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20日讯】邪共中央几十年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一个宗旨，那就是摧毁人的正信正念和真善忍本性。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运动给中国人洗脑。而一次又一次的运动都是针对摧毁人的善良本性即道德规范进行的。
追究人最初的道德规范其实是来自神的教化。历史上最早系统教化人的文字书籍就是经书。如佛教的经典，基督教的经典，道教的经典等等，这些经典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劝人向善，克制人性中的贪婪、自私、谎言、以及伤害他人的各种恶的行为举止等等。而依附于共产邪灵的邪共中央清醒地认识到要摧毁人们对这些道德理念的信奉，就必须从摧毁“有神论”入手。只有摧毁人们对神的敬畏，才能达到使人放弃上述善行的目的。而这一切，最初是在共产邪灵的指导下进行的。
标志共产邪灵进入人世间的《共产党宣言》，开篇首句这样写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以上话中且不说共产邪灵不讳言自己是鬼魂，而其中提到“教皇”，就不是偶然的，教皇是神权的象征，神必灭鬼，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共产党邪灵对此是仇恨之极的。于是将神列入打击对象。自此，全面的对神的宣战开始了。在理论上他们制造了“无神论”。利用现代科学作为对付“有神论”的武器，同时充分利用了人对自己肉眼所见的迷信，使“无神论”成功地注入那些发展相对落后、愚昧的国家和地区的相当广泛的人群中。
在《共产党宣言》还有这样的话：“此外，还存在着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这些真理是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所共有的。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的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由以上言词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共产邪灵和神的道德规范的水火不相容性。
由于人本来就是善恶同在的，极易一念为善，一念为恶。共产党邪灵十分了解这一点。它清楚地知道要摧毁人的善行，就必须采取种种卑鄙手段去启动人性中的妒嫉、贪婪、无知等种种恶的因素，制造邪恶条件张扬人性恶的一面，才能有效地制约善，才能加速人类道德的下滑。
邪共中央是共产邪灵推行邪恶的最得力的一支力量。手段也最为娴熟，那就是搞“运动”。所有“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以谎言为基础，以分裂民众为手段，以戕害生命为乐趣，以摧毁正信为目的。
邪共中央最初起家使用的运动形式就是“暴力革命”。这一手段完全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它的理论是人剥削了人，只有杀了那些有钱人就会过上好日子。事实真的是有钱人的钱是剥削来的吗？这显然是谎言。我们从今天对历史的重新认识中就不难看出邪共中央当年为愚弄民众所撒的谎。
仅举几例：例一：著名的祁县民居，清代全国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第，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乔家大院，它集宋、元、明、清之法式，汇江南河北之大成，这座宏伟的建筑群体今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四A级旅游景区，成为今天国人的骄傲。1985年祁县人民政府利用这所古老的宅院成立了祁县民俗博物馆以来，先后接待中外游客800多万人次。可见今天的后人还在靠它增加财政收入吃饭呢。我们要问的是，这些真的是像邪共中央说的是剥削来的吗？以乔家大院为代表的大小院落是山西人走西口致富后为自己修造的房子，也是晋商财富的象征。而这些大院的发迹史无不饱含血泪。这些院落的第一代主人，在走西口之前，几乎全是一些在家乡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乔家大院的乔家就是由寒酸贫困的先祖乔贵发走西口开始的。乔贵发第六代孙乔挹青一开始去包头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有，全是靠苦力打工。后来挣了一些钱，由于当初买卖做得也不是很好，他就回到老家又开始种地了。他在包头的那个小买卖，就请一个姓秦的老乡在那儿守着。乾隆二十年的时，粮食丰收，老秦感到粮价很便宜，就收购了大量的黄豆、玉米这一类东西，为的是以后磨豆腐、生豆芽。没想到第二年天气大旱，一旱以后大庄稼种不下去，只好种点儿小秋。黄豆值钱了，买卖有了转机，老秦和老乔才开始将买卖做的有点规模了。归根结底，乔贵发走西口是因为穷。