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9日訊】建立民主國家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勢不可擋。中國政治改革就是走民主化道路，建立一個市場經濟基礎上的自由民主法制國家。頑固堅持一黨專制的執政人士，已沒有充分的理由反對大陸的民主進程，他們能勉強拿出手的藉口是中國人的素質低，尚不能實行民主。這個從李鴻章開始不斷被歷代統治者使用了一百多年的擋箭牌，千瘡百孔，破破爛爛，早該進歷史博物館了，二十一世紀竟然還被標榜代表先進的執政黨請出來做護身符，廢物利用，老兵新傳，讓人感到可笑，也讓人感到氣憤。
不過批判者反其道而行之，說中國人素質不低，總覺有點強詞奪理，不合事實。和世界發達國家，先進地區的人比較起來，中國人的素質確實低。中國人的素質低就低在，奮鬥了四千年，五千年，中國人仍停滯在求生存的層次。求生存當然是必要的，不能生存即無所謂人，更無所謂人的問題。然而，能生存的人又很難說就有高素質。人還必須會保護自己人的各種權利，自由生活，發現人的問題，解決人的問題，創造新事物，走向新世界，才能成為高素質的人，才能算是高素質的人。而中國先民“以食為天”的人生寶訓一直管到二十世紀末，毛澤東以“世界上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的認識起家，以跟李自成的口號，“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盡有闖王”，跟洪秀全的口號，“有飯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錢大家花，無處不均勻，無處不飽暖”，一脈相承，異曲同工的口號，“打土豪，分田地”，動員農民奪槍造反，上山革命，幹出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證明，從治水的大禹到革命的毛澤東，中國人的素質長期停滯在求生存的層次上。這種情況在毛澤東之後並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學生在廣場上為自由民主請命，分田到戶的農民端著剛剛盛滿的飯碗不聞自由，不問民主，手裏拿著獎金的工人對自由民主也無動於衷，勢單力薄的學生終於為了中國自由民主的理想倒在坦克輪下。風水輪流轉，到世紀之交，淪為二等公民的農民打工薪被欠，種田地被佔，為了生存，奮起討薪維權的時候，淪為弱勢群體的工人下崗失業，生活失據，奮起抗爭的時候，學生在商海的浮沉中迷失了方向，顧不上自由，顧不上民主，自然也顧不上為工人農民呐喊。中國大陸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就這樣都仍然在生存的層次上掙扎，只為了活著，中國人的素質能說高麼？
二百多年前，美國人就發出“不自由，勿寧死”的怒吼，美國人就宣佈，“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利，是經過被統治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性時，人民便有權利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政府：其賴以奠基的原則，其組織權力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可能獲得他們的安全和幸福”。這才是高素質的人說的話，做的事。中國人的最高認識，公開說不過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心底深藏的其實卻是“有奶便是娘”，斷奶才成仇，“甯為太平犬，不作亂離人”，始終不知苟活之外，還有人權，還有自由，還有民主，還有發展，更不會為人權，為自由，為民主，為發展去鬥爭。執政黨說中國人的人權就是生存權，當然是對中國人的污蔑，但卻是中國人生活的現實和思想的現實，是專制統治者鞏固專制制度的傳家寶，也是中國至今未能實現自由民主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中國人的素質確實是太低了。
