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9日訊】中國的自由民主運動，是一個艱難而偉大的事業。這個事業必須發動中國的各個階層和各個領域的人民參與進行，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共產黨內的良知未泯的人士和同情自由、民主運動的進步份子；中共解放軍中的開明進步份子也是必須爭取和團結的一種重要力量。
一段時期以來，空軍政委劉亞洲中將的一些文章在網上的傳播，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和爭論。我看了劉亞洲的一些文章，覺得他的文章中有很多難能可貴的思想和觀點，都是很值得我們重視的。因為他是一個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高級將領，沒有囿於中共的說教，有這些開明、進步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
劉亞洲在《信念與道德》一文中，談到美國「9．11」恐怖襲擊後在中國國內的反映時寫道：「隔了片刻才知道是中國大學生在慶祝美國『雙子星』大樓被炸。我國有一個記者代表團，當時正在美國訪問，看到世貿大樓被撞，這些記者團的成員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這是一種文化的浸濡，這不能怨他們，他們已經控制不了自己了。結果被宣佈為永遠不受歡迎的人。我在北空，那幾天部隊來人看我，我都問他們對『9．11』甚麼看法。眾口一詞：炸得好。後來我講，這是很悲哀的。如果是這樣的人愛中國，那中國還有救嗎？」
「當時我想，『9．11』死了這麼多人，都是無辜的人。喪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嚴的東西。」
「過去，美國人民為了幫助中國擺脫殖民統治，打敗日本，為中國社會文明進步做出過巨大貢獻。」
「我曾講過，對屠殺了我幾千萬同胞並且沒有認錯的日本，我們經常說『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對幫助我們打敗了日本的美國人民，我們又有甚麼理由要仇視呢？」
在當時，中國對恐怖襲擊幾乎是「彈冠相慶，舉國歡騰」的情況下，作為一個共產黨的將領，劉亞洲有這樣的正確認識，是很難得的。不過他說：「這是一種文化的浸濡」，就大謬不然了！這不是甚麼「文化浸濡」，而是共產黨這一邪惡集團半個多世紀以來，對中國人民進行矇蔽、愚弄、欺騙、煽動和歪曲事實報導的毒化結果。當時我的孩子在上中學，回來後告訴我說，老師帶領著同學們在課堂上高興得歡呼，慶祝美國挨炸。我當即告訴孩子，讓他轉告他的老師：別高興得太早了！過幾個月再高興。我說一個連作人都不夠格的，還作甚麼教師？再一瞭解，他的老師原來是某學校的校長，黨員—-這就不奇怪了，垃圾堆裡的東西！能有甚麼好？過幾個月後，我看他是再也高興不起來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權被推翻、恐怖集團營地被摧毀。這些可恥的人渣，它們傷心的日子還長著哪！
劉亞洲在其文章中也表現了很強的反專制思想。他在《甲申再祭》一文中說：
「專制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在我們的文化遺產中，這種由少數人百分之百控制多數人命運的殘酷制度既脆弱，又堅強。脆弱是因為其承受不起任何一次外力打擊，堅強是因為每當外部打擊過去後，它總是枯木逢春。它總是像『一次權力交接儀式，把奄奄一息的專制交給精力充沛的專制。』這就要說到專制下的人民了。專制主義最可惡的一個特點就是愚民政策。要做到這一點唯有高壓。高壓必造成順從。順從必培養奴性。中國的佛教、道教也反智，也愚民，但卻不如儒教來得猛烈。儒教已經把中國人培養得有受虐傾向了，並對凌辱有極強的忍耐力。中國人在極權和專製麵前是死人。在外國侵略者面前也是死人。人平時沒有尊嚴，戰時也很難有尊嚴。奴隸在奴隸主面前是奴隸，在外國侵略者面前就變成主人了？你做夢吧。」
「專制社會下的人格多奴性，最少寬容精神。奴性越大，寬容精神越少。缺乏互相信任是我們這個民族一個源遠流長的特點。這樣的民族總是怯於公戰，勇於私鬥。中國的內戰是世界史上的奇觀。」