在当时，山西有很多像乔贵发这样的穷汉，他们穷困的原因并非因为懒惰，而是因为山西的自然条件实在太恶劣。清朝山西一个读书人在谈到山西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阪，汗牛痛仆，仰天续命”。“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说牛已经累得浑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劲抽赶。在传统社会中，耕牛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还是他们劳作的伙伴。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会这样拼命使唤。但是即使这样拼命地干，田里产出的粮食仍不够糊口，清朝一个叫任启运的人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入，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说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灾害就达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十一年。据官方统计，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人超过了三百万。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那首叫《走西口》的民歌，其歌词其实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面，所以叮嘱来叮嘱去，展示的是生离死别啊。据说走西口十去九不回，死在异乡了。在这种条件下，山西人一代又一代地这样走过。固关是山西东北部的一座门户。通过固关关城的路，由厚重的青石铺成，由于往来人员车马川流不息，年长日久，甚至在这些青石上，轧出了几寸深的车辙印。后来一些走出去的山西人终于有了钱，父亲回来盖起一个小院，立下了一个座标，于是儿子又会沿着父亲走西口的路，再走出去。一代人一代人不断重复着同样主题的故事，走西口几乎像一种山西人共同的命运！这些深宅大院不是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乔家大院是经过六代人的手才最终完成；曹家大院修建的年代更久远，它的奠基时间是明末清初；常家庄园的主人，曾是山西商人中最大的外贸世家，他们的宅院是经过二百年风雨和整个家族不断的努力才有今天的规模。这些显赫的商人家族，当初走西口时，大多还是一些小商小贩，像曹家的祖先，是推着独轮车卖砂锅的；常家的祖先，在张家口摆摊卖布；而乔家的祖先乔贵发，刚到蒙古草原时，甚至连小贩都算不上，他靠卖苦力，给别人拉骆驼为生。正是昔日晋人的勤苦，才走出晋商遍布神州，跨越欧亚的辉煌局面（以上文字参考《走西口》、《晋商辉煌史》等）。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那时劳动人民创造的不仅是财富更是海内外的声望。这不正是中华民族勤劳奋斗不屈不挠的象征吗？这些财富的代表者不正是中国人民的脊梁吗？试想哪个懒汉白痴可以打出这样的天下？流氓无产者能打出这样的天下吗？我们只知巴黎公社的流氓无产者在武装“起义”中，毁掉了90%以上的极其珍贵的历史文明古迹。同样的道理，在邪党中央那里，以自己的血汗创造了晋商文明的财富拥有者竟变成了剥削劳动人民的吸血鬼，成了被宰割的仇敌。历史就是这样被践踏被歪曲被摧残的！
再例：晋商发源地平遥古城，它不仅有与乔家大院相似的发展史，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金融商号，标志着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清道光三年，山西省平遥县西达蒲村富商李大金出资与总经理雷履泰共同创办的“日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营金融机构，开中国银行业先河。在其带动下，平遥票号一度成为中国金融业中心，对清末民初商业贸易以及近代工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今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票号博物馆”。当然这又是后人吃先人饭的一个饭碗。该商号的管理拿到今日仍可谓先进，首先是实行严格的两权分离制度。掌柜对商号资本和人事全权负责，财东不加干涉。财东只有首任掌柜的聘任权和分红权，下任掌柜由上任掌柜聘请。掌柜一经聘用，财东则委以全权，掌柜则做到忠心事主。而最近发现的《山西省银行行员录》则记录着董事会组成人员：原大德恒票号财东、后为大清银行首任行长贾继英，曾任百川通经理的渠家渠本立之孙渠川至，有乔家乔致远之孙乔尚谦等。从中不难看出，山西票号中很多有实力、有理财经验的财东和经理进入了银行业的决策管理层，山西商人在票号与银行中发挥了双重作用，显现出票号向银行资本扩展的轨迹。