五四”、二十年前的“文革”，皆以掃蕩舊道德舊文化爲已任，雖喧囂一時，奈何不敵其反彈之強勁。
中國禮教文化積數千年之厚重，代代傳承，對社會與國民影響至深至巨：一是尊卑有序（君臣父母上下長幼）不可逾規之“名份”與習俗，猶如繩索縛身，使人不可悖逆，不敢有改變現狀之想；二是中庸之道的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的調和折中；其實質是安於現況，而不思進取。三是篤信“天命”，亦即自賤認命。以爲一切均是上天注定，非人力可以作爲。故而甘心受人奴役。于此種文化氛圍背景下，由於傳承的浸淫作用，塑造了國人特有的奴性心態：低頭認命而安於現狀。阿Q便是上世紀初的一個典型：他棲身于土穀祠並沒有什麽不滿，雖憤憤於小D和假洋鬼子，但對於官衙則是畢恭畢敬心存敬畏的。還有那麽一點小樂趣，即想像中得來的自慰自樂。即使綁著上法場，也不忘大吼一聲，寄希望於二十年後，從而一展其精神勝利法！時至今日，阿Q的子孫們又是如何了呢？時代不同了，境況大變了，但其心態一樣是低頭認命，一樣是事不關已高高挂起。這于市民、公務員、企事業界甚至所謂的“精英”之中，皆是大有人在。“六四”之後尤爲明顯，在三重壓力下（外部壓力、自我壓抑與市場誘惑）視線轉移並定格於“向錢看”。此心態合乎經濟規律，合乎人的本性，物欲橫流，金錢美色足以腐蝕人心，更無須當局作格外的防範了。於是，人們很快就忘記了未幹的血迹，無視於種種不平不均不公，心安理得於任性縱欲。而這，便是現代條件下阿Q的改變――與其老祖宗的確有些不同。但也無庸諱言，阿Q所表現出來的極爲典型的心態：奴性、惰性、疑忌及精神勝利法，在今天的國人身上，或多或少依然可以得到印證。
還有，國人的改變多是衣飾外貌，是西語西餐及炒作追星等等，再加上某些技能與認知，但若以爲這就是開放下的進步，則未免膚淺了一些。不妨撇開表像提出質疑：從國人的習性和心態，從國人的道德素質與精神狀況，從國人的觀念與追求，從傳統與現代的兼包並蓄來看，現代中國人實質性的進步究竟在哪里，有多少？而我們腳下的怪圈還要因循到何時？這些，誰人能說出個所以然來嗎？
寫於 8/24/2004 6:40 AM
－－源自《議報》163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