然而，中國人素質雖然低，一黨專制論者的立論根據卻是錯的。在中國，不僅作為被統治者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素質低，跳不出生存層次，只為活著，而且作為統治者的執政黨的官員素質更低——他們雖然以“師”自居，領導群倫，其實跟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一樣，也是活躍在生存層次上，只為活著，而就其巧取豪奪，不勞而獲的生存方式論，尤為卑下。這也是傳統，並非自今日始。國家本是為了解決民族的生存問題組建的，但國家權力一經生成，很快便異化為執政者解決自己生存之道的工具。“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某業所就，孰與仲多”，把王權謀生的秘密和盤托出。主子如此，攀龍附鳳的“王之爪牙”更是赤裸裸：“千里作官，為的吃穿”，“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榮華富貴也好，封妻蔭子也好，解決的都是食欲和性欲這些生存的基本問題。至今，情況依然。所謂職業革命家，職業政治家，不過是不僅把權力當成自己的衣食之源，生命之本，而且要一本萬利，代代相傳，至於那些無法無天的貪官污吏，盜竊國庫，揮霍無度，黠者轉移資金於國外，橫者發家致富於國內，雖然這些“大王”，董事長，總裁，總經理追求的具體目標跟市井小民的斤斤計較迥然不同，但滿足食欲性欲的生存需要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不過是些飲食之人，生殖之人。跟華盛頓功成身退，無條件交出總司令兵權，主動拒絕第三次總統選舉提名，回鄉務農，終老田間相比，跟只取一美元工資的市長相比，中國大陸執政黨官員的素質不是太低太低了麼？
“以吏為師”，素質這樣低的人眉飛色舞，唾沫星子四濺地教導黎民百姓，自然落下無數這樣的笑談：“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比基尼”；“轟轟烈烈搞三講，扎扎實實走過場，問題出在前三排，根子還在主席臺”；“三個代表，水錶電錶氣表，表表漲價”。旁觀者清。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不能參與創造歷史，人民成為看客，他們的揭露，就是批判。確實，一個能向自己的子弟開槍的執政黨，還有什麼素質可談；一個連自己派有重兵把守的小小港口城市都不敢直選公投的執政黨，還有什麼素質可談；一個以為人活著就是為了錢，不僅自己一切向錢看，而且驅使全國男女老少都一切向錢看的執政黨，還有什麼素質可談。中國大陸的現實就是這樣，素質低的國人面對著的是素質更低的官員。中國大陸不能實現民主，根子就在執政黨官員素質低上，就在素質低的官員壓制國人提高素質上。
然而，素質低並不是沒有素質。中國大陸以有限的土地養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多的人口，以並非先進的機械設備和工藝流程創造了世界4%的產值，號稱“一窮二白”的中國大陸人均產值超過一千美元，證明折騰了四五千年的十三億人並不白活。不過畢竟素質太低，GDP一枝獨秀，飆升了二十年，中國人的創造力並沒有多少解放：傾全國之力總算把一位航太英雄送上太空，而軍用民用飛機仍基本靠買；汽車終於多到到處塞車，而品牌跟過去車少時一樣，多是別人的；電子產品多得超過想像，而關鍵部件和核心技術雖不是全部，也多是人家的，大陸的加工業只能得到在人家後邊吃土的微利；最成問題的是，後起之秀美國，德國，日本崛起，都形成鮮明的美國精神，德國精神，日本精神，精神既是他們崛起的成果，又是他們崛起的動力。中國大陸崛起卻沒有精神，只有特色。這個特色就是精英——各類突出人物，正面的是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反面的是盜竊精英，欺騙精英——發財，勞動遭災。這個特色的本質就是扼殺精神，三農問題嚴重，失業問題嚴重，貧富差距過大，社會保障太低，道德風尚敗壞，就是注腳。由此可見，中國大陸的崛起，不是國家的崛起，不是民族的崛起，只不過是精英的崛起。這樣的崛起，會像風箏，也許能飛得很高，直上雲天，但也很容易斷線，毀於高空。偷渡出國，辦證出國，轉移財產到外國的長龍，說明大陸不僅不是樂園，而且不是家園。這種崛起，危險不來自國外，危險正存在於國內，正存在於既得利益的各類精英欲壑難填，殺雞取卵。現代世界的競爭其實就是精神的競爭，當中國大陸勞動力價格低廉，土地價格低廉，環保價格低廉的優勢喪失之後，就會發現堂堂大陸，手裏沒有一張王牌，生存之外，依然難以跟上世界的發展。看不清這一點，拒絕自由民主，固守一黨專制，忙於“攘外”而疏于“安內”，也是執政黨官員素質低的一個旁證。
