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7日訊】共產邪党強制性的愚弄民眾的手段主要有五种：
首先，說說對內的新聞媒體實行嚴格地管制。
邪党要求新聞媒體必須是党的喉舌，清一色官辦。這樣一來由于其党專制獨裁的“一言堂”，就造成了新聞媒體的“一言堂”。新聞媒體的主管部門是中宣部，領班者是新華社，重大事件必須都轉新華社發的獨家新聞。所以大陸內的電視台、廣播電台雖多，卻是千台一調；報紙、雜志眾多，卻是千篇一律。為抬高獨一家的新聞效應，每天都要搞全國的“新聞聯播”。為了強化新聞媒體的管制，不同時期還有不同的特別領導小組和領班。文化大革命時期，有“文革領導小組”，領班則是“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在鎮壓法輪功中由610辦公室直統的特別編撰小組，負責編造謊言、導演假事件。比如“天安門自焚”的造假事件，就是特別編撰小組秘密搞出來的，其它新聞媒體不得介入一點，很怕暴露了馬腳。
在對新聞媒體的強制性管制中，不斷強化邪党的新聞戒律。什么“意識形態這個上層建筑，必修為政治經濟基礎服務”、“政治性第一，藝術性第二”、“歌唱主旋律”等等。對于反腐敗，不能監督、揭露，只許定性后才能報道。据知情者透露，十年以前党內一個最高層資深的元老曾說：“共產党若是徹底反腐敗，亡党；不反腐敗，亡國！”所以反腐敗只是走走形式，而新聞媒體只能是跟在屁股后邊，吹吹喇叭抬抬轎子。對于虛假的人權、民主、自由，還有領導干部終身制等敏感問題，不許涉足報道。財政金融危机形勢不好，也要說形勢一片大好；下邊做點什么好事，都歸功于“三個代表”；開展“五個一活動”，強制性地以“党八股”為民眾洗腦，什么“鄉長坏，書記好，多虧党領導”。豈不知，實際上都是書記最坏，下邊也跟著坏了。有時高層專制者還直接干預新聞媒體，薩斯病開頭就隱瞞不讓報道，致使傳染蔓延，危及全國影響到世界。有敢越雷池半步者，就會被摘去烏紗、開除公職。遠的事例太多了，就說最近几年，《工人日報》、《南方周末》的某些人就曾遭此厄運。
但新聞戒律也可以不算數，羅干的連襟何祚庥在北京發表污蔑法輪大法的文章后，北京的宣傳部門曾批評過，并向各新聞媒體重申了“三不原則”：即對气功和人體科學“不報道，不宣傳，不批評”。羅干便讓何祚庥到天津去發表文章，并指使其雜志社不要認錯。這樣，來講清真象的大法學員就越聚越多。天津公安局以擾亂了“秩序”而請示北京，羅干密令強行驅散。于是，天津便動用了防暴警察毆打大法學員，并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局還向大法學員建議：“你們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決問題。”大法學員不得不到北京國家信訪辦(位于中南海西側的府佑街)上訪，這便是羅干導演的所謂“圍攻中南海”事件。違反“三不原則”的 何祚庥和那個雜志社，非但沒受處罰還得到了褒獎，因為迎合了上頭的鎮壓法輪功的“政治需要”。
第二，對外的新聞信息嚴密地封鎖——“精神封鎖”。
國外的新聞是開放的、自由的，可以對執政者進行輿論監督，美國總統克林頓、韓國總統金大中的問題照樣可以報道。關于美國兵虐待伊拉克戰俘的新聞消息，邪党如獲至寶，大肆宣揚大做文章，豈不知這個新聞消息，就是美國自己的新聞媒體報道出來的，正說明人家敢于搞輿論監督。
