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主運動與法輪功宗旨的結合
【大紀元8月11日訊】前言
(一) 處於低谷的中國民主運動與本世紀初法輪功的興起
(二) 民主運動面臨的兩大問題――局限於知識階層和缺乏終極關懷
(三) 法輪功所代表的階層，法輪功的道德意義和宇宙觀――終極人性關懷
(四) 法輪功和民主運動的相容性――法輪功成爲民主運動的中堅力量；並非介入政治，而是提供政治本身所不具備的道德指標
(五) 九評和退黨之後，中國往何處去？民主化是中國社會的唯一政治出路，真善忍則成爲中國人民的現實道德準則
前言
四月二十三日，在紐約舉行的聲援百萬退黨遊行暨自由民主大集會，聲勢之浩大，令全世界震撼。其中也不乏民運組織的參與和支援。許多著名民主人士出席了這次大會，並代表各自的政黨和組織公開聲援退黨勇士。這次聲援活動暨民主集會的圓滿成功，似乎也給人們某種啓示，民運人士與法輪功學員在揭露共產黨的邪惡殘暴，結束共産政府的寡頭暴政方面是高度一致的。近年來，海外的許多民運組織都曾經與《大紀元》和新唐人多次合作。雖然這些活動有些是以大紀元和新唐人爲主，比如此次的退黨活動以及九評的系列研討；有些則以民運組織爲主，比如《北京之春》主辦的“反分裂法暨兩岸關係研討會”等等。並且，這些活動的目的、宗旨以及彼此的政治訴求都不盡相同，然而，最後均能順利完滿達成初衷。法輪功學員和民主人士在合作中展現出各自不同的優勢與強項，同時又能夠懷有一份真誠的友好和諧與寶貴的天然默契，是合作得以順利成功的關鍵因素。
這些合作的成功經驗，以及由此顯現出的未來一段時間內更廣泛密切合作的可能性，在民主運動處於低潮的今天，在強硬派胡錦濤上臺後中共極權統治更爲加強的情勢下，尤其值得人們珍視。然而，對這種合作的困惑與不理解，也存在于相當一部分民運人士中間。法輪功學員的信仰與民主運動的理念究竟是相符還是相悖；與他們的合作，從長遠角度來看，究竟是否有助於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呢？這些問題困擾著許多以投身民主運動爲終身事業；以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爲至上理想的民運人士們。然而，現實世界低潮背景下的民主運動，早已無從選擇；在當今這個政散民流，禮崩樂壞的社會裏，李洪志先生提出的“真，善，忍”之行爲準則，已成爲一種道德指向，承擔起拯救國人靈魂的歷史使命。而泛民主運動與法輪功道德宗旨的結合，也將成爲現實民主化運動的光明出路。
1.處於低谷的中國民主運動與本世紀初法輪功的興起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的坦克和軍隊碾碎了中國人民的民主自由之夢。自那場轟轟烈烈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失敗之後，十五年中，政治體制改革一直停滯不前。在共產黨政府的鐵腕統治之下，除九十年代中期曾經興起過的民間維權運動，以及九八年中國民主黨的組建之外，幾乎沒有什麽大的作爲。儘管仍有不少獻身民主運動的仁人志士在矢志不渝地奮鬥著，但是由於中共專制機器的嚴控，其鬥爭的效果微乎其微。海外的民運雖然也不可避免的處於低潮階段，然而，“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加之大批著名民運人士被迫流亡海外，故而從實際意義上來講，當今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推動是以海外民運組織爲中心和領導的。
這些海外民運的力量，分別集中於美國，歐洲，澳洲，加拿大，新西蘭等國家和地區。這些民運團體的明顯特點是力量分散，宗旨大同小異，政治綱領不夠成熟完善等等。當然，經費之短缺也成爲海外民運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支援和同情民主運動人士的慷慨捐贈；民間團體、宗教組織的資助；民主國家的無私援助構成了海外民運經費的主要來源。而這些來源首先是短缺不足的，其次是不穩定不定時的。國際和國內形勢的變化也不斷影響著海外民主運動的發展。
今年四月，連戰訪問中國大陸，緊接著是宋楚瑜踏上了西北的黃土地。台海局勢終將如何變化，我們無法預知。然而，連戰和宋楚瑜的大陸訪問，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必然是巨大的。我們曾經對經受過臺灣民主運動洗禮的連戰先生與宋楚瑜先生懷抱過幻想，希望兩位的大陸之旅不僅僅是走馬觀花，也不僅僅是爲了泛藍陣營在臺灣的選票和其他現實政治利益。
我們曾經希望國民黨和親民黨能夠有朝一日以在野黨的英姿出現在中國政壇，那麽他們的此次行程將因結束中囯共產黨一黨專制而載入史冊。然而，結果是如此令人失望。連戰先生絕口不談民主，宋楚瑜先生只道認祖歸宗。胡錦濤政府一邊極盡鋪陳迎接貴客，一邊卻大肆搜捕民運人士。人們可以預見，原本就是處在風雨飄搖之中的海外民運也將會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中國的民主運動究竟要如何振興，往何處去，是當今有志於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的人們所必須思考的問題。
