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0日訊】邪共中央幾十年來所做的一切都是圍繞一個宗旨，那就是摧毀人的正信正念和真善忍本性。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就是通過一次又一次的運動給中國人洗腦。而一次又一次的運動都是針對摧毀人的善良本性即道德規範進行的。
追究人最初的道德規範其實是來自神的教化。歷史上最早系統教化人的文字書籍就是經書。如佛教的經典，基督教的經典，道教的經典等等，這些經典的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勸人向善，克制人性中的貪婪、自私、謊言、以及傷害他人的各種惡的行為舉止等等。而依附於共產邪靈的邪共中央清醒地認識到要摧毀人們對這些道德理念的信奉，就必須從摧毀「有神論」入手。只有摧毀人們對神的敬畏，才能達到使人放棄上述善行的目的。而這一切，最初是在共產邪靈的指導下進行的。
標誌共產邪靈進入人世間的《共產黨宣言》，開篇首句這樣寫的：「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聖的圍剿，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聯合起來了」。
以上話中且不說共產邪靈不諱言自己是鬼魂，而其中提到「教皇」，就不是偶然的，教皇是神權的象徵，神必滅鬼，這是毫無疑問的。所以共產黨邪靈對此是仇恨之極的。於是將神列入打擊對象。自此，全面的對神的宣戰開始了。在理論上他們製造了「無神論」。利用現代科學作為對付「有神論」的武器，同時充分利用了人對自己肉眼所見的迷信，使「無神論」成功地注入那些發展相對落後、愚昧的國家和地區的相當廣泛的人群中。
在《共產黨宣言》還有這樣的話：「此外，還存在著永恆的真理，如自由、正義等等，這些真理是社會發展的一切階段所共有的。但是共產主義要廢除永恆的真理，它要廢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產主義是同到目前為止的全部歷史發展進程相矛盾的。」由以上言詞我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共產邪靈和神的道德規範的水火不相容性。
由於人本來就是善惡同在的，極易一念為善，一念為惡。共產黨邪靈十分瞭解這一點。它清楚地知道要摧毀人的善行，就必須採取種種卑鄙手段去啟動人性中的妒嫉、貪婪、無知等種種惡的因素，製造邪惡條件張揚人性惡的一面，才能有效地制約善，才能加速人類道德的下滑。
邪共中央是共產邪靈推行邪惡的最得力的一支力量。手段也最為嫺熟，那就是搞「運動」。所有「運動」的最大特點就是以謊言為基礎，以分裂民眾為手段，以戕害生命為樂趣，以摧毀正信為目的。
邪共中央最初起家使用的運動形式就是「暴力革命」。這一手段完全是建立在謊言基礎上的。它的理論是人剝削了人，只有殺了那些有錢人就會過上好日子。事實真的是有錢人的錢是剝削來的嗎？這顯然是謊言。我們從今天對歷史的重新認識中就不難看出邪共中央當年為愚弄民眾所撒的謊。
僅舉幾例：例一：著名的祁縣民居，清代全國著名的商業金融資本家喬致庸的宅第，山西省祁縣喬家堡村喬家大院，它集宋、元、明、清之法式，匯江南河北之大成，這座宏偉的建築群體今已成為世界文化遺產，被國務院命名為全國文物重點保護單位，四A級旅遊景區，成為今天國人的驕傲。1985年祁縣人民政府利用這所古老的宅院成立了祁縣民俗博物館以來，先後接待中外遊客800多萬人次。可見今天的後人還在靠它增加財政收入吃飯呢。我們要問的是，這些真的是像邪共中央說的是剝削來的嗎？以喬家大院為代表的大小院落是山西人走西口致富後為自己修造的房子，也是晉商財富的象徵。而這些大院的發跡史無不飽含血淚。這些院落的第一代主人，在走西口之前，幾乎全是一些在家鄉走投無路的貧苦農民。喬家大院的喬家就是由寒酸貧困的先祖喬貴發走西口開始的。