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8日訊】西九龍在兩周之內已經從文化事件滾雪球成政治事件，考驗著文化界的決心，考驗著香港政府處理危機的政治智慧，同時考驗著香港社會邁向公民社會的潛力。看起來極迫切的，對政府而言是如何「進」而不造成政治風暴，如何「退」又不顏面盡失；對文化界而言，是如何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提出具體的替代方案，同時團結各界以及市民；對社會大眾而言，是如何辨別何是何非，支持什麼立場又反對什麼立場。作為一個關心香港長遠未來的文化人而言，我只能提供微不足道的台北經驗，給香港朋友做「他山之石」的思考。香港人開闊大氣，容許我多言。
尋找廢樓
台北市經過十幾年的辯論、研究、籌備，歷經好幾任市長接續的努力之後，在一九九九年終於成立了全台灣第一個文化專責機構：台北市文化局。在歐洲離群索居、閉門讀書十三年的我在那一年的秋天踏入了市政府的大門。為台北市的文化發展做了三年三個月又三天的擘畫，我沒有建一座新的高樓，沒有興一個大的工程。上任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倒是一件極不起眼的小事：協調財政局普查台北市所有閑置空間。所謂閑置空間，就是所有不在使用中的辦公大樓或官員宿舍或倉庫工廠或監獄學校等等。調查結果出來，有一百多棟這樣的房舍建築。
然後去實地視察這些閑置房舍，將之一一分級：殘破不堪，不值得整修的是一級；些微破舊，但是稍加維護就可以重新使用的，是一級；完好無缺，可以直接利用的，又是一級。
最要小心的，是中間這一級，因為在其中有許多是富有歷史意義而人們還沒認識到它的意義的老屋。更多的歷史建築其實藏在中央國有財產局的手中，不歸市政府管轄，但是我們一發現有歷史價值，就馬上引用「文化資產保存法」與中央機關協調或談判，極力搶救。華山酒廠、松山煙廠、錢穆和林語堂故居、李國鼎和殷海光故居、舞蹈家蔡瑞月故居、紅樓劇場等等的保存、修復、再利用，在幕後都經過與許多單位長時的協調與折衝。
傳承不斷
為了打開台北市與國際文化接軌的通道，我計劃成立全台第一個國際藝術村，地址，就在這一百多個廢棄空間裡去尋尋尋覓覓，最後相中了台北火車站附近的一座荒廢了五六年的辦公大樓。去勘查時，剛剛下過雨，雨水從屋頂流入室內，地板一片綠色積水，蚊子密密麻麻貼在牆角。
林百里，一個在香港大埔墟長大的企業家，捐出兩千萬元作修繕費。今天，這個「台北國際藝術村」裡有小小的咖啡館，有定期的藝術展覽、一場接一場的文學和美學講座，透過它，台北市和世界上數十個城市進行藝術家的交換。來自各地的作家、導演、舞蹈家、畫家、音樂家在小樓裡駐足，穿梭台北的大街小巷，離去時，帶著一份台北的感情烙印而走。
只是一棟樸素而簡單的四層小樓房，但是藝術家給了它脫俗的性格和不一樣的氣質。
我去看中山北路一棟廢棄了二十二年的「鬼屋」，前美國駐華大使官邸。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之後，大使匆匆離去，這棟曾經政要雲集主導過中美關係的房子由極度的繁華逐漸沈入遺忘，中山北路的車水馬龍已不記得任何故事。公元兩千年我去的時候，庭院的草木猶如叢林濃密，要用開山刀除草才能進入；我們穿著長靴，怕有二十年未曾驚動的蛇在沈睡。進到當年宴請過尼克松的客廳，壁爐還在，只是一株樹，虎虎生風從壁爐長出，爬竄到二樓，樹冠破屋頂而出。