而在去年年底，《大紀元時報》推出了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以其明確的宗旨、淩厲的攻勢、廣泛的宣傳，揭露了極權政府的殘虐暴政和共產黨的邪惡本質。在此之後的幾個月內，引發了人數龐大的退黨運動。法輪功雖然屬於非政治性民間團體，而九評共產黨及退黨活動的進行，和民主運動有著明顯的共同焦點――反對共產黨政府在中國的專制獨裁。這一方面給前途黯淡的海外民主運動以及其他有著共同的反共政治訴求的團體帶來了新希望和新視野，同時也使人們産生兩個疑惑：首先，法輪功團體是否在將來的一段時間有介入民主運動的計劃；其次，法輪功一旦參與民主運動，他們的宗旨是否有悖於民主運動的政治訴求？
對此，在四月二十四日紐約舉行的弘法交流會上，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清楚解釋道，九評是救人的，並非是有什麽政治企圖，法輪功對中國政權沒有什麽野心，也不希罕。而事實上，法輪功是作爲一個民間團體存在的，其基本宗旨是以練功強身健體，同時以“真，善，忍”的道德標準約束自己的行爲，以求達到更高層次的修煉目標。我們也常常聽到法輪功學員們強調他們是不介入政治的。通過與他們共同參與的多次活動中的觀察，可以清楚的確定，法輪功組織本身從未提出過任何政治上的訴求與理想。他們的行爲僅限於揭露共產黨的本質。其原因在九評社論中已經很明顯地表達出來：因爲共產黨靠謊言和暴力起家；靠專制和極權維持統治；破壞傳統文明與民族文化；打擊和迫害持不同政見者；監禁和放逐良心犯與政治犯。
共產黨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任何熱愛祖國、良知和正義感尚未泯滅的中國公民都有權利去討伐他們。深受江澤民集團和共產黨迫害的法輪功學員，正是出於道義和良知，勇敢地站在了推翻專制、揭露邪教的最前線。其勇氣可嘉！他們以九評社論的方式，將共產黨罄竹難書之罪孽昭示於衆，喚醒了廣大人民的良知和勇氣。於是才會有轟轟烈烈的退黨大潮産生。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法輪功推出九評社論，聲援退黨運動，其宗旨只爲救人，並非是要介入民運。然而，實際的效果是，恰恰由於他們執著的努力、出色的活動，推動了民主事業的進程。揭露專制政黨，推翻極權統治的目標和當今中國民主化進程的現實目標不謀而合。
退黨是以和平、非暴力方式結束共產黨專制的有效方法。然而，共產黨的殘忍和狡詐、所掌握軍事和專政機器的強大，都使我們明白，結束一黨專制，建立憲政制度，還政于民的道路會是漫長而曲折的；其鬥爭也會是激烈和殘酷的。在這段共同的道路上，我們可以預料，法輪功學員和民主人士在爲各自的理想奮鬥之時，會再次攜手，多次攜手。並且，筆者進一步認爲，在民運的低潮期間，如果我們以泛民主運動的概念，爭取和容納法輪功學員于我們的事業，那將會極大地壯大我們的隊伍，將是民主運動之絕大幸事。
2.民主運動面臨的兩大問題――局限於知識階層和缺乏終極關懷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曾有名言：“民主制度是最不糟糕的一種制度。”這話的內涵不言而喻――民主制度遠非一種完美的政治制度。而事實上，現今的非經驗世界裏，完美的政治體制是不存在的，這是由政治本身的起源所決定的。我們知道，人類既是個體的，同時又屬於社會；而個體與社會之間存在著無法消除的矛盾。爲解決這一矛盾，産生了政治體制。然而，個體性與社會性之間的矛盾是邏輯矛盾，是永久性的，就仿佛有手心就必須有手背一樣。人類社會始終存在著個體和集體的意志衝突，因此也就決定了政治體制的永遠非完善性。因爲任何政治體制無法消滅這個邏輯悖論。個體需要行動的自由與個性的釋放；社會則必須有規範的行爲準則與道德約束。
民主制度的好處在於：相較於君主專制、神權政治、法西斯主義、共産主義制度等等而言，它能夠最大程度的制衡個體與社會的衝突。而民主制度本身的缺陷也恰恰在於：它是現世的一種平衡制度，它的立足點在現存的各種社會關係中。民主理念來自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啓蒙運動中的人文思想，這些人文思想的著眼點是於每一時刻追求個體表達的最大化，人本精神使其重視的是對現實社會和有限生命的關懷。這種思想下誕生的憲政體制或者立法制度都不可避免的局限於人本和人的社會性。由此而造成的道德意義上的衰敗欠缺，在西方，由強大的基督教精神給與了支撐與彌補，但這並不意味著能夠彌補民主過程本身的缺憾。