喬貴發第六代孫喬挹青一開始去包頭的時候，一分錢都沒有，全是靠苦力打工。後來掙了一些錢，由於當初買賣做得也不是很好，他就回到老家又開始種地了。他在包頭的那個小買賣，就請一個姓秦的老鄉在那兒守著。乾隆二十年的時，糧食豐收，老秦感到糧價很便宜，就收購了大量的黃豆、玉米這一類東西，為的是以後磨豆腐、生豆芽。沒想到第二年天氣大旱，一旱以後大莊稼種不下去，只好種點兒小秋。黃豆值錢了，買賣有了轉機，老秦和老喬才開始將買賣做的有點規模了。歸根結底，喬貴發走西口是因為窮。在當時，山西有很多像喬貴發這樣的窮漢，他們窮困的原因並非因為懶惰，而是因為山西的自然條件實在太惡劣。清朝山西一個讀書人在談到山西時曾痛心疾首地說「無平地沃土之饒，無水泉灌溉之益，無舟車漁米之利，鄉民惟以墾種上嶺下阪，汗牛痛僕，仰天續命」。「汗牛痛僕」的意思就是說牛已經累得渾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勁抽趕。在傳統社會中，耕牛對於農民來說，不僅是家裏最值錢的家當，還是他們勞作的夥伴。不到萬不得已，輕易不會這樣拼命使喚。但是即使這樣拼命地幹，田裏產出的糧食仍不夠糊口，清朝一個叫任啟運的人說「江南二百四十步為畝，山西千步為畝，而田之歲入，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誌甚至說大同地區「歲豐，畝不滿鬥」。山西不但土地貧瘠，而且自然災害頻繁。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時間裏，山西全省性的災害就達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長的一次旱災長達十一年。據官方統計，死於這次災荒的山西人超過了三百萬。一方水土，不足以養活一方人時，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那首叫《走西口》的民歌，其歌詞其實是妻子送別丈夫，少女告別情郎時說的一些家常話。因為分別之後就不知道什麼時候再能見面，所以叮囑來叮囑去，展示的是生離死別啊。據說走西口十去九不回，死在異鄉了。在這種條件下，山西人一代又一代地這樣走過。固關是山西東北部的一座門戶。通過固關關城的路，由厚重的青石鋪成，由於往來人員車馬川流不息，年長日久，甚至在這些青石上，軋出了幾寸深的車轍印。後來一些走出去的山西人終於有了錢，父親回來蓋起一個小院，立下了一個座標，於是兒子又會沿著父親走西口的路，再走出去。一代人一代人不斷重複著同樣主題的故事，走西口幾乎像一種山西人共同的命運！這些深宅大院不是在一夜之間拔地而起。喬家大院是經過六代人的手才最終完成；曹家大院修建的年代更久遠，它的奠基時間是明末清初；常家莊園的主人，曾是山西商人中最大的外貿世家，他們的宅院是經過二百年風雨和整個家族不斷的努力才有今天的規模。這些顯赫的商人家族，當初走西口時，大多還是一些小商小販，像曹家的祖先，是推著獨輪車賣砂鍋的；常家的祖先，在張家口擺攤賣布；而喬家的祖先喬貴發，剛到蒙古草原時，甚至連小販都算不上，他靠賣苦力，給別人拉駱駝為生。正是昔日晉人的勤苦，才走出晉商遍佈神州，跨越歐亞的輝煌局面（以上文字參考《走西口》、《晉商輝煌史》等）。從中我們不難看出那時勞動人民創造的不僅是財富更是海內外的聲望。這不正是中華民族勤勞奮鬥不屈不撓的象徵嗎？這些財富的代表者不正是中國人民的脊樑嗎？試想哪個懶漢白癡可以打出這樣的天下？流氓無產者能打出這樣的天下嗎？我們只知巴黎公社的流氓無產者在武裝「起義」中，毀掉了90%以上的極其珍貴的歷史文明古跡。同樣的道理，在邪黨中央那裏，以自己的血汗創造了晉商文明的財富擁有者竟變成了剝削勞動人民的吸血鬼，成了被宰割的仇敵。歷史就是這樣被踐踏被歪曲被摧殘的！
