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建模

中國自有文字記載已來，只不過二、三千年，能有幸載入史冊的委實不多，而得以留芳或遺臭（大賢或鉅奸），更是萬中難以挑一。然而，“史”不可以全信。因編撰者多爲官差，褒貶美醜，須得仰承上意。故民間又冒出了野史、稗史、外史、演義等等，其中亦難免不經之談。

凡事總得尋根溯源。從史料來看，中國本沒有“民主”的概念，它純是帕來品，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輸入的政治思想理念。中國古已有之的是“民本”——國家是君主的，但老百姓是社稷之根本。這道理不難解釋，若不是“黔首”們在底下墊著托著，君王高高在上的寶座恐怕也是不會穩當的。

據《新京報》９月２６日報導：“建設部官員近日披露，中國６６２個城市、兩萬多個建制鎮中，約有五分之一存在“形象工程”。城建司副司長王天錫說，由於一些城市長官意志嚴重，不按科學態度搞建設，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仍較為突出。寬馬路、大廣場、豪華辦公樓等，無論在東部、中部還是西部地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他舉例說，個別地方甚至出現一個５萬人的城鎮，卻要建能容納６萬人的大廣場的笑話。”

對於Google,人們曾親切地稱之為「狗狗」－一隻呼之即來，來之能用的網絡精靈。但什麼時候，它忽然變得讓人感到不滿了呢？近日，大紀元新聞集團對Google新聞中國版過濾大紀元新聞發表聲明說：「我們對作為能享受自由社會人權、法制的國際財團Google，在中共壓力下，放棄民主社會基本價值觀和人權原則的『商業行為』感到不解.....現在這樣一來，中國的用戶從Google的新聞中就將永遠只能看到歌舞昇平的『太平』假像。」對於這段話，也許可以理解為：Google已從一個民主的受益體，蛻變而成為民主的損害體了。細想門戶開放後，類乎於此的事情還真不少，而此種現象又表明了什麼呢？　　

綜上所述，可以歸結爲三點：一是百年來的中國史，乃是一部雖欲崛起而不能的歷史。之所以不能，是因爲我們背負的包袱（封建專制）過於沈重，卻又遲遲不肯捨棄。二是民衆心生期盼，是由於相信“撥亂反正”後出現的轉機──改革開放。三是時至今日，改革開放不免使人失望，實踐證明，中國若要真正“崛起”，關鍵在於必須打破專制牢籠，毅然決然走民主政治的康莊之路。

“崛起”，相對於“匍伏”而言，是指一種雄勃的態勢。崛起者，迅猛且突兀，強勁不可遏也。由政治、軍事、到經濟、文化，報刊列舉了許許多多的資料，國內、外名人學者也衆口滔滔，頗有贊溢之詞。似乎，“崛起”已經成了事實，不容不信。然而，我心存疑惑，仍然想要問幾個爲什麽。

“牧民”一詞，非是放牧牛馬，而是作爲比喻——驅使與馴化黎民百姓也。早在春秋之時，《管子》一書中便專設《牧民篇》，大意是，衣食足然後知禮樂。一國之君主，必須重視經濟民生，並輔之以刑法，授之以道德禮教，這就是國家的基礎。基礎穩固了，而後祭祀神祗、宗廟與祖先，熏陶宗教信仰，方能教化與操控民衆。司馬遷在《史記》中也說：“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可見，官吏有領牧管轄之權職，而民衆呢，則如同鞭策馴服了的牲畜。說白了，牧民術也就是控制駕禦的權術。

“父母官”--舊時百姓對州縣地方官員的稱呼，大約始自唐宋。但凡主政一方之官吏，必稱自己是“愛民如子”。故黎庶黔首也就甘為“子民”，跪磕連連一如搗蒜的了。

政黨是具有共同信念並力求予以實現的政治團體。就其性質與宗旨而言，無論於臺上或台下，都必然要干預政事。這是因爲，政治是一種治國安民的理念與權職，具有引導、操控、並影響國計民生的作用。不同的政黨，對引導社會治理國家，有著不盡相同的理念和方針策略。古代封建王朝，實施的是寡人政治（或曰王黨專政）。一言堂上，君臨天下，捨得一身剮者，方敢直言進諫。威嚴固然是威嚴了，但王朝少則三五十年，多則數百年，也就沈屙不起，一命嗚呼了。之所以如此，只因閉目塞聽而一意孤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