古人云：“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 。共產邪党口里的高調是：“無產者，是無所畏懼的，最光明正大。”然而，對國外的新聞消息，怕得要命而掩蓋視听：廣播電台施放干擾，互聯网實行网絡封鎖，外國的電視台根本就不准接收、不許觀看，私人的信件也搞檢查，私人的電話也設監听。在人類社會已走進開放了時代，再干如此腌臢之事，得耗費國家多少人力、物力、財力？！外國早就由于對人權的尊重而放開了所有的信息，可是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卻怕人民，不敢搞新聞開放。過去的年代收听海外廣播，會被扣上“偷听敵台的罪名”而坐牢，如今鎮壓法輪功也仍然如此 。2002年8月20日, 合肥市郊區法院,開廳審判中國科技大學李傳峰博士后等七位优秀學者，他們只因為收看了法輪大法的网站又是大法學員，就被抓被關被審判。邪党真是邪惡之極，竟這樣對待高學歷的國家棟梁之才、善良的好人。以前是外國對中國搞經濟封鎖，現在是中國對自己的人民搞“精神封鎖”。北朝鮮共產邪党更厲害，八十年代初一個同事出國去探親，帶了兩個半導體收音机，竟被扣留拆除了短波，怕收國外廣播電台。
近兩年，邪党老表白：“中國現在是人權最好的時期”，其實，不但信仰、民主、言論、游行等人權只是寫在紙上的，就連人民的“知情權”也被剝奪了。難道真是認為民眾愚昧？還是怕丑聞敗露？！請看看海外新聞媒體對客觀事實的報道：
（1）、2000、2001年國際特赦組織兩度授予江氏“人權惡棍”的稱號；
（2）為了減少一些國家對中國人權的批判，特別是為詆毀日內瓦國際人權會議上每年對中國人權問題譴責的提案，多拉一些小國的選票，不惜揮霍人民的血汗，以無償援助、低息貸款、优惠貿易等為貸价，大搞經濟收買。如2004年3月30日，為了拉攏多米尼克，對這個只有7万人口的小國，“援助”1億1750万美元，平均每人1600多美元。現今整個國家的外交工作長年都在為掩蓋人權丑聞而奔忙，一個“优越制度”的中華大國，怎么老乞求一些小國家“對人權問題的支持”呢？！
（3）、為了拉攏一些周邊國家，不惜出賣領土。如把“尼布楚條約”以來的中國領土，相當于几十個台灣的面積，全都給了俄國人。大陸新聞媒體不敢報道半個字，可俄國外長卻得了便宜還賣乖，向世界喧嚷了出來。千禧年在紐約召開的首腦會議期間，來自世界各地的2000多華人，面對江首惡游行示威，大彩車上用大字通欄書寫著：“千古罪人，還我山河！”震撼了全世界；
（4）、2004年6月5日，江元凶到安徽青陽縣的九華山旃壇林寺燒香拜佛。縣里官員把紅地毯從山門鋪到廟門，住持方丈給點著的三注香。這個雙手沾滿無辜者鮮血的小丑，就是再兼任北京衛戍區政委，也沒有安全感了,不但在家里偷偷抄“地藏經”，又公開走出來，向管地獄的地藏王菩薩上香禱告，求菩薩保佑不下地獄；
（5）對法輪功的迫害，講“內緊外松”，實際是把真象蒙蓋著，不敢告訴民眾，甚至對高層領導干部耍的也是“蒙騙手腕”。
真實的情況是：動用了國民經濟四分之一的財力維持鎮壓法輪功(僅從北京財政局得到的消息:据2002年統計，用于迫害法輪功的款額竟高達400億以上)；几十万善良的人被非法綁架關押，用盡了古今百种之多的血腥酷刑，現已迫害致死（僅据民間收集又發到海外互聯网上的、有真名實姓有住址可查的）1890人；法輪大法廣泛流傳于全球60多個國家，已受到的褒獎1300多項，《轉法輪》一書，已被翻譯成近30种語言文字在全世界出版發行；江氏及其幫凶已在世界20來個國家，以“反人類罪、群體滅絕罪、酷刑罪”被告上法庭；“全球公審江澤民大聯盟”成立并把江氏元凶告上了海牙國際法庭；世界一些主要國家的中國駐外使、領館，天天有修煉大法的人和平請愿，呼吁停止迫害法輪功……正邪善惡不久將會大白于天下！
上述僅僅几例事實，敢讓中國人民大眾知道嗎？！邪党還花重金收買了一些國家的新聞媒體,但是收買不了所有的海外媒體。正如民謠所說：“明知干坏事，深怕百姓知，宁肯花大錢，封鎖真信息。”中國人民有權利知道真象，有權利了解外面的世界，這种“精神封鎖”必須打破！
第三，對民眾的言論嚴厲地壓制。
中國憲法規定，公民享有言論、結社、游行、出版等自由，實際都是掩人耳目的遮羞布，中國公民從來就沒真正有過這些自由。當年誰若對其党和党魁說點什么，就是反動言論；寫點什么就是反革命標語，必定罪判刑。如今誰若說“法輪大法好”，也算違法而遭綁架、被勞教甚至判刑。