再例：晉商發源地平遙古城，它不僅有與喬家大院相似的發展史，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金融商號，標誌著當時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勢頭。清道光三年，山西省平遙縣西達蒲村富商李大金出資與總經理雷履泰共同創辦的「日升昌」票號，是中國第一家專營存款、放款、匯兌業務的私營金融機構，開中國銀行業先河。在其帶動下，平遙票號一度成為中國金融業中心，對清末民初商業貿易以及近代工業的發展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今人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中國票號博物館」。當然這又是後人吃先人飯的一個飯碗。該商號的管理拿到今日仍可謂先進，首先是實行嚴格的兩權分離制度。掌櫃對商號資本和人事全權負責，財東不加干涉。財東只有首任掌櫃的聘任權和分紅權，下任掌櫃由上任掌櫃聘請。掌櫃一經聘用，財東則委以全權，掌櫃則做到忠心事主。而最近發現的《山西省銀行行員錄》則記錄著董事會組成人員：原大德恒票號財東、後為大清銀行首任行長賈繼英，曾任百川通經理的渠家渠本立之孫渠川至，有喬家喬致遠之孫喬尚謙等。從中不難看出，山西票號中很多有實力、有理財經驗的財東和經理進入了銀行業的決策管理層，山西商人在票號與銀行中發揮了雙重作用，顯現出票號向銀行資本擴展的軌跡。從其中所含董事會、總管理處、太原、天津、平遙、太谷、大同、新絳、忻州、洪洞、長治等分行及14個派出機構的分佈，亦可看出其發展規模。再是它的管理文化——誠信義利的價值觀，商號在號規中規定「重信義，除虛偽」，「貴忠誠，鄙利己，奉博愛，薄嫉恨」，反對以卑劣手段騙取錢財。要求商人烙守「誠信仁義，利從義出、先予後取」的正道。日升昌認為：「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沒有哪一家商號，可以數年、數十年靠耍奸混跡於世」。「誠信為本、童叟無欺」。再看票號的分配制度，經營的好壞與「夥友」的利益緊密聯繫在一起，即股份制，多勞多得，充分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再看「日升昌」票號的大掌櫃的自身修養，雷履泰自幼酷愛文化，博覽群書，從學買賣開始，一步步晉升到漢口、京師當掌櫃，最後成為「日升昌」票號一把手。至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其業務發展到日本東京、神戶、大阪、新加坡、俄羅斯等國家。其間意義遠遠超出自身存在價值(注：此文字參照〈為我們曾經的輝煌—晉商票號文化喝彩〉等)。而這一切，竟被邪共中央說成是封建主義制約中國發展的罪惡史。使人不明白的是，既然是封建主義制約中國發展的罪惡史，那麼邪共中央為什麼今天要大搞股份制呢？把那些以「革命」的名義沒收了的原股份制財產強制佔有後，美其名曰國有財產全民所有，卻又在今日要工人一文無有的下崗，在崗的則要花錢去向邪共中央買股份，試問屬於全民所有，也就是人人應有的那一份到底在哪里？它們哪裡去了？？邪共中央起家時的動員令是消滅私有制，說私有制是剝削勞動人民的罪惡根源，而今卻大肆鼓吹促進發展私有制，雇傭勞工現象遍地開花，這一切都怎麼解釋？可見邪共中央起家理由完全是用來愚弄人的，其謊言由此也不揭自破了。
再看膠東著名的大地主，山東省棲霞古鎮都牟氏家族的主要創業人牟墨林(1789～1870)，其出身書香門第、名士官宦世家。牟氏祖籍是湖北省公安縣。明洪武三年（西元1370年），湖北公安人牟敬祖以歲貢身份，來棲霞任縣主簿，據清版的《棲霞縣誌》和《登州府志》記載，牟敬宜為官司清正，政績突出，深受擁戴。卸任後，在當地安家落戶，繁衍成族，他就是牟氏第一世祖。初期的牟代家庭，人少族弱，常受欺凌，於是，他們在逆境中定下了讀書做官的決心，以求得功名，出人頭地。這樣，繼牟敬祖之後，到光緒三十一年廢除科舉，整個牟氏家族共出現過10名進士，29名舉人；京官3人，州官司3人，縣官61人，成了名副其實的官宦世家。