但不能由此就得出非得進行打倒執政黨的革命不可的結論。中國確實只有在自由民主法制的軌道上才能走在世界的前頭，一黨專制確實是中國發展的瓶頸，一黨專制的執政黨確實在歷史上造過很多孽，現實中也犯很多錯，一黨專制必須儘快結束。但它畢竟承認有錯誤，畢竟在改正一些問題，畢竟在執政黨內還有趙紫陽，胡啟立那樣主張民主法制的有識之士。誠然，執政黨對錯誤認識得很膚淺，對問題改正得極不徹底，有識之士總被排斥，情況依然糟糕，但總比不承認，不改正強，總不是鐵板一塊。對中國大陸人民來說，最好的出路是促使執政黨和平演變，由專制和平過渡到自由民主。事實上，這些年中國大陸也由於執政黨的變化在微妙變化，在艱難進步。在執政黨各種可能的改良方案用盡之前，在國人自由本性，民主訴求蘇醒之前，一黨專制土崩瓦解，大約難以發生。更加重要的是，人類社會前進只能在經驗中小步快走，沒有一蹴而就的捷徑，沒有十全十美的方案。像生物進化論揭示的，生物進化只能是漸進的，突變必然是災難那樣，社會進化也只能在經驗中漸進，改革，改良，突變式的革命無助于社會進化，只能導致災難。英語世界從《自由大憲章》，“光榮革命”以來穩步前進的發展，帶動世界不斷進步歷史，是社會進化在經驗中逐步實現的輝煌證明。法國大革命，俄國大革命，中國大革命則充滿社會進化在革命的燥動中中止或倒退的教訓。不應忘記，中國大陸人曾豪邁地打倒過蔣介石的“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統治，而得到的卻是毛澤東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最高指示”，“萬壽無疆”，倒是蔣介石的嫡傳接班人蔣經國“沒有永遠的執政黨”的識見，開放黨禁，自由民主，真正一舉結束了臺灣的一黨專制，開闢了中華民族歷史的新紀元。幾千年來，中國不乏革命，不乏破壞和毀滅，革命本身不是出路，決定了中國不可能成為在烈火中得到新生的鳳凰。新時代的中國大陸不能重蹈覆轍。
不能革命是真理，可能革命是現實。“我們的任何一個真理，其最大的敵人可能就是我們其他的真理”。也許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相結合，能給中國大陸揭示穩健的前之路。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多做些改變現狀的艱苦努力，少做些畢其功於一役的酣夢，也許不失為前車之鑒。對大學生孫志剛之死的追查，不是導致廢除收容制度麼？村婦討薪的訴求，不是推動了國家查處欠薪的行動麼？失地農民的抗爭，不是引發國家清查圈地，限制用地，停建工程，撤銷園區麼？對民工不幸的聲援，不是引發了戶籍制度的改革麼？對三農問題的揭露，不是造成廢止或減免一些農業賦稅麼？對腐敗的查處，不是引起對幹部選拔，使用，待遇的改革麼？誠然，這些進步還太小，速度還太慢，遠遠滿足不了時代和國人的要求，但畢竟是在進步，是在變化，多一些理性，多尊重經驗，在真理之林的跋涉中，微小的進步，微小的變化，也會把中國引向更大的進步，更大的變化，達到領先世界，富甲天下的光明境界。當然，不能一廂情願，自由大憲章，除了貴族的努力，還需要英王能夠接受；光榮革命，除了平民的妥協，還需要英王能夠退讓；甘地不以惡抗惡，，曼德拉不以惡抗惡，取得成功，除了自己的奮鬥，還需要英國人的理性；蘇聯和平解體，除了人民的堅決鬥爭，還需要軍隊有理性，不執行開槍的命令；大陸深入改革，避免革命，除了民主人士的努力，還需要執政黨官兵有理性。世界的發展，中國的變化，執政黨內外民主力量的共同努力，這種前景不是沒有可能：臺灣能做到的，大陸也應該能做到；國民黨能做到的，共產黨也應該能做到。當然，如果改革派促變無方，如果執政黨不改專制本性，不惜像戈林說的納粹那樣，我們今天進了總理府，以後只能被抬著才會出去，以致喪失理性，重開殺戒，暴力革命就不可避免。那樣的話，不但是中華民族的災難，也是執政黨的悲劇——歷史必會重寫結論：執政黨官員的素質最低，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活該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即使如此，中國大陸的自由民主也只能從執政黨失敗的地方開始，而不是簡單的跨過去，也不可能跨過去，因為中國人的任務不僅僅是結束一黨專制，而是結束二千年的中央集權專制制度。
──轉載自《議報》第1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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