劉亞洲同時還有很強的民主意識，他在《信念與道德》一文中寫道：
「民主的理念已經深入到他們（美國人民）的生命中、血液裡、骨髓中。這樣的民族，他不興盛誰興盛；這樣的民族，他不統治世界，誰能統治世界。」
對像郭沫若這樣的毫無道德廉恥、出賣自己靈魂和人格的知識份子，劉亞洲也在文章中充滿了鄙視和批判。他在《沫若祭》一文中寫道：
「我聽說這件事後，曾問一個作家：『世界上甚麼東西最硬？』答：『花崗岩。』我說：『不對，世界上最硬的是郭沫若的鬍子。像他那麼厚的臉皮都能穿透，還有甚麼東西比他鬍子更硬呢。』」
中國軍方以劉亞洲中將為首的一批少壯派軍官，在原訂要召開的軍方關於「中日關係研討會」被封后，在互聯網上發表了他們《慾人尊我，必先自尊—-日本人為何對我猖狂？》的聯合聲明，其中勇敢地提出：「中國人這二百年來弱就弱在制度，輸也就輸在政治制度上。」並尖銳地提出：「而今天，日本有哪一個政府官員敢用公款賭博和公款嫖妓或腐敗曝光後執政黨敢不謝罪下台？而我們的貪官污吏則如雨後春筍，前仆後繼。在今天這個信息時代，在這個誰站在信息科技之巔就站在全球之巔的時代，彼方是信息無障礙地交流、碰撞、激勵和競爭，而我方則是絞盡腦汁地封網、過濾、鉗制和內耗；彼方是最大限度地調動和激發全民族的創造力，而我方則是最大限度地將民間思想火花撲滅於萌芽之中。這彼我雙方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文社會體制，難道不最終都會反映到國民的綜合素質上？難道不最終都會落腳到綜合國力上？那種認為只要西方技術，只需引進硬件就行，那種將先進技術與產生這種技術的先進人文環境分離的思維，從當年的「洋務運動」到今天的「改革開放」，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被證明是一條將中華民族引向自甘落後、自取其辱之路，可今天卻還是有人要硬著頭皮繼續走。」
劉亞洲在現代軍事方面的一些理論和觀點，我覺得也是非常精闢、正確的。
不過，劉亞洲畢竟是一個共產黨的軍人，言論和立場不免帶有共產黨專制主義的烙印和影響，這些都是不足的方面。比如他對1989年6.4民運的敵視立場以及對鄧小平、江澤民這兩個殺人屠夫和千古罪人的吹捧和崇拜；他所鄙視的郭沫若對毛澤東的奴顏媚骨，在他對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也同樣地表現出來；還有他對趙紫陽同情民運的仇視態度，都是劉亞洲陰暗的方面。
劉亞洲將中國的很多問題都歸咎於文化，是一種相當糊塗的認識，或許是他避重就輕、避實就虛的一種故意。他說：「一切問題都指向制度，而一切制度的問題都指向文化，而一切文化的問題都指向宗教。道德就是文化。」任何國家或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都有其優越的一面和不良的一面。我們現在的中文，其中就包含著外文詞彙、外文數字、外文字母，這就是因為中文中的不足才引進外文的原因，而哪一個民族的文化又不曾吸收別的文化呢？中國的文化，自古以來就有著豐富的內容，並不一定都是圍繞封建專制制度服務的，只不過封建專制制度抑制及摧殘了中國歷代出現的進步文化因素，並持續地鎮壓和迫害產生進步文化的進步人士，使得進步文化的發生、發展在中國舉步危艱，難以得到成長和壯大。現代中國，摧殘和扼殺中國進步文化的主要力量不是別人，正是中國共產黨這一無恥的專制邪惡集團！
文化、宗教和社會制度，是有著相互影響，相互促進或相互制約的關係的，在這三者之間，起決定主導作用的是社會制度，因為社會制度是唯一具有強制力和摧毀力量的因素，它可以利用社會權力，強制推行或限制某一種文化，或強制推行或限制某一種宗教。考察人類社會的全部專制制度歷史，可以發現它的根本出發點在於它的自私性和損人利己性，即專制主義的本源是人性惡的方面；而民主社會的出發點是善良和平等，即民主社會的本源是人性善的方面。
我在《從古羅馬帝國的滅亡看中國民主化的艱難和戰略》一文中，提到唐代貞觀王朝的三省職權劃分初步體現了現代政治特徵—-分權原則。這種政治運作方式類似現代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紀興起的分權學說，唐太宗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運用於中國的政治體制。