著名文學家3名，著名經學家1名，詩人13名，書畫家12名（含牟所）。牟氏家族在棲霞被推為四大望族（牟、林、郝、李）之首。牟氏祖上深受鄉里尊重，據《福山縣誌》載：「戚裏有爭訟者，輒排解之。人多以一言為可否，其見重於士民有如此。」。牟墨林本人為清嘉慶年間太學生，清嘉慶十六年(1811)繼承父業後，「善務農」，大量購置土地。他精於謀略，善於經營，主張：「人不患無財，患不善用其財。」其購置田產的主張是：「余三餘九，日益充盈」，即按幾何級數積累財富。借災年對賣地的農民，只買下地權而允許賣主享有租種權，用這一手段同其他地主競爭，其地產迅速擴大。道光十六年(1836)，棲霞「歲大歉，人相食」，饑民紛紛到古鎮都牟氏門前借糧。牟墨林採取「只換不借！」手段，結果「踵門者趾連而肩摩也」。待存糧換完，牟氏又從東北販回一船高粱，以1鬥高粱換1畝地，後根據行情又降至幾升高粱換1畝地，饑民仍接踵而至。至牟墨林臨終前土地已達4．5萬畝。牟墨林以地租、放債、雇工和無償勞役等手段剝削農民，坑害無數農民。放債，有放錢和放豆餅兩種形式。豆餅放債是牟家最常用的方法。牟家開油坊8座，年平均榨大豆7000多石。春季，牟家把豆餅借給農民，夏收後大豆漲價時作價折款，秋後豆價下跌又將款折合成實物，其結果是，利錢翻幾番。牟墨林家業鼎盛時有帳房先生60餘人，雇員140餘人。牟墨林為爭取民心，災年有施捨之舉。牟墨林不講穿戴，十分勤儉，常肩荷鐵鍁糞簍上山察看莊稼。臨終時，囑咐諸子繼承己志。其子孫效法祖輩，更著力經營，至民國初期，其家族土地已達6萬多畝，山嵐12萬畝，房產5500餘間。（注：以上文字參考《牟氏莊園》《棲霞縣誌》等）
從以上文字中，儘管文字裡加進許多「剝削農民，坑害無數農民」等字眼，但我們還是不難看出牟氏的發家與其祖上清廉、祖訓讀書奮進、善於經營等有關。讀書是何等需要禪思竭慮之事，不付出心血是能得來的嗎？這難道不是勞動所致嗎？而這也不是邪共中央的中堅力量——流氓無產者願意付出的。再者貨利手段在經商範疇內完全是依天時地利而行，何來剝削之說？前所述的喬家發家，不也是姓秦的老鄉在豐年收購了大量的黃豆、玉米這一類東西，第二年天氣大旱時，黃豆值錢了，才發了財嗎？就像今日的房地產投資、股票交易，不也是在低迷時買入，等待升值拋出嗎？任何買賣不都是如此運作嗎？邪共中央今天統治下的經營模式不也是如此嗎？由此可見，邪共中央革命理論是如何出爾反爾，自摑嘴臉的。事實上，中國社會幾千年的發展延續，是世世代代勞動人民勤勞付出所致。而這些財富的代表者恰是中國生產力發展的先進代表，他們所奉行的勤懇、奮鬥、誠實、實幹等美德體現了中國人的真正本質。而邪共中央正是對這些人性中的主流進行誣陷，邪共中央之所以要把善的說成是惡的，把正的說成是邪的，把假的說成是真的，其目的並不是僅僅為了殺人，為了奪權，更深層次的目的即是為了摧毀人性。說到底，這是鬼之嗜血本性的需求。
且看在這一所謂的「革命」過程中，邪共中央對人性的摧毀：
一是煽起了人性中的妒忌心。人性中最惡的東西就是妒忌心。窮人恨富人，有為富不仁的因素。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有仁義致富的，也有為富不仁的。但為富不仁不是中國人民的主流。正因事物的一分為二性，邪共中央成功地利用了這一點，挑起人性中的妒嫉，仇恨。而人性中貪婪、懶惰等惡也隨之氾濫。勞動發家多累，而且也不是任何人勞動都能發家的，還需要智慧，還需要命運等等因素，而唯有「革命」不需要這些。只要殺人就可拿來。於是在「革命」理論催生下，人性中的貪婪、妒嫉、仇恨、狂妄得以放縱。這種「革命」發展到文革，叫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直有人奇怪？無產階級已經奪得了政權，還革什麼命？正是這一點恰恰說明，邪共中央奪得政權，根本目的不是要這個政權，只是把政權作為繼續摧殘人性的工具。