卸下每一塊老磚舊石，做上印記。每一株庭院裡的樹，編上號，再將老屋一點一點恢復過來，花了兩年的時間，六千萬元張忠謀先生的捐款。現在，這棟「鬼屋」有一個小小的誠品書店，無數的人文講座，藝術家和導演們愛泡的咖啡館，還有一個侯孝賢在負責的藝術電影院。對年輕一代的台北人而言，這棟老屋成為新的文化地標，開始寫二十一世紀的感情記憶。但是二十一世紀的感情記憶和他們父輩的記憶是緊密相連的，傳承不斷。
「減」的美學
花了三年半的時間一心一意地、一磚一木地修復老建築而完全不興土木，當然不是偶然，不是未經思索的。大多數的政治人物都會選擇「形象工程」，爭取興建嶄新的大樓大廳來做人們「看得見」的「政績」，我並非不知這個道理，但是一個城市不是為了政治人物而存在的，更不會因為工程而偉大。幸運的是，授權與我的市長剛好不是一個好大喜功、作假邀功的市長。台北的人口如此稠密，土地如此局促，開闊的空間如此稀少，這個城市所需要的究竟是不斷的「增建」還是一種「減的美學」呢？當你有一百多棟建築是低度利用或閑置不用的時候──如果加上中央政府的閑置空間，那個數目就要加好幾倍，你有什麼理由去不斷地增加建築呢？
在擁擠不堪、高樓壓迫的城市裡，「減」的美學必須被認真思考；在物質過度充斥的城市裡，「儉」的倫理應該被重新認識；在聲光色彩刺激感官到極致的城市裡，「簡」的哲學應該成為一種平衡。
再說，台北經過五十年日本殖民，經過四十年國民黨的嚴厲統治，經過十幾年的民主動盪、分歧和政爭，是一個正在尋找社會共識，迫切需要建立文化認同的城市。有什麼比老房子、老街老樹老地標，更能喚起人們共同的回憶，更能激動人們共同的情感呢？一座老教堂，一個戰時蓄水池，一條石板街，一個雞鴨魚肉混雜、人聲鼎沸的菜市場，一個土裡土氣的小火車站。。。可以勾起人們最深的記憶，而最深的記憶其實就是鄉土之愛，它可以縫補代溝的裂痕，可以超越政爭的對立。每搶救一棟廢棄的老建築，市民的共同記憶就加一分。每恢復一棟老屋讓它風華再現，市民的文化認同就深一層，對這個城市的感情就多一分。這些看不見的「得分」，不是新的高樓做得到的。
「土」的魅力
我所以把資源和力氣投擲在修復古蹟和老屋，不僅只是希望納入「減」的美學，「儉」的倫理和「簡」的哲學，更為了讓一個歷史不斷流失、共同記憶薄弱的城市可以實實在在擁抱我們共同的土地、共同的過去。
當我前瞻城市的未來，也相信，全球化的力道愈大，把世界上每一個城市的面貌都用所謂「現代」的、「進步」的品味給公式化、標準化時，愈「土」的城市反而愈有將來的競爭力。「土」，意味著傳統文化的魅力，意味著地方獨特的個性，意味著「人」的感覺真實醇厚，生活的熱烈和情趣自然而不做作。有一天，當Norman Foster 或者庫哈斯或者古根漢的分店到處都是的時候，那看起來還帶著一點「土」氣與本色的城市反而會成為最有吸引力的城市。
高樓不是不可以建，發展不是不值得追求，商業不是不可以結合文化，現代化不是不值得嚮往，危險的是將高樓大廈當作唯一的美麗，把發展當作單一的標準，讓商業綁架了文化，將現代化簡單地解釋。
什麼使城市可愛？
有一天，當香港整個變成「中環」──時代廣場、置地廣場、郎豪、Mega Tower 消滅了所有的老街窄巷熱鬧的菜市場，相信我，觀光客也興致索然了。他們將湧向澳門，因為澳門還有歷史的痕跡、古樸可愛的「土」；他們將湧向台北──雖然台北的現代化基礎建設落後香港很多，因為台北還有阿公阿婆的雜貨店、坐在榕樹下唱南管的老人家、文學家的故居裡坐滿才氣洋溢的文藝少年、武術館裡舞獅舞龍的壯漢、喝苦茶談天下事的紫籐廬、土裡土氣但是清香撲鼻的青草巷──現代神農採藥人在嘗他的七葉膽。。。,香港？不過一個購物的超級商場罷了──如果它這樣走下去。
你會問，保存老街老巷的「土」香港跟「西九龍」有關係嗎？