各級党政机關都設立了信訪辦，有的還設立了什么“市長接待來訪日”，這些幌子、招牌都是裝點門面，實質是堵塞民眾言路。有多少被克扣工資、不發工資、被強制動遷、被強占民地、“下崗”失業的人，屢屢上訪而不解決任何問題，實逼無奈集體橫臥于城市大道上，堵塞交通以示抗議。“水能載舟，亦可覆舟”，邪党坏事干多了，時刻都怕覆舟，老勁喊：“安定團結”。怕上訪特別是怕集體上訪，要求層層包干負責，層層設卡堵截、抓人，各省市駐京辦現在成了阻截辦了。哪個地方上訪的人多，當頭的要受到懲罰。因此暴力壓制集體上訪、集會游行的事不時發生。
“信仰自由、言論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權利，標志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不僅寫進各國憲法，并且簽定在國際人權公約中。而唯獨在人民的共和國，上訪就是鬧事。中華文明古國歷代明君，都講君輕民貴，都允許攔轎喊冤。而現今的國家信訪辦卻成了抓捕人的場所，特別是為法輪功上訪的，統統的綁架！有冤不許申，有錯不能糾，真話不讓說！因此法輪功學員只能到人民群眾中去講，到天安門去講，到中國駐外使、領館去講。
前兩年，江首惡的倆公子江綿恒、江綿康，和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要在黃金地段地發財，多少市民因而一夜間失去了祖產被轟到郊區去。這些人不得不加入上訪戶的行列。為此江氏的姨外甥、上海市公安局長干脆直接派員到北京抓人，有些上訪者生命甚至受到了威脅。
据報道，2005年3月8日，在北京高法附近，一輛來自河南法院的截訪警車，用暴力抓捕一個河南女訪民。百余名上訪者一齊涌上，不讓警車開走。4月13日有5,000-6,000人到國家信訪辦上訪，雖然截訪的有4000多人，仍阻截不了訪民，終于把北京“兩辦”的大鐵門擠倒了 。
對公民著書立說一直實行出版審查，而且這种審查多半是以黑箱作業的方式進行的。也就是說，邪党的宣傳、新聞出版部門可以發出內部文件，禁止某一本書或某一方面的新聞出版，并且不需要給出明确公開的理由。海外出的書《六四真相》、《太子党》等禁止入內；國內出的《轉法輪》、《中國農民調查》等被查禁。有位小學教師在网上質問：“有學生說電柱杆上寫有‘真善忍好！’為了對教育下一代負責，我想找法輪功的書看看，可很困難。最后借來一本《轉法輪》，那書里沒有一句話是反對政府的，都是要求人們做好人，說真話、辦真事儿。我們的國家怎么了？腐敗沒人管，按‘真善忍’做好人卻不行?假如《轉法輪》是教人走邪路的，那為什么不將其公布于眾？為什么反倒匆忙銷毀呢？那不是最好的證据嗎？”1991年出版發行的預言小說《黃禍》，只因為其中有的章節所描寫的內容，和2001年江氏導演的“天安門自焚”偽案相類似，所以就被查封了。
最近，又查禁了著名作家閆連科的中篇小說《為人民服務》，認為其作品影射了在“為人民服務”牌子背后干坏事的人，邪党竟如此敏感、害怕又愚蠢，這不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原本不被人們注意的小說，在邪党愚民政策中產生的逆反心理作用下，反倒提高了知名度，卻在互聯网上流傳開來。
邪党自稱有三件法寶：理論聯系實際，批評与自我批評，統一戰線。其實，世間最口是心非的莫過于邪党；其党最怕的是批評暴光，更談不上自我批評，一貫的“偉光正”；至于統一戰線，則是其党的流氓詭計之一，拉完磨殺驢子的事太多了。
山東大學孫文廣教授，今年2月28日發表了致全國人大、政協的公開信“致死眾多法輪功學員必須查究”。 信中說：“本人并非法輪功學員，但堅信這些學員應該享有基本人權。生命權，乃最根本人權之一，常言道‘人命關天’，不經宣判，致死千條人命，理應嚴肅追究。 如有人說‘致死法輪功學員’是造謠，那就應該根据姓名、地址逐個查對，如果真能用确鑿事實證明沒有‘致死’的事情，那豈不也能說明中共的‘偉大、光榮、正确’。有關司法部門，如果不追究這樣重大的‘造謠事件’是否是失職？掌握中共媒體的中宣部，如果對此不報道、不辟謠，是否也是失責？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對這件大事也不應該長期不聞不問、裝聾作啞。” 