而武則天背棄了唐太宗李世民創立的一系列前無古人、並給唐朝帶來偉大變革和繁榮昌盛的政治方針和法治原則，將封建王朝重新拉回到極權專制的舊軌道上。她登上皇位的「訣竅」說穿了，就是陰險、狡詐、惡毒、兇殘，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不惜毀滅任何人、包括她的幾個親生兒子和其他親屬的生命。極端利己主義和超乎尋常的兇殘，是一切專制暴君的共同人格特徵。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文化，怎麼能有平等、自由的幼苗？
劉亞洲說：「我是軍人，我對戰爭是有選擇的，我有權選擇戰爭，無權選擇命令。」然而，劉亞洲卻忘記了，被他所貶斥的北京軍區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和二十八軍軍長何燕然，拒絕執行中央在89年6月下達的鎮壓北京群眾的命令，正是這兩位令人崇敬的軍人，在履行他們選擇戰爭的權利！而之所以在89 年6月4日沒有發生真正的戰爭，僅僅是因為共產黨軍隊的「英雄」們面對的是一些毫無武裝、手無寸鐵的老百姓！
從劉亞洲的一系列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劉亞洲在人格上是一個具有「邊沿性」的人：即在民主、健康的社會環境中，他會是一個很好的人；而如果在一個專制的社會環境中，他則有可能是一個走向邪惡的人。總的來講，他是一個良知未泯的人。比起那個昏庸癲狂、大放獗詞，揚言要犧牲西安以東的中國城市，和美國打一場核大戰的朱成虎將軍來，可謂是天壤之別了。
中國共產專制政權，是中國當代一切邪惡的根源，是中國社會改善從惡、道德淪喪、世風日下的根本原因。在這個邪惡的專制制度下，壞人更壞，好人也要學壞；如果你堅持自己的道德原則，那你就難以生存下去，更遑論甚麼發展、進步？所以，我們對於劉亞洲的一些陰暗面和錯誤思想，應該給予一定的諒解和批評，而不應全盤否定。看一個人，不但要看他的現實情況，還要結合他所處的社會背景。如果一個人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會環境中，而他卻對專制暴政奴顏媚骨，對專制匪首大加讚賞，對專制政權下的苦難人民置若罔聞，為了自己的一點私利，和專制勢力相互勾結—-像人們所瞭解的李敖、楊振寧那樣，那這個人的品質就是太壞了！這樣的人，無論他在某些場合再唱甚麼「自由、民主」的高調，也不要去相信。
平等、自由和民主，歷來都是平民的理論和訴求。一個特權中人，能夠誠實地擁戴這一理論訴求，是要有一定的道德勇氣和犧牲精神的。
任何專制社會，都是以維護人的不平等為基礎的。它不但要維持統治階層的特權地位，它還要故意在人民大眾階層中，製造不平等。史載，漢朝時期，平民中的等級劃分，就有賤民「七科謫」：一、犯罪小吏；二、逃亡囚犯；三、贅婿（男子結婚上女家）；四、商人；五、曾經犯過罪登記有案（本人有前科）；六、父母有前科；七、祖父母有前科；還有騎母馬的人，為社會的低下層。
毛澤東時期，先是對富人進行搶劫，然後是用平均主義、大鍋飯來掩蓋不平等；鄧小平時期，是用「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拉開收入檔次」蓄意製造與加大不平等；江澤民時期，是以各種改革的名義，對國家財產和民眾利益進行瘋狂的搶劫與掠奪。幾近明火執杖的強盜。
在一個邪惡的極權專制社會中，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鑽營爬上來的人，往往卻是最無恥、最狡詐、最貪婪和最兇殘善變的人。這些年中國抓的一些高層大貪官，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他們在早年的生活中，是一個家庭困難、生活貧窮和吃過很多苦的人。早年的貧困，使他們對權力和財富、對異性的佔有慾，具有瘋狂的貪婪性。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們往往不惜使用一切卑劣的手段。任何社會現象，都有它的兩面性。專制特權的存在，有時也保護了特權階層中的一些人，使其在思想或言論出現異議時，不至於遭到排擠、壓制和迫害。劉亞洲比一般共產黨官員更敢於表達自己的看法，不能不和他的特權地位有關。