有。如果香港要保持它的城市魅力和競爭力，它勢必要先釐清最基本的問題：西九龍是否能增添香港的城市魅力？如果主要目的是對外觀瞻，那麼十年後、二十年後會吸引國際觀光客的，究竟是灣仔和石塘咀的老街、石澳的小村，還是眼前財團所規劃的全球化現代都市面貌？誰，做過這個前瞻性的研究？如果主要目的是對內厚植香港文化，培養創意人才，那麼四個博物館、三個演藝廳究竟如何達到這個目的？現存的文化中心只有六成滿座，藝術館博物館參觀人數低得可憐，戲劇欣賞人口十年前是四萬，十年後還是四萬，西九龍再大量開闢設施，是為了誰？欣賞人口如何產生，在二零一二年以前如何倍增再倍增？誰，在思考軟件和內涵的配套？
「小政府」？
這時候，有人說，香港政府是「小政府，大民間」，所以這些規劃政府不需要做。我認為這是對公民社會的誤解。所謂「小政府」指的是，凡是民間有能力作的，政府放手，不與民爭；但是民間沒有能力做的，或者對公眾有益但是因為無利可圖而商業機制棄之不顧的，政府就必須扛起責任。民間若有經營管理能力，那麼美術館、展覽廳都可以外判，而且應該外判以培養民間的文化行政和經營能力；但是，長遠的文化政策和全面的藝術教育，是香港民間有能力做的嗎？是商業財團扛得起來的嗎？在這種文化的「基礎建設」面，政府不做是失職的。政府在政策面該「大」，在經營面可「小」，而不是在經營面讓公務員一把抓，做「大政府」，剝奪了民間的參與和成長機會，而在宏觀的政策面卻又自動棄守，說自己是「小政府」。結果就是文化建設拼命往上築高，但地基是空的。西九龍，是不是這樣的建築呢？
西九龍不是不能做，文化設施不是不需要，地產也不是不能輔助文化，問題在於，如果對於基本問題都沒有想清楚沒有答案，四十公頃的城市土地用硬件工程蓋滿，蓋滿之後呢？數碼港做好了，貝沙灣的地產變成第一名，香港的「數碼」科技呢？
公民教育的教室
文化人要成立八百人的監督團體與政府抗衡，建築師學會、營造廠商、立法局議員各有立場，財團在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地方各處使力，傳媒熱切追蹤，爭鋒相對，性急者到北京告狀，政府焦頭爛額、進退維谷。。。已經有人將西九龍爭議與二十三條相提並論，看出它的政治危機。我想說的是，這真是香港最美好的時代：今夕何夕，文化竟然成為整個社會的焦點；今夕何夕，文化建設竟然成為財團和政府念茲在茲的任務。什麼時候，文化界竟然如此團結，如此迅速，如此高效率；什麼時候，市民竟然開始關心香港的文化和它的長遠未來。
如果說，透過六四集會，香港人是在否定某種意識型態說「不」，透過七一遊行，香港人是在宣示一種肯定的「我在」，那麼此刻對西九龍的辯論、爭吵、角力和鬥智，香港人已經不僅只是在抽象的政治層面模糊地摸索認同，而是在最具體最實在的實踐層面上表達自己對這片土地的認真與在乎。在我眼中，今天香港人對西九龍的關心和抗議，是七一行動之後更進一步的公民成熟。大學生社團應該開始組織「文化關懷小組」去研究西九龍（別忘了中區警署）；中學老師可以把西九龍的公開辯論當作公民課的教材，帶學生去聆聽，在課堂裡討論；新聞系、文化研究系所、建築學院、城市規劃系等等可以把西九龍當案例來實習；公共行政系可以檢驗政府的決策過程；小學老師可以趁機教孩子們認識香港的發展史和建築美學入門……
如果政府不把文化人的聲音當作「雜音」，不把異議者想成麻煩，而把所有的抗衡行動看做民間力量的養成過程去尊重，把文化人看做自己應該服務的對象去理解，危機或可變成轉機，公民社會運動在香港正式開展，那麼到現在已經有所鬱積的負面情緒都可以轉化為社會進步的正面能量。
2004/12/01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