這樣的上書，無論古今中外都應被認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是有利于社?的忠良之舉。而此類上書，他在不同時期，向党中央、人大常委會、最高法院寫過多次，總數達五十余万字。然而，在這個自詡為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里，他竟在“反右傾”、“社教”、“文革”、“清隊”、“清查516”等運動中連續受到批判。并于66年6月被關進監獄六個月；74年12月被逮捕關進山東省看守所單人牢房三年半；78年6月被判七年徒刑進入“濟南勞改支隊”。此次上書，引起海內外人士和國際輿論的極大關注。很多人打來支持鼓勵他的電話，都不怕電話被監听，告訴了他們的真實姓名、還有聯絡方式，包括手机號碼。有一位律師說，如果遇到什么麻煩，就找他。
先后因揭露薩斯疫情和為“6.4”上書而兩次触怒中共當局的蔣彥永醫生，在被當局軟禁8個月之后，于2005年3月22日重獲行動自由。但還是不許接受媒體采訪；不許說任何和党中央不一致的話；未經組織允許，不能參加任何地方社團和民間的活動，不許出國探親等等。
第四、對全國百姓以謊言歪理蒙騙、洗腦。
邪党除了封閉的“一言堂”輿論宣傳外，還要強制性地在各個領域、地域“占領思想陣地”。各基層党的支部都必須設宣傳委員，當年的生產隊還得有政治隊長，小的單位都要設政工干部。高喊的口號是：“思想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就會被資產階級占領！”什么宣傳欄、牆報、板報 、標語；什么雷打不動的定期學習、開會；什么宣傳月、“三講”、“保先”活動等等不一而足。
邪党慣用偷換概念的手法，把建政前后硬說成：解放前、解放后；新社會、舊社會；建國前、建國后。好象是只有邪党建政后，才有了國家。我們中華五千年文明古國，邪党的統治才不過五十几年，也只能是歷史長河的1% 。可是這些詞語，都已經編輯進詞典、電腦的漢字輸入法里邊去了，都已經變成了人們的習慣語言而不以為然。邪党一貫混淆党和國家、党和中華民族的界限，在國外誰反對中國不講人權鎮壓法輪功，就說法輪功“和反華勢力勾結”。利用人們強烈的民族情結，制造迫害有理的謬論。
在施用“一言堂”、“精神封鎖”、“占領思想陣地”等等手段的同時，還極盡造謠說謊之能事。“反右陽謀”、“畝產万斤”、“叛徒、內奸、工賊”、“非典”等偽新聞，都映刻在邪党善于編造假話的“偉光正”史冊上了。
1999年6月1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及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負責人發表講話，稱：人們有權相信或不相信某种功法，并表示要鎮壓法輪功的傳說是謠言。可是沒過几天，即1999年7月20日，便開始了對修煉“真善忍”的上億法輪功學員前所未有的大迫害。
對法輪功的整個鎮壓，都是建立在謊言基礎上的，撒了迷天大謊的“天安門自焚”事件，自以為編造得真實，其實漏洞百出。（警察能在天安門背著滅火器巡邏？裝汽油的塑料瓶子能燒不破？气管割斷還能唱歌？……）2001年8月4日，經過慎密調查后國際教育發展組織（LED）在聯合國會議上正式聲明：“中國政府企圖以誣陷法輪功殘害生命破坏家庭來為其國家恐怖行為辯護……” 由北美新唐人電視台制作的影片《偽火》，系統地剖析了“天安門自焚事件”為假案，在2003年11月8日第51屆哥倫布國際電影電視節中獲榮譽獎。
2001年1月30日新華社的匿名通訊稿，說劉思影“在媽媽的影響下，1999年3月她開始在家里練習法輪功。”也就是說，小思影的媽媽劉春玲至少是在1999年7月對法輪功鎮壓前開始練功的。可是美國著名《華盛頓郵報》的記者菲力蒲．潘先生，親自到“自焚”身亡的劉春玲的家鄉開封實地調查，2月4日發表頭版頭條報道說：鄰居們說從來沒有人看見過劉春玲練法輪功。新華社不甘心造假的丑聞敗露，于 2月8日又發出通訊稿宣稱：劉春玲是1999年7月鎮壓以后才開始在家里練習法輪功的。前后自相矛盾，新華社真成了制造謊言的工厂，在一個謊言被揭穿了的時候，很快又編出另一個新的謊言來。
