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8日訊】(亞洲時報 Jim Lobe撰文) 本周四(27日)聯合國紀念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60周年的重要意義在於它跟當今的國際現實息息相關。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等人周一在紀念儀式上所指出的，大屠殺並不只限於納粹德國有計劃、有步驟地消滅600萬猶太人和數十萬歐洲吉普賽人。1994年在盧安達以及今天在蘇丹達爾福爾這樣的悲劇還在上演。集中營被發現後引起全世界的憎惡，現代國際人權運動從中誕生並獲取了道義上的力量。
不過，納粹大屠殺也影響了新保守派的核心價值觀，而這樣的價值觀又影響了布希政府911事件後的許多外交政策。“對於我們這一代那些參與制定今天外交和國防政策的人來說，納粹大屠殺無疑是個決定性的歷史時刻，”前五角大廈政策委員會主席、新保守派重要人物理查德·珀爾就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採訪時這樣說道。
像許多新保守派一樣，珀爾也是猶太人（不過絕大多數美國猶太人不是新保守派），他認為大屠殺是“邪惡”（他們在談話中經常使用這個詞）存在的無可辯駁的證據。在他們看來，國際事務是“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之間的永久鬥爭－正如他們的英雄尼布林所描繪的那樣。
在上世紀，不管是右翼還是左翼“極權主義”都是邪惡的。不過，正如這位布什政府中的新保守派高級官員去年底談話時所指出的，邪惡永遠沒有消失，而且現在以所謂的“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的形式存在。
國防部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說，“不幸的是，情況沒有好轉，當今世界依然存在邪惡。它是一種法西斯極權主義，與上世紀的極權主義沒有根本區別：跟納粹和共產主義者一樣不敬畏上帝。”
值得注意的是，白宮派沃爾福威茨而非國務院高級官員代表美國出席聯合國周一舉行的納粹大屠殺紀念活動。1969年沃爾福威茨和珀爾來到華盛頓，自此兩人成為密友兼同事。沃爾福威茨沒有提及他父親留在他的祖國波蘭的所有家庭成員都死于上世紀20年代的納粹大屠殺。五角大樓政策次長道格拉斯·費斯的父親的家庭也有類似的悲慘命運。他的父親達爾克·費斯（費城有名的商人和慈善家）在納粹大屠殺中倖免遇難，然而是次屠殺卻使他痛失雙親、4個姐妹和3個兄弟。
對於這些在過去3年半裏影響布希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人物來說，納粹大屠殺（以及國際事務中的“邪惡”觀念）顯然不是歷史遺物，而是揮之不去的陰影。
美國在打敗上世紀的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這些邪惡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在新保守派看來，這一事實令人信服地說明她在國際事務中擔負著救世使命。它證明在國外存在邪惡的情況下美國的行動自由不該受多邊組織甚至國際法律的限制這一想法是正當的。
後來被視為善與惡較量戰場的國際政治向新保守派提出道德挑戰，但他們跨越了法律條規的限制。比如，針對有人認為沒有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華盛頓就不應該攻打伊拉克，知名評論家查爾斯·克勞薩莫在伊拉克戰爭前夕反問道：“難道就因為沒有天安門廣場的屠夫或奧賽的憤世嫉俗者的支援，美國為解放2500萬伊拉克人民而入侵該國就喪失道德合法性了嗎？”
新保守派認為，上世紀30年代為納粹進行大屠殺創造了條件，同時也為阻止將來發生這種大災難提供了教訓：
首先，他們認為希特勒在德國崛起是因為魏瑪共和國的道德衰弱，特別是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被右翼或左翼極端主義者打敗之後更是如此。他們的人道主義、相對主義和世俗主義導致虛無主義滋生，以至於德國人甚至接受希特勒的荒謬理論。因此，新保守派在頌揚自由民主理想的同時也抨擊自由主義者。
同樣地，戰前法國和英國的“自由主義民眾”也對大屠殺的發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像魏瑪共和國的自由主義者一樣，他們也沒能抵擋住德國的軍事擴張，反而奉行“綏靖”政策。新保守派嚴厲指責這一點，因此表示無論何時任何政治人物或外國盟友建議向上世紀80年代的尼加拉瓜、90年代的塞爾維亞或今天的伊朗或北韓等敵人妥協或與之談判，他們都不會做出讓步。
其次，“綏靖” 教訓的必然結果是必須始終對任何可能的挑戰者保持壓倒性軍事優勢。雖然經濟壓力、文化影響等“軟力量”有用，但新保守派認為“硬力量”才是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力量。
珀爾的另一個密友、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弗蘭克·加夫尼說，事實上，就像法德在希特勒的挑戰面前沒有迅速武裝起來反倒助長了後者的氣焰一樣，“強大的美國不是威脅，主要的威脅在於外國認為美國軟弱”。
他們得出的最後一個教訓是，必須讓美國（國際關係中最強大的正面力量）持續與世界其他國家保持接觸並防止她採取珀爾的同事、國防政策委員會成員肯尼斯·艾德爾曼所說的“棄權選擇”－孤立主義。新保守派認為華盛頓30年代與歐洲脫軌也是導致希特勒崛起的原因之一。
新保守派認為避免重蹈孤立主義覆轍的最有效辦法是尋找潛在的敵人。利用這種威脅可以凝聚群眾的力量，如他們在2001年初一架美國偵察機被迫降落在中國海南省，全體機組人員被扣時試圖掀起民眾的反華情緒以及911事件後的反“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熱潮。前紐約州參議員丹尼爾·帕特裏克·莫伊尼漢曾把這種趨勢作為他在80年代與新保守派決裂的理由。他撰文說，“他們盼望軍事動員，他們會製造任何危機以達到這種目的。”
因此，珀爾在2004年他寫的《終結邪惡：如何贏得反恐戰爭》一書中毫不隱諱地支援當前的“反恐戰：“恐怖主義依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大敵人，因此反恐是我們這一代的偉大事業……對美國人來說沒有中間道路可走：要麼獲勝要麼讓悲劇重演。”(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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