對於劉亞洲的觀點和文章，有一些人從「軍人干政」的方面進行批評指責。一部份人從共產黨的教條出發來反對劉亞洲，認為應該「黨指揮槍」，而把劉亞洲們看成是「槍指揮黨」；另一部份人則從民主國家的原則來反對劉亞洲，認為「軍人不得干預政治」。至於反對意見中還包含的其它內容，就不一而足了。本人在此僅就所謂「軍人干政」問題，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現代社會，作為一個公民，無論他（她）是甚麼職業，無論他（她）是甚麼社會地位，無論他（她）貧窮或者富有，都具有不可剝奪的、平等的政治權利，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公然否定的；這同樣是民主、文明社會的基本法則。軍人首先也是一個公民，那怎麼就不能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呢？軍隊是屬於社會的上層建築，軍人是社會上層建築的一份子，軍人當然應當對社會的政治、軍事、社會道德、國家的政策和法律等問題有自己的觀點和看法，他們的政治權利任何人也無權剝奪。在此基礎上，軍人更具有選擇戰爭的權利，即：是選擇參加正義戰爭還是選擇參加非正義戰爭—-這是一個軍人屆時必須面對、同時也是一個國家的全體人民屆時必須面對的問題。
只有專制政權中的統治者，才希望它所掌握的軍隊官兵，是一群沒有頭腦的群氓，只會像機器人一樣，嚴格地按照它的指令行事。它要殺誰，你就去殺誰；它要你打誰，你就去打誰。就像共產黨所形容的那樣，作一顆專制機器上的「永不生銹的鑼絲釘」，還美其名曰：「軍人的天職是服從命令」。專制統治者，希望的就是軍人成為他們鎮壓人民、維護其野蠻統治的工具和劊子手。他們用軍隊的嚴格紀律和管理的概念，偷換掉軍人獨立思考、堅持正確立場和分辨是非的權利能力，這是一切專制統治者掌握、控制軍隊的共同特點。
任何崇高的理由和原則，都不能成為剝奪其他任何公民正當權益的依據。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歐洲戰場上，著名虎將巴頓將軍到一個美軍的醫院視察，他看到一名士兵，沒有受到任何戰傷，卻躺在美軍野戰醫院的病床上。他瞭解到這位士兵是因為聽不得戰場上槍炮的轟鳴之聲—-槍炮聲當然沒有在音樂會上聽交響樂那麼美妙！這在巴頓將軍看來，同樣如果讓中國的大多數人們看來，這位士兵都是一個十分可笑的、令人憤怒的膽小鬼—-所以，憤怒的巴頓將軍「理所當然地」打了這位士兵一個耳光。這一下可就不得了啦！美國國內的人民對巴頓將軍群起而攻之，指責他侵犯士兵的人權；巴頓將軍的上司、歐洲戰區司令艾森豪威爾將軍下令巴頓將軍向這位士兵道歉，作自我批評，否則就要撤銷他的職務。美軍並沒有因為尊重人權而喪失戰鬥力，相反，恰恰因為美軍尊重人權，卻成為當今世界的仁義之師、正義之師、強力之師！任何邪惡勢力都戰勝不了這個偉大的力量！朱成虎這樣的將軍們大概不會相信我的話。那麼好吧！有種這些豬將軍們可以去碰碰試試！我看你們殺國內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時是個「英雄」，到時候恐怕就是地道的狗熊了。
共產黨的「黨指揮槍」的原則，是一個玩弄概念的遊戲。到底誰是「黨」？誰是「槍」？當上了共產黨主席或最高首領的人就是黨？軍隊將領就是「槍」？別忘了劉亞洲是空軍政委啊！是黨在軍隊的「黨代表」啊！試問哪一位解放軍軍官不是中共黨員？哪一位解放軍士兵敢於不擁護共產黨？哪一位不擁護共產黨的青年能夠參軍入伍？趙紫陽倒是當上了黨的最高領袖了，怎麼反而讓一個據說是「完全退下來了」的、實際掌握軍權的老東西給推翻了呢？怎麼還給趙紫陽總書記扣了一頂「分裂黨」的大帽子？—-黨的最高領袖分裂黨，掌握軍權的人搞非法政變卻是在維護黨，真不知道這個黨到底是個甚嗎東西！這一大堆邏輯混亂的事實，我只好給它發明一個名稱，叫作「矬子悖論」。不知各位看官能否接受？
軍隊如果獨立於政黨，軍隊如果國家化，那麼執政黨指揮、領導軍隊才是正當與合理的，至少在邏輯上是不相悖的。所謂「黨指揮槍」才能成立。然而，中共的軍隊，歷來就是它的一個主要組成部份。從歷史來看，中共建政初期及以前，各級地方政權的主要領導人，大部份都是來自軍隊；中共實際的掌權人，都是實際掌握軍權的人。不掌握軍權的領導人，最終都是一個花架子，並不能真正代表黨。趙紫陽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中共歷史上的張聞天也是一個最好的說明。考察全世界的共產黨，都可以發現這一基本特徵，說穿了，共產黨就是靠暴力起家，靠暴力發展、靠暴力壯大的一頭怪獸，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軍事流氓組織。
