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3日訊】（大紀元記者秦越采訪報道）“大赦國際”發布的年度報告說,去年全世界被處決的人數是10年以來最高的。中國被處決的人數居全世界首位,其次是伊朗.全世界每10個被處決的人當中,就有9個在中國。 中國處決的人數超過其它國家的總和。 “大赦國際”提出的中國被處決人數約為3400是一個大概估計,實際數字很可能比這個高得多， 2004年3月中國的人大曾透露，中國每年約有一万人被處決。
大紀元記者秦越就此采訪了華盛頓的人權律師，中國問題專家葉宁。他認為中國的死刑人數年年穩居世界冠軍，這是中共建政后的慣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制度導致中國濫用死刑，草菅人命。從中國人死刑數居世界之首這個事實來看，中國人的生命价值是最低的。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非常不健全、非常粗糙的情況下，草率的判處死刑剝奪當事人的生命，這是一種非常反動、反人類的現象。
當社會上一小部分人的生命權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時候，社會上大部分就生活在恐懼當中。所以死刑問題並不只是當事人的問題，實際上是整個民族所面對非常重大的問題。所以僅僅是為了從保命這點出發，為了維護人的生命權或者生命的尊嚴的這種角度出發，中國人民也應該發起結束這樣一種極權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
記者：根據國際特赦的報告2004年全球的死刑犯是3,797人，中國的死刑犯佔了3,400人，就是說佔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實際上處死的人數可能比這個還要高，就像2004年人大透露有一萬人被處死。我請問您，為什麼中國處死的人數會是全世界最多的呢？
葉寧：其實這是個老問題，在死刑的問題上中國是年年穩奪世界冠軍，一般全世界的死刑犯的總數加在一起不到中國處死人數的一個零頭，這個大概是中共建政以後的常例和慣例。中國共產黨到今天為止它奉行的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這套東西，中國在政治的時間表它永遠凍結在1956年3月16 號就是蘇共二十大之前，所以這一頁日曆從來沒有翻過來，儘管半個多世紀已經過去了。由於中共他堅持的是臭名昭著的無產階級專政，所以在這樣一種政治體制和國家型態下面，它就濫用死刑特別是對罪不該死的，特別是對大量的非暴力犯罪也動則使用死刑，這個問題就是說長期以來沒有得到解決。
中國經過了歷次的政治運動和中國人民經過了許許多多慘痛的教訓以後，曾經在1978年中國共產黨試圖撥亂反正、試圖建立國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並且試圖建立一套比較完整的法治體系，所以1978年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控制下面的人大常委會做許多工作，特別是通過刑法、刑事訴訟法還有人民法院組織法，這些就是曾經試圖把中國的刑事犯罪審判和訴訟程序納入到法治的軌道，並且試圖使法院所進行的審判活動和司法活動制度化、法治化。但是到了1982年，中國共產黨就在一些元老的帶領下就搞了一場「嚴打」，這場所謂的嚴打一直維持到今天，年年搞嚴打。這個所謂的嚴打用搞運動的方式來處理法律領域的問題，來處理司法審判和刑事罪犯的問題，這個是中國極權主義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長期的流毒所在。確切的說是1983年的七月份開始了嚴打，實際上是對中國剛剛建立的一種初步的法治建設是大規模的、浩劫性的、災難性的踐踏，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的整個法律文化又一步一步的走回到老路上去了，走回到極權法西斯主義專政的老路上去了。
中國的這種法律文化的特點就是完全無視人民，特別是被告的這種訴訟程序性的權力，無視被告在這些關係到他們生命自由的人生基本權力。這些問題作為一種特別是它罪惡性的表現，那就是大規模的濫用死刑、草菅人命。如果中國共產黨的這種集權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這種體制和政治文化、法律文化，不從根本上加以變更的話，那麼中國人民的生命權是得不到保障的，而且從中國死刑的人數年年高居世界之首的事實來看，就是說中國人民的生命價值也在全世界各個國家當中排列應該是最低的。所以中國人民的生命價值在中國共產黨的鐵蹄這種統治下面是最不受到重視的。
記者：這些死刑犯當中這些人的成分是什麼？由哪些人構成？