从其中所含董事会、总管理处、太原、天津、平遥、太谷、大同、新绛、忻州、洪洞、长治等分行及14个派出机构的分布，亦可看出其发展规模。再是它的管理文化——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商号在号规中规定“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反对以卑劣手段骗取钱财。要求商人烙守“诚信仁义，利从义出、先予后取”的正道。日升昌认为：“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诚信为本、童叟无欺”。再看票号的分配制度，经营的好坏与“伙友”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即股份制，多劳多得，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再看“日升昌”票号的大掌柜的自身修养，雷履泰自幼酷爱文化，博览群书，从学买卖开始，一步步晋升到汉口、京师当掌柜，最后成为“日升昌”票号一把手。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其业务发展到日本东京、神户、大阪、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其间意义远远超出自身存在价值(注：此文字参照〈为我们曾经的辉煌—晋商票号文化喝彩〉等)。而这一切，竟被邪共中央说成是封建主义制约中国发展的罪恶史。使人不明白的是，既然是封建主义制约中国发展的罪恶史，那么邪共中央为什么今天要大搞股份制呢？把那些以“革命”的名义没收了的原股份制财产强制占有后，美其名曰国有财产全民所有，却又在今日要工人一文无有的下岗，在岗的则要花钱去向邪共中央买股份，试问属于全民所有，也就是人人应有的那一份到底在哪里？它们哪里去了？？邪共中央起家时的动员令是消灭私有制，说私有制是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根源，而今却大肆鼓吹促进发展私有制，雇佣劳工现象遍地开花，这一切都怎么解释？可见邪共中央起家理由完全是用来愚弄人的，其谎言由此也不揭自破了。
再看胶东著名的大地主，山东省栖霞古镇都牟氏家族的主要创业人牟墨林(1789～1870)，其出身书香门第、名士官宦世家。牟氏祖籍是湖北省公安县。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湖北公安人牟敬祖以岁贡身份，来栖霞任县主簿，据清版的《栖霞县志》和《登州府志》记载，牟敬宜为官司清正，政绩突出，深受拥戴。卸任后，在当地安家落户，繁衍成族，他就是牟氏第一世祖。初期的牟代家庭，人少族弱，常受欺凌，于是，他们在逆境中定下了读书做官的决心，以求得功名，出人头地。这样，继牟敬祖之后，到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整个牟氏家族共出现过10名进士，29名举人；京官3人，州官司3人，县官61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宦世家。著名文学家3名，著名经学家1名，诗人13名，书画家12名（含牟所）。牟氏家族在栖霞被推为四大望族（牟、林、郝、李）之首。牟氏祖上深受乡里尊重，据《福山县志》载：“戚里有争讼者，辄排解之。人多以一言为可否，其见重于士民有如此。”。牟墨林本人为清嘉庆年间太学生，清嘉庆十六年(1811)继承父业后，“善务农”，大量购置土地。他精于谋略，善于经营，主张：“人不患无财，患不善用其财。”其购置田产的主张是：“余三余九，日益充盈”，即按几何级数积累财富。借灾年对卖地的农民，只买下地权而允许卖主享有租种权，用这一手段同其他地主竞争，其地产迅速扩大。道光十六年(1836)，栖霞“岁大歉，人相食”，饥民纷纷到古镇都牟氏门前借粮。牟墨林采取“只换不借！”手段，结果“踵门者趾连而肩摩也”。待存粮换完，牟氏又从东北贩回一船高粱，以1斗高粱换1亩地，后根据行情又降至几升高粱换1亩地，饥民仍接踵而至。至牟墨林临终前土地已达4．5万亩。牟墨林以地租、放债、雇工和无偿劳役等手段剥削农民，坑害无数农民。放债，有放钱和放豆饼两种形式。豆饼放债是牟家最常用的方法。牟家开油坊8座，年平均榨大豆7000多石。春季，牟家把豆饼借给农民，夏收后大豆涨价时作价折款，秋后豆价下跌又将款折合成实物，其结果是，利钱翻几番。牟墨林家业鼎盛时有账房先生60余人，雇员140余人。牟墨林为争取民心，灾年有施舍之举。牟墨林不讲穿戴，十分勤俭，常肩荷铁锨粪篓上山察看庄稼。临终时，嘱咐诸子继承己志。其子孙效法祖辈，更着力经营，至民国初期，其家族土地已达6万多亩，山岚12万亩，房产5500余间。（注：以上文字参考《牟氏庄园》《栖霞县志》等）