邪共中央一再稱「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政府、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國家機器，是統治階級行使國家權力的工具，邪共中央只是借助於「國家」這個機器對被統治階級實行專政。這就十分明白地告訴我們，邪共中央奪得這個政權的用處不是要造福人民，而是要用它來繼續摧殘人性。只要人性中善的因素沒有完全喪失，邪共中央就要 「將革命繼續進行到底」！而在這場空前浩劫的「繼續革命」中，邪共中央充分利用的還是人性中的妒嫉、貪婪等惡的因素。例如文革中各類技術尖子人才受到迫害，而直接迫害他們的竟是這些人身邊朝夕相處的同事、朋友甚至是自己傾傳技藝的徒弟。這是為什麼？這裏面除了邪共中央的煽動外，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妒嫉所致。你有一技之長，我沒有；你有諸多榮譽，我沒有；你有高工資，我沒有，…… 這些都可以成為嫉妒的理由。正是這些不健康的人類惡之華，成為了邪共中央推行「暴力革命」的動力源泉。從邪共中央起家開始到今天，其所以能成功地一次又一次地發動起種種名堂的運動，無一不是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文革後，人們痛定思痛，說再也不會有人上當參與這種運動了。事實相反，只要人性中惡的因素得不到制約，這種運動就隨時隨地都會發生。法輪大法的受迫害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僅靠媒體的謊言就可以在幾天內掀起軒然大波，就可以有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簽名劃押控訴法輪功，欲致真善忍於死地。是人那麼容易受欺騙嗎？非也。是人性中的幸災樂禍見不得他人好的嫉妒心、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自私心、是對邪共中央走火入魔式的信任等所致。同時也是人們的正信被摧毀，人們對真誠和善良已不敢期望的絕望。可以說，人性中惡之因素和邪共中央狼狽為奸，互為呼應。邪共中央為摧殘人性善開創著條件，而人性中的惡又為邪共中央摧殘人性善提供了基礎。
二是邪共中央給中華民族主流文化以毀滅性的打擊。中國傳統文化講的是仁義禮智信。實際上的傳統文明，是人生活在神對人的規範之內，如佛家八萬四千法門之一的佛教要人去掉貪、嗔、癡，不打誑語（不撒謊），要與人為善，要舍，不計個人得失等等。而作為佛家八萬四千法門之一的法輪大法則直接提出「真善忍」是人必須遵守的根本。這一切都必須是身體力行的，任何假行都是要遭因果報應的。而邪共中央從它產生的那天起就是對著神制定的這些規則來的。邪共中央最怕聽的話就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誰要一提這句話，邪共中央就像被咒了一樣的嚎，把這八個字說成是封建迷信而拼命杜絕之。而為了破壞神為人制定的規則，邪共中央首先採取的手段就是謊言。縱觀邪共中央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巨型謊言史。在文革的「破四舊」中，邪共中央將傳統道德「仁義禮智信」列為封建思想，高喊「不破不立」，恨不能一下子將其「連根拔掉」，一勞永逸。與此同時邪共中央自始至終包括到今天也沒有說出自己要「立」的到底是什麼，因為它不敢直接說出它要立的是險惡、毒辣和邪惡。邪共中央用空洞的社會主義道德風尚取代傳統文明，什麼「五講四美」，只是泛泛的口號，其實什麼也不是。而中華傳統文化卻是有著深刻的內涵的。如僅取一個「仁」字舉例：孔子言「仁者愛人」其以「愛人」為中心，它包括恭、寬、信、敏、惠、智、勇、恕、孝、弟等內容，對長輩恭敬，對他人寬容，對人有信用，對事要敏銳，待人賢慧，有智有勇，對上孝，對下愛護等等，從人際關係中的上下之間、橫向之間，親族鄰里之間等都有具體的行為規範。