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8日讯】(亚洲时报 Jim Lobe撰文) 本周四(27日)联合国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跟当今的国际现实息息相关。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等人周一在纪念仪式上所指出的，大屠杀并不只限于纳粹德国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600万犹太人和数十万欧洲吉普赛人。1994年在卢安达以及今天在苏丹达尔福尔这样的悲剧还在上演。集中营被发现后引起全世界的憎恶，现代国际人权运动从中诞生并获取了道义上的力量。
不过，纳粹大屠杀也影响了新保守派的核心价值观，而这样的价值观又影响了布希政府911事件后的许多外交政策。“对于我们这一代那些参与制定今天外交和国防政策的人来说，纳粹大屠杀无疑是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前五角大厦政策委员会主席、新保守派重要人物理查德·珀尔就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这样说道。
像许多新保守派一样，珀尔也是犹太人（不过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不是新保守派），他认为大屠杀是“邪恶”（他们在谈话中经常使用这个词）存在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在他们看来，国际事务是“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之间的永久斗争－正如他们的英雄尼布林所描绘的那样。
在上世纪，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极权主义”都是邪恶的。不过，正如这位布什政府中的新保守派高级官员去年底谈话时所指出的，邪恶永远没有消失，而且现在以所谓的“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存在。
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说，“不幸的是，情况没有好转，当今世界依然存在邪恶。它是一种法西斯极权主义，与上世纪的极权主义没有根本区别：跟纳粹和共产主义者一样不敬畏上帝。”
值得注意的是，白宫派沃尔福威茨而非国务院高级官员代表美国出席联合国周一举行的纳粹大屠杀纪念活动。1969年沃尔福威茨和珀尔来到华盛顿，自此两人成为密友兼同事。沃尔福威茨没有提及他父亲留在他的祖国波兰的所有家庭成员都死于上世纪20年代的纳粹大屠杀。五角大楼政策次长道格拉斯·费斯的父亲的家庭也有类似的悲惨命运。他的父亲达尔克·费斯（费城有名的商人和慈善家）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免遇难，然而是次屠杀却使他痛失双亲、4个姐妹和3个兄弟。
对于这些在过去3年半里影响布希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人物来说，纳粹大屠杀（以及国际事务中的“邪恶”观念）显然不是历史遗物，而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美国在打败上世纪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邪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新保守派看来，这一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她在国际事务中担负着救世使命。它证明在国外存在邪恶的情况下美国的行动自由不该受多边组织甚至国际法律的限制这一想法是正当的。
后来被视为善与恶较量战场的国际政治向新保守派提出道德挑战，但他们跨越了法律条规的限制。比如，针对有人认为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华盛顿就不应该攻打伊拉克，知名评论家查尔斯·克劳萨莫在伊拉克战争前夕反问道：“难道就因为没有天安门广场的屠夫或奥赛的愤世嫉俗者的支援，美国为解放2500万伊拉克人民而入侵该国就丧失道德合法性了吗？”
新保守派认为，上世纪30年代为纳粹进行大屠杀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阻止将来发生这种大灾难提供了教训：
首先，他们认为希特勒在德国崛起是因为魏玛共和国的道德衰弱，特别是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被右翼或左翼极端主义者打败之后更是如此。他们的人道主义、相对主义和世俗主义导致虚无主义滋生，以至于德国人甚至接受希特勒的荒谬理论。因此，新保守派在颂扬自由民主理想的同时也抨击自由主义者。
同样地，战前法国和英国的“自由主义民众”也对大屠杀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像魏玛共和国的自由主义者一样，他们也没能抵挡住德国的军事扩张，反而奉行“绥靖”政策。新保守派严厉指责这一点，因此表示无论何时任何政治人物或外国盟友建议向上世纪80年代的尼加拉瓜、90年代的塞尔维亚或今天的伊朗或北韩等敌人妥协或与之谈判，他们都不会做出让步。
其次，“绥靖” 教训的必然结果是必须始终对任何可能的挑战者保持压倒性军事优势。虽然经济压力、文化影响等“软力量”有用，但新保守派认为“硬力量”才是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力量。
珀尔的另一个密友、安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弗兰克·加夫尼说，事实上，就像法德在希特勒的挑战面前没有迅速武装起来反倒助长了后者的气焰一样，“强大的美国不是威胁，主要的威胁在于外国认为美国软弱”。
他们得出的最后一个教训是，必须让美国（国际关系中最强大的正面力量）持续与世界其他国家保持接触并防止她采取珀尔的同事、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肯尼斯·艾德尔曼所说的“弃权选择”－孤立主义。新保守派认为华盛顿30年代与欧洲脱轨也是导致希特勒崛起的原因之一。
新保守派认为避免重蹈孤立主义覆辙的最有效办法是寻找潜在的敌人。利用这种威胁可以凝聚群众的力量，如他们在2001年初一架美国侦察机被迫降落在中国海南省，全体机组人员被扣时试图掀起民众的反华情绪以及911事件后的反“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热潮。前纽约州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曾把这种趋势作为他在80年代与新保守派决裂的理由。他撰文说，“他们盼望军事动员，他们会制造任何危机以达到这种目的。”
因此，珀尔在2004年他写的《终结邪恶：如何赢得反恐战争》一书中毫不隐讳地支援当前的“反恐战：“恐怖主义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敌人，因此反恐是我们这一代的伟大事业……对美国人来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要么获胜要么让悲剧重演。”(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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