从以上文字中，尽管文字里加进许多“剥削农民，坑害无数农民”等字眼，但我们还是不难看出牟氏的发家与其祖上清廉、祖训读书奋进、善于经营等有关。读书是何等需要禅思竭虑之事，不付出心血是能得来的吗？这难道不是劳动所致吗？而这也不是邪共中央的中坚力量——流氓无产者愿意付出的。再者货利手段在经商范畴内完全是依天时地利而行，何来剥削之说？前所述的乔家发家，不也是姓秦的老乡在丰年收购了大量的黄豆、玉米这一类东西，第二年天气大旱时，黄豆值钱了，才发了财吗？就像今日的房地产投资、股票交易，不也是在低迷时买入，等待升值抛出吗？任何买卖不都是如此运作吗？邪共中央今天统治下的经营模式不也是如此吗？由此可见，邪共中央革命理论是如何出尔反尔，自掴嘴脸的。事实上，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延续，是世世代代劳动人民勤劳付出所致。而这些财富的代表者恰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先进代表，他们所奉行的勤恳、奋斗、诚实、实干等美德体现了中国人的真正本质。而邪共中央正是对这些人性中的主流进行诬陷，邪共中央之所以要把善的说成是恶的，把正的说成是邪的，把假的说成是真的，其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杀人，为了夺权，更深层次的目的即是为了摧毁人性。说到底，这是鬼之嗜血本性的需求。
且看在这一所谓的“革命”过程中，邪共中央对人性的摧毁：
一是煽起了人性中的妒忌心。人性中最恶的东西就是妒忌心。穷人恨富人，有为富不仁的因素。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仁义致富的，也有为富不仁的。但为富不仁不是中国人民的主流。正因事物的一分为二性，邪共中央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挑起人性中的妒嫉，仇恨。而人性中贪婪、懒惰等恶也随之泛滥。劳动发家多累，而且也不是任何人劳动都能发家的，还需要智慧，还需要命运等等因素，而唯有“革命”不需要这些。只要杀人就可拿来。于是在“革命”理论催生下，人性中的贪婪、妒嫉、仇恨、狂妄得以放纵。这种“革命”发展到文革，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直有人奇怪？无产阶级已经夺得了政权，还革什么命？正是这一点恰恰说明，邪共中央夺得政权，根本目的不是要这个政权，只是把政权作为继续摧残人性的工具。邪共中央一再称“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政府、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行使国家权力的工具，邪共中央只是借助于“国家”这个机器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这就十分明白地告诉我们，邪共中央夺得这个政权的用处不是要造福人民，而是要用它来继续摧残人性。只要人性中善的因素没有完全丧失，邪共中央就要 “将革命继续进行到底”！而在这场空前浩劫的“继续革命”中，邪共中央充分利用的还是人性中的妒嫉、贪婪等恶的因素。例如文革中各类技术尖子人才受到迫害，而直接迫害他们的竟是这些人身边朝夕相处的同事、朋友甚至是自己倾传技艺的徒弟。这是为什么？这里面除了邪共中央的煽动外，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妒嫉所致。你有一技之长，我没有；你有诸多荣誉，我没有；你有高工资，我没有，…… 这些都可以成为嫉妒的理由。正是这些不健康的人类恶之华，成为了邪共中央推行“暴力革命”的动力源泉。从邪共中央起家开始到今天，其所以能成功地一次又一次地发动起种种名堂的运动，无一不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革后，人们痛定思痛，说再也不会有人上当参与这种运动了。事实相反，只要人性中恶的因素得不到制约，这种运动就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法轮大法的受迫害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仅靠媒体的谎言就可以在几天内掀起轩然大波，就可以有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签名划押控诉法轮功，欲致真善忍于死地。是人那么容易受欺骗吗？非也。是人性中的幸灾乐祸见不得他人好的嫉妒心、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私心、是对邪共中央走火入魔式的信任等所致。同时也是人们的正信被摧毁，人们对真诚和善良已不敢期望的绝望。可以说，人性中恶之因素和邪共中央狼狈为奸，互为呼应。邪共中央为摧残人性善开创着条件，而人性中的恶又为邪共中央摧残人性善提供了基础。
二是邪共中央给中华民族主流文化以毁灭性的打击。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实际上的传统文明，是人生活在神对人的规范之内，如佛家八万四千法门之一的佛教要人去掉贪、嗔、痴，不打诳语（不撒谎），要与人为善，要舍，不计个人得失等等。而作为佛家八万四千法门之一的法轮大法则直接提出“真善忍”是人必须遵守的根本。这一切都必须是身体力行的，任何假行都是要遭因果报应的。而邪共中央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是对着神制定的这些规则来的。邪共中央最怕听的话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谁要一提这句话，邪共中央就像被咒了一样的嚎，把这八个字说成是封建迷信而拼命杜绝之。