同時還要求做到這一點就首先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要想自己立得住，同時也要使別人立得住；自己要行得通，同時也要別人行得通。凡事都能推己及人。這種達人達己，立人立己的行為規範正是善的具體體現啊。而「五講四美」是什麼東西？拿「心靈美」舉例。心靈美的內涵是什麼？怎樣心靈就美了？不得而知。讓我們來看1981年2月25日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等九個單位發出的《關於開展文明禮貌活動的倡議》中，對「四美」提出的具體要求：「『心靈美』，就是要注重思想、品德和情操的修養，維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做到愛國、正直、誠實。不做有辱國格、人格的事，不損人利已，不弄虛作假。」。至於怎樣注重「思想、品德和情操的修養」？這裏沒有具體的行為規範，僅僅一個沒有具體行為規範的「概念」，就能使人「不做有辱國格、人格的事，不損人利已，不弄虛作假」了嗎。而在這裏面實際強調的是「維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而這個黨和制度恰恰是用來戕害人民的。可見沒有任何內涵的「心靈美」只是一個虛偽的空殼，更是一個可以隨時填充進政治內容對人民進行迫害的工具。正是這一切導致今天人們道德下滑，世風敗壞，人心墮落，誨淫誨盜….. ，邪共中央罪行罄竹難書。
說到底，邪共中央的反「有神論」也罷，反人性也罷，之所以能夠得逞，也與有神論在長期歷史的進程中發生了一定的變異有關，與人性中善惡因素同在有關，邪共中央正是充分利用了這一點。但儘管「有神論」發生了一定的變異，但畢竟神的威嚴仍在，人性中雖有惡，但完全可以通過揚善來制約。
我們知道，世界上任何一種事物的出現都是有來頭的，都是各界生命在人世間的表現。神鬼是存在的。雖然人肉眼不能見。而鬼魂正是附著在邪共中央組織這個載體上，並操縱其所有作為。而人也是有來頭的。按照佛教講是六道輪迴的。人在世上的得失也是有因果的。也如佛教講是人的行為招致的。是一報還一報的。人想出人頭地，不甘示弱，那是一廂情願，壞事做的多是要遭懲罰的。這一點在釋迦佛講的法中說的明明白白。釋迦佛講：「複有菩薩。宿命有惡不盡故生彼惡世。諸菩薩白佛：今是諸菩薩，生沙訶樓陀剎。何因緣得除宿命之惡？佛言：善男子善女人，生沙訶樓陀剎，索菩薩道。生貧家舍，用是故除宿命惡；又多病者複除宿命之惡；又遭遇父母兄弟妻子病瘦死亡憂愁感傷，用是故複除宿命之殃；又遭逢縣官恐怖棄捐父母家室財產亡逃憂愁，用是故複除宿命之殃惡；若有一旦失財業窮厄，用是故複除宿命之殃惡；若在惡國中生，本為他國所攻敗壞，奔走愁憂無聊，用是故複除宿命之殃惡；若生弊惡人中貧賤面目醜陋，形癃盲聾不屬逮人，父母兄弟妻子宗親皆共憎之，是人愁憂，用是故複除宿命之殃惡；若聞有善道歡喜，欲索明師教告經道開心從受，不得明師便愁憂，用是故複除宿命之殃惡。若複遙聞遠方有師高明智慧通達。欲往從受經學。身體病瘦手足拘攣不可動搖。錢用乏少又無伴侶便不可行。念之愁憂。用是故複除宿命之殃惡；若有人行求善師，欲從學受經，道師大明達皆知道要，弟子愚癡無慧意不開解，便自愁憂，用是故複除宿命之殃惡；若有善師欲教弟子世間之事開語經道，弟子愚癡不能忍辱，便棄捐師去，後歸念師法戒大歡喜意悔愁憂，用是故複除宿命之殃惡；……」將此段佛經逆推理之，則是貧病、醜陋、多災難、先天殘廢，人所厭惡、國敗而顛沛流離、求師不得而苦、有師不識而悔等等痛苦均與前世所造惡業有關啊。所以在指出邪共中央之邪惡的同時，人也應警惕自身所為。因為神滅邪共中央的時候到了。再執迷不悟，危險至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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