即便是從中共歷來的法律、規章、制度出發，也看不到有軍人不得參與政治的規定。相反，中共的軍隊歷來都要求政治掛帥，講政治；軍人參政、議政；參加各級政府工作，參加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政治協商會議；進入中共中央及中央政治局等等，哪有甚麼軍人不能參與政治呢？
民主國家裏規定軍人不得干預政治，我的理解是指軍人不得干預國家的多政黨政治生活，軍隊是獨立於任何一個政黨或政治組織的，軍隊是國家機構的組成部份，只屬於全體國民及受命於民選政府的最高行政領導人。民主國家的政治舞台，是一個平等的講道理和「吵架」的地方，如果軍人們提著槍桿子和軍刀上台來吆五喝六，那麼別人豈不成了「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了」？所以軍人們若要想上台來「吵架」、講道理的話，那你先把刀槍放下了再上來，先不要破壞了人們的平等。
任何職能部門都有其一定的操守。法院有法院的操守；律師有律師的操守；軍隊有軍隊的操守；不能說軍隊的操守就是軍人不能過問政治。如果民主國家的某位首腦要搞一黨專制，要解散民選機構，要把坦克開上街頭，對遊行示威的老百姓進行大屠殺，我倒不相信這個民主國家的軍隊會仍然不干預政治，仍然會像機器人一樣聽從政府首腦的指揮。事實上，民主國家的軍人也並非都不過問政治。美國艾森豪威爾將軍就是軍人出身，不是在退出軍隊後參加總統競選了嗎？美國軍人中出現過反戰人士，是不是參與了政治？美國軍人支持敲打伊拉克薩達姆暴政，是不是參與了政治？誰又能剝奪他們參與政治的權利呢？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任何法律、法規，都是有時空限制的。現代中國人，不能遵守秦始皇的法令；也不能執行外國的法令，哪怕這個法令再好，都是「法律不適用」。將來中國實現了民主，我們要訂立全面的民主國家法律、法令，那時候再用適用的法律去要求人們，現在用「軍人不得干政」來要求劉亞洲們的話，就有點太可笑了。
判定一件事的好壞、對錯，首先要建立判定是非的標準和尺度。沒有標準和尺度，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場上，各從自己的價值取向來衡量，豈能達成共識？ 筆者從前作過機械工人，發現工人師傅們總是把「鉻（ge去聲)」念成「luo（去聲）」。哪個念法正確？實際上都正確，看你用甚麼為標準來衡量。如果以字典的讀音為標準，即以「約定」的標準為標準，就念「ge」；如果以「俗成」的標準為標準，就念「luo」。
我們一切熱愛民主的人士，是以平等、自由、善良為最基本的價值取向，所以，判定是非的基本出發點必須以此為據。美國一位青年燒了國旗，對越戰表示抗議，遭到起訴。對於褻瀆美國國旗的行為，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民是不會同意的。但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定了當時的《反褻瀆國旗法》禁止和懲罰公民用燒國旗的行動來表達政治觀點是違憲的。最高法院裁決其無罪。裁決書中寫道：「國旗同樣保護侮辱它的人，這的確令人不快，但卻是基本原則。」在這裡，判定是非的標準就是美國憲法。
劉亞洲等軍人在政治輿論界的突顯與崛起，是一個值得重視的重要事件，是需要人們積極地響應和支持的。中國的民主進步，需要全中國各階層、各領域的全體人民共同努力，才能得以實現的偉大事業，其中當然也包括軍隊中的開明進步人士。尤其軍隊作為一種武裝力量集團，如果不支持或者反對人民的民主事業，將會成為人民民主事業的最大障礙。積極爭取軍人關心、參與中國的民主改革，是民主運動必不可少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
2005年10月16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