而为了破坏神为人制定的规则，邪共中央首先采取的手段就是谎言。纵观邪共中央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巨型谎言史。在文革的“破四旧”中，邪共中央将传统道德“仁义礼智信”列为封建思想，高喊“不破不立”，恨不能一下子将其“连根拔掉”，一劳永逸。与此同时邪共中央自始至终包括到今天也没有说出自己要“立”的到底是什么，因为它不敢直接说出它要立的是险恶、毒辣和邪恶。邪共中央用空洞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取代传统文明，什么“五讲四美”，只是泛泛的口号，其实什么也不是。而中华传统文化却是有着深刻的内涵的。如仅取一个“仁”字举例：孔子言“仁者爱人”其以“爱人”为中心，它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恕、孝、弟等内容，对长辈恭敬，对他人宽容，对人有信用，对事要敏锐，待人贤慧，有智有勇，对上孝，对下爱护等等，从人际关系中的上下之间、横向之间，亲族邻里之间等都有具体的行为规范。同时还要求做到这一点就首先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要想自己立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立得住；自己要行得通，同时也要别人行得通。凡事都能推己及人。这种达人达己，立人立己的行为规范正是善的具体体现啊。而“五讲四美”是什么东西？拿“心灵美”举例。心灵美的内涵是什么？怎样心灵就美了？不得而知。让我们来看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发出的《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中，对“四美”提出的具体要求：“‘心灵美’，就是要注重思想、品德和情操的修养，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做到爱国、正直、诚实。不做有辱国格、人格的事，不损人利已，不弄虚作假。”。至于怎样注重“思想、品德和情操的修养”？这里没有具体的行为规范，仅仅一个没有具体行为规范的“概念”，就能使人“不做有辱国格、人格的事，不损人利已，不弄虚作假”了吗。而在这里面实际强调的是“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个党和制度恰恰是用来戕害人民的。可见没有任何内涵的“心灵美”只是一个虚伪的空壳，更是一个可以随时填充进政治内容对人民进行迫害的工具。正是这一切导致今天人们道德下滑，世风败坏，人心堕落，诲淫诲盗….. ，邪共中央罪行罄竹难书。
说到底，邪共中央的反“有神论”也罢，反人性也罢，之所以能够得逞，也与有神论在长期历史的进程中发生了一定的变异有关，与人性中善恶因素同在有关，邪共中央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但尽管“有神论”发生了一定的变异，但毕竟神的威严仍在，人性中虽有恶，但完全可以通过扬善来制约。
我们知道，世界上任何一种事物的出现都是有来头的，都是各界生命在人世间的表现。神鬼是存在的。虽然人肉眼不能见。而鬼魂正是附着在邪共中央组织这个载体上，并操纵其所有作为。而人也是有来头的。按照佛教讲是六道轮回的。人在世上的得失也是有因果的。也如佛教讲是人的行为招致的。是一报还一报的。人想出人头地，不甘示弱，那是一厢情愿，坏事做的多是要遭惩罚的。这一点在释迦佛讲的法中说的明明白白。释迦佛讲：“复有菩萨。宿命有恶不尽故生彼恶世。诸菩萨白佛：今是诸菩萨，生沙诃楼陀刹。何因缘得除宿命之恶？佛言：善男子善女人，生沙诃楼陀刹，索菩萨道。生贫家舍，用是故除宿命恶；又多病者复除宿命之恶；又遭遇父母兄弟妻子病瘦死亡忧愁感伤，用是故复除宿命之殃；又遭逢县官恐怖弃捐父母家室财产亡逃忧愁，用是故复除宿命之殃恶；若有一旦失财业穷厄，用是故复除宿命之殃恶；若在恶国中生，本为他国所攻败坏，奔走愁忧无聊，用是故复除宿命之殃恶；若生弊恶人中贫贱面目丑陋，形癃盲聋不属逮人，父母兄弟妻子宗亲皆共憎之，是人愁忧，用是故复除宿命之殃恶；若闻有善道欢喜，欲索明师教告经道开心从受，不得明师便愁忧，用是故复除宿命之殃恶。若复遥闻远方有师高明智慧通达。欲往从受经学。身体病瘦手足拘挛不可动摇。钱用乏少又无伴侣便不可行。念之愁忧。用是故复除宿命之殃恶；若有人行求善师，欲从学受经，道师大明达皆知道要，弟子愚痴无慧意不开解，便自愁忧，用是故复除宿命之殃恶；若有善师欲教弟子世间之事开语经道，弟子愚痴不能忍辱，便弃捐师去，后归念师法戒大欢喜意悔愁忧，用是故复除宿命之殃恶；……”将此段佛经逆推理之，则是贫病、丑陋、多灾难、先天残废，人所厌恶、国败而颠沛流离、求师不得而苦、有师不识而悔等等痛苦均与前世所造恶业有关啊。所以在指出邪共中央之邪恶的同时，人也应警惕自身所为。因为神灭邪共中央的时候到了。再执迷不悟，危险至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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