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0日訊】今年的情況讓人覺得詭異，很多事情正在發生，潛伏著衆多迹象，但又不明朗。記得在什麽地方看到過“十字路口”的說法，有點象，一副不知往何處去的樣子。八九月份的時候，書店裏擺滿了新書，我卻又捧起98年版的《利瑪竇神父傳》，重讀四百年前第一次中西接觸，體會當時那種從容不迫，那個還沒有構建現代國家的急迫使命時的情景，想回到問題的源頭。
出版的情況也很特別，整整一年，波瀾不驚，似乎無熱點。去年（04年）還是在年頭上，就有兩本書掀起浪潮，男男女女海內海外，都來找這兩本書，原因其實也簡單，就因爲它們都喻指著今天的大問題。國際出版界有句名言，叫：正確的圖書出現在正確的時候。但今年的情況卻似乎是，或者衆人都不知道什麽是正確，或者有一些知道的，卻被一些無妄的力量封死了。不過即便如此，在思想文化的出版上，預示傾向的書還是能找到幾種。
有一個詞在今年反復出現：“北京共識”。這個詞來源於英國人雷默的一篇同名文章，以這個詞爲名的書上半年就出了好幾本，最後，歸結到一本8月出版的《中國與全球化：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的合集上。雷默的這篇文章深得國內一些力量的青睞，這個英國人提出了一個概念，在這個概念下，中國連年高增長的GDP，似乎意味著另一種發展模式的存在甚至勝利，這就是與“華盛頓共識”相對立的“北京共識”，換言之，就是“全球化時代的中國道路”。這個詞剛提出時，中國的一些參與其事的人還不敢相信，覺得中國不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嗎？後來才明白，雷默講的“北京共識”就是“摸著石頭過河”，用比較書面的語言來說，就是“其基本結構是鄧小平之後的思想，但與他的務實思想密切相關，即實現現代化的最佳途徑是摸著石頭過河，而不是什麽休克療法”。先別說休克療法的對錯現在並無最終結論，但這樣一種務實到了排除政治和道德正當性的“共識”，真就能成爲中國發展的模式嗎？英國人雷默說的這個“北京共識”雖然很合國內新左的意思，但它背後的含義卻是意指可能存在這樣一個世界：既經濟發展和民主制度可以各不相干，各國可以追隨中國的經濟發展路線，同時不受民主制度的約束。這顯然違背了500年來現代性的所有經驗。但“北京共識”，顯然已成爲一部分人的政治共識了。
主張中國特殊論的還有一些，水平最高的應該是今年甘陽在北大的一個演講。在演講中，甘陽甚至搬出了黑格爾：中國是一切例外中的例外。證明中國根本就是另一個世界，不能用西方的邏輯來說。這個演講可惜沒有成書，不能列入今年的出版來說，但就其深度而言，要遠遠超出雷默的“北京共識”，雖然這個演講就發生在“北京共識”論壇。
近年來知識界的分裂在05年的出版中也有了標誌性的表現，這就是餘世存的〈非常道〉。最近十年，體制化的知識生産體系已經完成，這架“沒有靈魂的機器”（按韋伯的說法）開始具有自主的內驅動力和完備的內部評價體系，儘管還不是獨佔，但也已部分地佔有向官僚體制的遞補通道，其與體制外（此處尤指學院體制）年輕知識份子的分裂和緊張，也隨之逐年加劇和形成。在當下的諸多中國特色中，有一個特色至關重要，那就是國家和市場的力量都不夠強。這使得體制外的知識份子仍有相當大的存活空間，比起自由撰稿人紛紛從格林威治村撤離（房地産商開進去了）的美國六十年代，日子要好過不少。體制外的一部分年輕知識份子持續地嚴肅質問現存知識體系，重新構造近代甚至當代歷史，這在近年來的出版中一直不顯山不露水地進行著。由於這部分寫作大膽尖銳，常能引發閱讀熱點，人們甚至將它與書商的炒作混爲一談。但今年〈非常道〉的出版卻意外地構成範例，它差不多意味著重構知識體系的話語系統的形成。除此之外，體制內的知識份子從事體制外寫作的情況也越來越多，〈正義之前〉、〈花間一壺酒〉、〈歷史的壞脾氣〉等等均可列入此列。
今年爲日常生活提供慰籍的寫作乏善可陳，絕大部分內容就象去年一本獲獎圖書的書名：〈娛樂至死〉，都是用文字來類比感官世界。如果在懸疑等等之上能加上些智力快感，那就是精品，就象〈達芬奇密碼〉。不過今年11月出版的〈達爾文的陰謀〉，倒是除了懸疑之外還有倫理衝擊，比〈達芬奇密碼〉似乎更有力量。本土的作品相比之下還是要差不少，既缺乏好的文學又沒有好的娛樂。然而，有一個特點卻是共同的，那就是無論本土還是引進，幾乎所有的慰籍都是給城市人的。
2005，無熱點。但細細去看，也能激起點熱血或驚出些冷汗。
──轉自《世紀中國》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