葉寧：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最近更新了它的刑法典，從中國新的刑法典裡面零零總總可以判出死刑的大概有七十多種，從故意殺人罪到傷害罪、流氓罪、貪污罪，然後政府到補殺國家珍惜動物的罪種都是可以判處死刑的，雖然有一些刑事罪犯他的行為本身也是很惡劣的，比如說補殺中國國寶級的熊貓或是盜賣熊貓皮，這樣的行為是很惡劣的行為。但是如果把參與這樣活動的獵人或者農戶，特別是被中國共產黨剝奪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權利的這樣一些生活在最低層的農民，動則因為他們補殺一些國家保護的珍惜動物就給他們判處死刑，把他們槍殺了。這樣一個造成極大諷刺性的現實就是說人命不如動物的命，人命的價值比動物的還要低賤，這是人類文明不能允許的，這樣侮辱中國人民的惡性行為。這種非常惡劣、極端的司法惡例，實際上是集中體現了中國長時間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暴力的文化，這樣一種文化對整個中華民族…實際上這個問題並不只是死刑案間受害者的問題，或是他們家人、親人的問題，這是全民族都面臨的問題。
當社會上一小部分人的生命權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時候，社會上大部分就生活在恐懼當中。所以這個問題並不只是當事人的問題，實際上是整個民族所面對非常重大的問題。所以僅僅是為了從保命這點出發，為了維護人的生命權或者生命的尊嚴的這種角度出發，中國人民也應該發起結束這樣一種無產集權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東西不解決的話還有一些問題，比如比較嚴重的非暴力性的犯罪包括所謂貪污、賣淫、投机倒把對這樣的這種罪種，這樣罪種裡面的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非常不健全、非常粗糙的情況下，草率的判處死刑剝奪當事人的生命，這也是一種非常反動、反人類的現象。
記者：您剛才提到中國搞嚴打，為什麼中國政府要進行這種嚴打行動呢？
葉寧：因為似乎中國政府長期以來迷信暴力，可能它也確實是這樣，殺人可能是它維持統治的最後一個最有效的屏障，當然它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而且它現在起的作用是愈來愈有限。如果中國現在管理整個社會的知識菁英、技術官僚們不找到更新的這種思想方式和全新的方法論，來改進他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軟件的話，還是繼續迷信靠單純的赤裸裸的血腥暴力來維護這種統治方式的話，將來某一天他們會發現他們自己會成為這種血腥赤裸裸的暴力的受害者。
記者：許多國家已經廢除了死刑，在全世界大概有76個國家已經廢除了死刑，為什麼廢除死刑成為一种趨勢？
葉寧：對，我們看到在全世界特別是歐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為主要的，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這些國家都前後廢除了死刑，拉丁美洲的很多國家也都廢除了死刑。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以前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鐵幕後面的這些前共產國家，在推翻了共產黨統治以後也非常急迫的採取廢除死刑的措施。實際上這個廢除死刑可以說是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趨勢，儘管我們看到社會上確實有一些震撼人類良知的惡性刑事犯罪，有的時候這樣的巨大刑事犯罪會對人類廢除死刑的努力提出非常嚴峻的挑戰。但是作為一種人類文明進化標準，這種原始古老的、這種同態复仇的方式，和人類文明發展是愈來愈不相稱。因為現代日新月異的巨大的科學技術帶動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這種規模、速度，和深度已經遠遠的、極大的改變了人類的傳統思維和傳統思維文化結構，在這種情況下，愈來愈多的國家加入廢除死刑國家的行列，這是一種人類社會非常健康發展的標誌。所以在這方面中國我們可以設想，長期以來就是迷信亂使用重點的集權主義統治者，他們在不久的將來當中國人民用自己的行動把集權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來加以結束的時候，可能中國也會非常急迫的加入前東歐這些共產前主義國家的行列，成為一個沒有死刑的國家。那麼這樣的話，中國這塊土地會乾淨很多，不會一天到晚浸潤在許多無辜或者罪不當事的血泊當中。實際上這是一個非常迫切的課題。
