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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圓周率，圓是無限的，沒有任何一個時代能窮盡其可能性；而正是這份無窮無盡的特質，使它成為藝術家們的理想象徵——既代表著可被測量的可見的世界，也同時暗示這世界永遠無法被完全界定。弗朗西斯科‧德‧戈雅-路肖恩特斯（Francisco de Goya y Lucientes）畫作《紅衣男孩》（Red Boy），深受觀者的喜愛，被視為展現童年特質的開創性藝術傑作。杜威說：「無須任何完整的觀念與態度是目前時代的主要理智特徵，被尊為後現代的本質」。機械文明與現代藝術的關係也逐步的從藝術家作畫的方式，從筆觸到所用的材料一點點的影響畫家看世界的觀點態度，從感發性的下意識到意識，從非主流到主流，最後主導整個學院派。從文藝復興、巴洛克時期開始，歐美視覺藝術的主題一直是關於神與人的故事。直到19世紀晚期，隨著產業革命的發生——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經濟發展、個人主義發展最快最迅速的世紀，人類在科學上的發現與產業革命所帶來的疏離，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革(註一)，將人類社會帶入一個所謂「現代」天地。現代藝術、現代主義隨之應運而生，至此藝術成了科學的追隨者並且服膺着現代主義。約書亞‧華盛頓（Joshua Washington）帶著相機走進一間吱吱作響的鄉村木屋，屋裡散發著彷彿來自美國西部舊時代的氣息，也像電影裡的牛仔場景。這位來自休斯頓、帕薩迪納紀念高中（Pasadena Memorial High School）的高三學生，為了藝術走出了自己的舒適區。能鑑定一幅古代大師真跡，是所有藝術專家的夢想，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的研究人員最近有幸得償所願。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簡稱「大都會」）於近期推出美國首個大型國際借展特展「拉斐爾：崇高的詩意」（Raphael: Sublime Poetry），顯然不滿足於重複這個熟悉的形象，或將其名作簡單堆砌。它要表現的，是一個出生在小山城的孩子，何以成為人類藝術巨匠的生命歷程。畫作完美地詮釋了這樣的場面。一艘小船載著一位光彩照人的貴婦和她的兩個孩子（其中一個還是嬰兒），駛向修道院的石砌大門。年幼的孩子回頭望向追趕他們的威脅，這一姿態將整個畫面的緊張感展現得淋漓盡致。安全近在咫尺，而危險仍如影隨形。文藝復興巨匠拉斐爾（Raphael）以其筆下溫婉的聖母畫像以及梵蒂岡的《雅典學派》（The School of Athens）濕壁畫聞名遐邇。儘管年僅37歲便英年早逝，他身後卻留下約34幅聖母像。這些畫像，或許正是解開其作品為何具有普世感染力的關鍵。阿爾布雷希特‧丟勒（又譯阿爾布雷希特‧杜勒）充分認識到了印刷機有待開發的潛力，他預見了印刷機對文字與藝術雙方面的文化影響。作為德國文藝復興之父，他充分利用印刷術帶來的機遇，吸收並傳播了重獲新生的古代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