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6日訊】人都有自己的喜怒愛憎，也都有屬於自己的一份自尊。這十多年，我在尋訪其他死難親屬的過程中，屢遭挫折，也曾有過不少無奈與沮喪；至今想來，仍令我心寒齒冷。我這裡想說說幾個令我難忘的個案，但恕我隱去其中一些當事人的姓名及所屬單位，因為，我不想傷害他（她）們。畢竟，他（她）們和我一樣，都是十六年前那場劫難的受害者。
「六四」慘案的的死難者L，生前為某報社記者，已婚，並有一子。1989年6月4日凌晨，他於六部口路南遇難，時年35歲。幾天後，家人在一家醫院找到了他的屍體，卻發現竟然是一具無頭屍——他的整個頭部被打飛了。
這位死者的線索是一位朋友在幾年後向我提供的，她告訴了我死者母親和妻子的名字，卻沒有她們的住址。後來，我幾經周折，托人打聽到了那位母親所在單位和家裏的電話，並瞭解到了這位母親的一些情況：當時，這位母親早已過了退休年齡，本來不能再繼續工作下去了，但單位為了照顧她的心情，仍留用了她，並允許她上「自由班」，來去自便。
此後一段時間，我曾給她單位和家裏打過多次電話，卻沒有人接聽。一天，當我再次給她家裏去電話時，終於與她通上了話；她表示同意跟我見面，但要由她確定一個合適時間、地點再通知我。於是我耐心地等待著。時間一天一天過去了，卻始終沒有得到她的回音，我不得不再次給她家撥電話。然而，這次接電話的卻是一位男性老者。此人極不禮貌地盤問我的身份和來意，我耐心地一一作了回答。可萬萬沒有想到，接下去他竟非常粗暴地把我訓斥了一頓：「『平暴』（即平息反革命暴亂）是黨和國家的需要……這件事已經過去了，別再來干擾我們，這兩年我們好不容易平靜下來！」他把「別再來干擾我們」這句話說得重重的，而且重複了好多遍。我毫無思想準備，一下子懵了，眼淚奪眶而出——是氣憤，更是委屈。但對方還在不停地斥責我：「你聽明白沒有？你懂不懂我的話？！」我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憤怒了。我大聲說：「你是中國人，我也是中國人，我怎麼回聽不懂你的話！只是我不懂，你這個中國人怎麼會說出這樣沒有人性的話來。」說罷，我狠狠地把話筒摔到了地上，一頭栽倒在床上，渾身顫抖起來。我不能理解的是，此人竟如此之冷酷；即使是一個素不相識的陌路人，也會對一個被無辜殘殺的同胞表示起碼的同情啊！何況是自己的親人。
這件事對我的打擊太大了。我曾想，我這是何苦呢？但後來我瞭解到，此人並非死者的生父，而是死者母親後來找的老伴；還聽說他原是一個中共的司局級幹部，也算得上是一個高級幹部吧。
我從不把共產黨人包括這個黨的高級幹部看得一片漆黑。在我找到的死難者親屬中，也不乏共產黨的黨員和幹部，甚至是很高級的幹部。他們也許比一般人多一些顧慮，也許他們會對「六四」這樣的事件保持沉默，就像我在《格殺令》一篇中提到的那位黨政幹部那樣。但是，像我碰到的這位司局級幹部，實在少見。不是因為恐懼，也不是因為愚昧，而是所謂的「黨性」在作怪。我很清楚，一個人假如要堅持他的黨性，就得六親不認，就像我們在「文革」中常常見到的。但想不到此人的觀念居然仍停留在「文革」時代！這究竟是一個時代的悲哀還是他個人的悲哀？我本來還是可以繞過此人直接去找死者的遺孀或母親的，但我沒有這樣做。但我知道，那位遺孀已遠走他鄉，無人知道其下落；至於死者的母親，我也已清楚地知道她失約的真正原因；我不想為難她，更不想給她增添新的痛苦。在以後的歲月裡，我沒有再同她聯繫過，但我始終沒有忘記她。她過得不容易，她必須把喪子之痛深深地埋在心底。我唯有祝願她能解脫精神的枷鎖，在垂暮之年生活得輕鬆些。
我還要談到另一位死難者的親屬，因為這也使我難以忘懷。這位死難者姓G，生前為一所醫院的中醫科大夫，當年6月3日夜晚十一點多，在復興門地鐵站附近前胸被兩顆「炸子」擊中，留下碗大的傷口。當時他被一位老人用平板三輪車送往附近的兒童醫院，入院時尚有氣息，但終因搶救不及時失血過多而死亡。
也是一位朋友向我提供了這位死者親屬的線索；為了讓我做好心理準備，這位朋友還告訴我，那位死者父親是一家軍隊醫院的政委，母親則是某單位的黨辦主任。很自然，當我決定要去走訪這家難屬時，心裏又犯起了嘀咕，我擔心會再次碰到像上次那樣的情況。然而，出乎我的意外，這一次我卻順利地與死者的母親取得了聯繫。因為是首次見面，我帶去了「全美學自聯」要我轉達的一筆慰問金。這位母親收下了，也在收據上簽了字，但她同時向我詳細地瞭解了一些有關的情況，如「全美學自聯」為何種團體，捐款屬何種性質，其他難屬是否都接受了這類捐款，等等。我覺得提出這樣的問題很正常，於是一一作了回答。
正在我與女主人說話的當口，一位老者從門外邁進了屋裡。此人彷彿不知我這個人的存在，連正眼都不瞧我一眼，逕直向內屋走去。當時我想，莫非又遇到了上次那樣的高干了？女主人也許意識到了我的疑惑，向我解釋道：這是G的父親，在某軍隊醫院工作，剛從院子裡鍛練回來。女主人這麼一說，我也不再在意了。
為了便於同這家難屬的溝通，我把這家的情況介紹給了另一位難友，因為他們兩家住得近，而且又都是離休的老軍人。我還想當然地以為，他們在日後的交往中一定會有更多的共同語言。然而，這次我又想錯了。還沒有等著上門見面，這位父親就在電話裡把我所委託的那位難友訓斥了起來，話說得很不禮貌，也很沒有道理，最後一句話很乾脆：「以後別再來找我！」接著擱下了電話。我很後悔，不該把這件犯難的事情交給我的那位難友。我還後悔，那天與死者母親見面時，沒有問清楚死者的墓地在八寶山人民公墓的幾排幾號。在1998年新年後的一天，我陪徐玨女士去八寶山人民公墓為其死去的兒子和丈夫掃墓時，我們找遍了整個墓區，也沒有找到死難者G的墓碑，不得不帶著深深的遺憾離開了墓地。
在我的尋訪過程中，上面所提到的個案並非特例。我還遇到過這樣一位遺孀，當我們給她送去人道捐款時，她非但無動於衷，甚至說出這樣的話：「黨組織對我們母子倆照顧得很好；我是黨員，不需要你們的幫助！」
愚昧，怯懦、奴性，這已成為我國國民在共產黨奴化政策下養成的根性。自己的親人被共產黨無緣無故地殺害了，到頭來還要同這個嗜血的黨保持一致，還要感念一番這個黨的所謂恩德。中國人假如不剷除這根性，那我們這個民族真的要淪落到萬劫不復了。（丁子霖執筆 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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