我聽過一個福建來的老農民講過一句話，他說他到美國來是為了逃避中國政府的強制一胎化計畫，他就是要生很多孩子，我為什麼只生一個孩子呢？如果我只生一個孩子的話，而共產黨這麼亂殺人的話，他殺掉我的孩子而我只有一個孩子的話，那我不就斷子絕孫了？現在我們就面對這麼一個問題，共產黨面對共產黨統治文化也面對著這麼一種悖論，一方面他要求或者是用強制的方法、用鼓勵的方法或是用非常野蠻鎮壓的方法，要求一個家庭只生一個孩子。於此同時，他又用非常原始的、落後的、野蠻的方法，就是說草菅人命、濫用死刑，這兩種方法論加在一起他產生的後果是非常荒謬的。所以從各個層面來說，現在重新考慮中國這樣一種和時代、整個世界發展趨勢愈來愈脫節、愈來愈不適應的這種死刑制度是一個非常迫切的歷史性課題。這也是牽涉到千家萬戶的非常現實的現實生活問題。所以這個問題每個中國人都必須嚴肅的對待、嚴肅思考，如果這樣下去的話，用共產黨成就的、落後的、反動的、腐朽的統治方式，老是這樣繼續下去的話，那麼中華民族即使有全世界幾萬億美金的輸血，這個中華民族走上的也是一條萬劫不復的道路，這條道路是一條死胡同。
記者：國際特赦報告中還說中國許多死刑判決所謂證據是通過酷刑逼供得到的，就像前幾天我看到媒體報導一則殺妻案：就是十多年前某個農民他的妻子失蹤，他的娘家人懷疑是這個農民把他的妻子殺掉了，然後這個人被警察抓到以後刑訊逼供，最後是屈打成招被判死刑。今年這個人的太太又重新出現了，證明這是個冤案。
葉寧：實際上冤假錯案各國都有，我們也必須看到這點，冤假錯案的問題倒也不一定是中國一個國家的特產，他在美國這樣法治比較發達的國家他也有冤假錯案。當DNA（脫氧核唐核酸）剛剛用來進行刑事鑑定的時候，通過DNA的鑑定就發現了許多美國的一些死刑犯證據不足的問題，所以即使在法治非常健全的國家也有可能產生冤假錯案。在中國由於他沒有健全的證據法，又加上在司法審判程序當中缺乏對當事人非常有效的保護和辯護，在這種情況下他發生冤假錯案的情況，就非常的嚴重、非常的普遍。
我在我的司法實踐當中，在我的律師業務實踐當中，我曾經接觸過一個在國際上比較有名的案件被中國政府指控為嚴重刑事罪犯的被告，我通過檢驗他的一大箱一大箱的刑事證據以後，發現許多證據準備的非常潦草，根本就不能作為嚴格的證據來用的，漏洞百出，連證人的性別、年齡基本事都搞不清，而且這些證據他還是向國際刑警組織和美國司法部提供的，這是一個國際性的櫥窗案件都會出現這麼嚴重的證據上的問題。那麼可見在陽光照不到的這些黑暗的角落會有多麼嚴重的問題，在這些嚴重問題沒有解決之前，身為中國的領導者，比如講如果我要給溫家寶總理提供一個意見的話，那中國政府應該在中國國會的人大常委會創辦一個三年以內暫停死刑適用這樣一個暫時凍結死刑的提案，由人大常委會通過成為一種法案。為什麼呢？就是說你需要把這些東西規範化，需要時間來整理把司法證據、訴訟程序、律師辯護這些制度化、規範化，在這種情況下才能避免把一些無辜的人或罪不當事的人送到斷頭臺上去的這種悲劇，而且這種悲劇就是說當他大量的刑事出現的時候，那他關係到的就不是當事人或受害者本人的問題，他關係到的是一個民族整體價值觀、整體形象和整體尊嚴的問題。所以這個問題不好好解決的話，中國的政治時間表將會永遠凍結在前戈爾巴喬夫時代，前蘇共二十大之前的史達林主義、集權主義的黑暗統治時代。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的前景就不是很美妙的，這樣的一種前景就是很黑暗的。
記者：：剛才我說的那個問題，我講的重點是他那些證據是通過酷刑逼供得到的。
葉寧：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他是起那些帶頭作用的，他非常爽快的加入許多聯合國所主持的保護人權的國際公約，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國際反酷刑公約的諦約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還簽署了聯合國國際經社公約，和公民權利、政治權力公約，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就是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的諦約國了。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方面用右手在簽署這些保護人權的國際公約，另一方面右手簽署的公約墨跡未乾；左手又沾滿了非常隨意處決人犯的鮮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這種行為方式是非常值得加以批評的。你如果用酷刑的方式來取得口供，進而來作為量刑定性的根據的話，這個一定要產生冤假錯案，嚴刑逼供得來的證據是最不牢靠的證據，證據必須在有充分的辯護、有充分訴訟程序的保護下通過雙方的反擊，質詢證人，對證人進行質證這種情況下，不能靠幾個公證也不能靠一些非常可疑的、非常不牢靠的證人，包括被告自己這樣一種不牢靠的證人行訓逼供下所提供的證詞。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證人和證據出了問題，那這個案件的整體質量就發生了問題了，這樣的一個案件往往就會成為一個非常大的冤假錯案。連毛澤東這個生前中國最大的集權法西斯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黨魁，都說過在死刑問題上要慎重，人頭不能像韭菜一樣割了一茬又長一茬，人頭掉了是不會再長回來的。那麼元凶尚且如此說，他的繼承者們似乎更應該在判決中國人民死刑的這個問題上應該更加謹慎才好。但非常遺憾，我們看到的情況並不是這樣。