編造謊言、虛夸謊報，成了邪党的家常便飯，人們公認為：“假、大、空”。在此次全國政協會議上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稱，去年各省市統計的GDP比國家統計局核算的多了3.9個百分點，令國家統計局非常“苦惱”。有個民謠說：“報紙、電視虛，統計報表虛，小姐感情虛，領導干部的腎虛。”
邪党制定的法律，剝奪了中國人几乎所有的基本權利。其中包括中國人得到真實信息的權利。“只許州官繞山放火，不許百姓夜晚點燈”六年來，利用整個國家宣傳机器鋪天蓋地污蔑法輪功，制造謊言栽贓陷害；而百姓為了辟謠、講清被迫害的真象，利用電視插播，本來是在伸張正義，維護人們獲得信息和自由的權利。邪党卻倒打一耙，說什么“違反國際法”，干擾、破坏廣播通訊衛星。絕口不敢提插播的實際內容，比如：天安門自焚是編造的騙局等等。暗地里邪惡集團下令對插播法輪功真象的法輪功學員“殺無赦”。也就是說，只許邪党造謠，不許百姓辟謠。
第五，對不受邪党愚弄的嚴酷專政。
在惡党的統治下，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無數的人冤死。歷次都是要極力迫害、屠殺那些有才能又敢講真話的、素質高的人，以達到“中國人素質差”的目的。比如：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的胡風、被打成“右派”的五十五万名知識分子、被定為“右傾机會主義份子”的彭德怀、“文化大革命”中被處死的張志新、6.4被坦克軋死的學生，現在還在鎮壓的善良的法輪功學員，都是因為敢講真話才受到迫害的。今天人們把過去的“批斗會”、“破四舊”等愚蠢行為，當成笑話來談，卻不見這种愚蠢行為當今還在延續著，“紅色恐怖”一直籠罩在全國人民的心上。難道現在還任其邪党干坏事，都要等到將來再當笑話談論嗎？
中國大陸的法律制定得再多，也全是“聾子的耳朵”，只能當擺設。盡人皆知“党大于法”、“權大于法”。近來著名律師高智晟發表公開信，陳述法輪功學員的公民權被剝奪殆盡了，可是根本沒有用，610辦公室傳達口頭的秘密文件，要求各地的公檢法不得接受法輪功學員的控告、申訴和起訴。這個610辦的口頭文件，就可高于所有法律，在邪党統治下竟出此邪事！被迫流离失所的法輪功學員，還被倒打一耙說成“修煉法輪功不要親情”，講真象的法輪功學員被說是“破坏法律實施”。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作家高行健，2000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中國的老百姓卻都不知道，就是因為他說了“6.4不平反，就不回國。”別有用心的人還說：他是華裔法國籍作家。以這种狡辯來為蒙騙中國老百姓的行徑開脫，真是昧著良心說瞎話，人們都知道高行健是6.4以后才被逼出國的。況且邪党對建政以前出國的華裔美國籍諾貝爾獎獲得者，都曾宣傳得家喻戶曉了，怎么對千禧年獲諾貝爾獎的反倒鴉雀無聲啦？！這樣的人才是值得我們驕傲的——中華民族的精英，為中國的民主百折不撓而奔走异國他鄉。
邪党就是不讓民眾說話，鎮壓不听話的。因為強征農民土地、工厂污染環境、官欺民等，四川、陝西等省，成千上万的農民，和警察發生對抗。近日据報道，浙江省東陽市，因工厂污染環境，數万農民聚集起來，毀坏警車上百輛，死亡數拾人。
以上种种，都是中共愚民政策的具體事例，希望更多的國人能迅速認清此惡党的本質，盡快退出這個以假、惡、斗為行事原則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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