記者：在中國司法系統當中，酷刑逼供是不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呢？
葉寧：實際上這是一個制度性現象，酷刑不逼供我可能又要為中國政府辯護幾句，因為刑訊逼供倒也不是中國一國的特產，可能各個國家都存在著程度不等的刑訊逼供。比如前一段時間揭露出來的美國在伊拉克戰爭當中，在伊拉克的監獄裡面就是以前美國在古巴這個領土上的海灣關押所謂恐怖主義份子的拘禁場所，我們看到了美國、英國這些佔領軍被監獄當局零零碎碎透露出來的令人非常震驚的刑訊逼供，不尊重刑事被告人格的作法。這樣一種作法實際上都是一種非常震撼人心非法的行為。問題在於什麼呢？問題在於這種行為如果發生在民主和法治的西方自由國家的話呢，他就很難成為一種制度性現象，但是他還會不斷的發生，相信他不會是第一個案件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案件。但是他會經常受到揭露，受到不完全由政府控制的媒體的披露，也會受到一些政府的制衡團體包括在野黨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披露和批判，這樣一種制衡的方式就大大的減輕由於人性的陰暗面而造成的這樣一種司法制度的黑暗現象。但是如果是一手遮天的制度，政府本身既沒有權力的分裂和制衡，又沒有缺乏自由不受政府控制的獨立媒體的監督，在這種況下所發生的刑訊逼供的現象，就會像癌細胞一樣惡性的擴散。實際上正常的細胞一天到晚也在不斷的分裂，不斷的激變，我們每個人身上每天都在產生細胞激變，這種劇烈根本性的變異就是癌細胞的生存。但是如果一個人身體上有健全的免疫系統有體細胞把這些癌細胞消滅，那麼這種每天分離出來的癌細胞就不會發展成惡性腫瘤。但是一個集權主義國家他的這種免疫機制是受到壓抑的，或者是受到全面的冬眠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他機體當中產生的細胞惡變就會發展成惡性腫瘤。這個就是區別。所以根本的問題還是需要進行制度民主化的變革，需要從根本上對史達林主義、集權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型態、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進行洗心革面的變更和改革，只有這樣，中國的這些包括濫用死刑制度這一類的許許多多問題才能得到根本的解決。
記者：最近聯合國負責調查酷刑的官員諾瓦克表示他接到中國的申請，接到中國方面的邀請，請他去中國的監獄可以自由會見那些犯人，讓他調查酷刑問題。您覺得他到中國去能調查到真實的情況嗎？
葉寧：這個問題還是從兩面來看。首先，中國政府這個姿態從國際公共關係的角度來看還是一個比較積極的姿態，這和中國政府當年完全拒絕國際社會對他進行批評和監督的這種行為方式已經有了一些方法上或點點滴滴的進步。從另外一方面看，中國管理國家事務的基礎官僚階層也變得愈來愈聰明、愈來愈圓滑，在處理國際公共方面顯示了一定的執政者的老道、老練和成熟的程度，在這個意義上，實際上他建立一些櫥窗式的監獄，就是特別挑選一些犯人來做為櫥窗矇騙西方人，他還是很容易做到的，因為所有的資源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你根本不可能有獨立的媒體在進行跟蹤，對這些事情進行挖掘。在這種情況下他向國際社會做出一些友好的姿態來進行欲蓋彌彰的作法，從整個來說，他是不可能由於聯合國的官員包括和美國國務院人權事務的官員進行人權對話，他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人權惡劣的現狀，因為他造成這種嚴重侵犯人權的根源性制度性的問題沒有解決的話，這個問題是解決不了的。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由於採取這樣一些積極的姿態，他在一定的程度上可能也或多或少的在一些局部的、有限的空間和時間範圍內會對這種刑求犯人以及司法黑暗的這些情況有所改善。在這點上來說，中國的這些點點滴滴的向國際社會表達善意的作法還是一種正面的，應該加以非常謹慎的、肯定的一些作法。但是我要說明的是這樣一種肯定、這樣一種正面的評價必須是非常謹慎的，必須是根據他真正能夠改善的程度有具體的統計數字和事實資料來加以證明的證據來支持，這種講法最終才能成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