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爆發，全世界的激進知識份子雲集西班牙。帶著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人文理想幻滅的沮喪迷惘，帶著知識份子天然的內省和自我批判，他們苦苦尋求著人類思想上的出路。他們在西班牙分化成了兩個陣營――共産主義國際縱隊和德意法西斯支援的武裝叛亂力量。前者的理念導致了共産主義極權體制在上個世紀的興盛一時，後者則不可避免地走上民粹主義的道路。而令人深思的是，這二者竟殊途同歸，最終導致了史無前例的血腥殺戮和殘酷暴政。由此可見，對人性的關懷，對人文思想的求索，如果僅僅著眼于現世，缺乏對人類的終極關懷，結果不難想像，會與其初衷南轅北轍。
人類世界的非經驗性、社會與個體的矛盾始終困擾著人們。如果無法妥善解決，其矛盾衝突的爆發最終會釀成災難，對人類的生存帶來威脅。而人文理想的真正歸宿及人類的唯一出路，在於從人類整體與人類歷史的高度尋求徹底破除世俗迷霧的航標。共産主義意識形態和民粹主義思想都無法解決人類的道德問題，因而將他們的短暫集權建立在消滅人類固有道德的基礎上。孔子說：“吾誰欺，欺天乎？”誣天者必亡，他們的滅亡昭示了逆天道而行的下場。知識份子的尋求自我解放與他們的理性自我批判，最終應該歸結到對人性的終極關懷上。
固然，現世的關懷在人類發展的某個特定階段，可以承擔一定的歷史使命。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延安，就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前去投奔。四九年之後，在共産主義理想指引下，也曾經出現過雷鋒這樣的道德模範。然而，由於共産主義理想是建立在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它所産生的精神力量也許強大一時，但終究是會隨著物質世界的變化而崩潰。改革開放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所謂的“革命精神”隨著西方經濟模式的引進和生活方式的衝擊而變得千瘡百孔。實用主義的“貓論”和“摸論”及所謂“不管白貓黑貓，抓著老鼠就是好貓”和“摸著石頭過河”的理論，是摧毀中國人道德意志的罪魁禍首，但同時也說明共産主義理想本身所具有的現實短暫性。當這種理想下的道德模式崩潰，無法承擔起社會職責時，道德淪喪，人本的矛盾衝突將最終導致暴力和血腥。
中國的民主運動，自“五四”運動興起至今，已經八十六年了。民主運動的完成，需要的是強大的社會階層的支援。在五四運動和1989年的天安門運動中，青年學生代表了推進民主的主流力量。但是，這兩次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最終失敗了。究其原因，還是民主理念的宣傳僅局限于知識界和青年學生。八九之後，民主運動一直陷於低谷不能崛起，其原因是什麽呢？人們常說，民運處於一個瓶頸，主要是由於缺乏系統的理論指導。其實不儘然。
民主運動始於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幾個世紀以來，在西方社會，民主理論研究和憲政體制的實踐都已積攢了豐富的經驗。民主運動完全不缺乏系統的理論指導。民主和自由早已成爲普世認同的理念。然而，民主思想傳到中國之後，卻僅僅成爲知識界認同的精英文化。這首先是由於其舶來品之身份，使中下層勞動人民缺乏親近感。加上歷來的獨裁者都喜歡宣揚“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論調，就更讓相當一部分國民對其敬而遠之。其次，上個世紀前半葉，中國人民經歷了殖民和半殖民地的壓迫、烽火連綿的內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必須首先獲得反抗殖民壓迫與反抗外來侵略的鬥爭的勝利，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
而當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人民又面臨國共之間的內戰。因此，自五四起傳播到中國的民主思想始終停留在知識界的理論探求和青年學子的烏托邦理想之中，難以有機會實踐于平民革命。而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民主的種子更是被扼殺和掩埋于紅朝皇帝踐踏下的土地裏，半個世紀無法破土而出。實際上，文化大革命中、四五運動中，知識精英們都曾經提出過民主化的要求，但是一經群衆運動，不是變質爲個人崇拜的造神運動，就是被當權者欺騙利用，成爲權力鬥爭的工具。人民缺乏自覺的對民主的要求。
甚至在８９學運中，人民的覺悟也限於打倒貪官懲治腐敗某某官員下臺這樣的口號之中。政治體制改革只是精英階層的訴求。是以，民主在中國並非缺乏系統的理論，而是只局限於知識階層的認同，缺乏廣泛的號召力及強大的凝聚力。
在近百年的中國民主運動中，知識份子永遠是先知先覺的一部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八九學運都明顯地表現出這一點。然而鑒於民主理念本身是代表全體公民之利益的，所以民主運動是需要也完全應該由社會各階層來推動。
綜上所述，民主運動當今面臨的兩大問題。一是需要有終極關懷的精神指引，二是必須調動起全民的力量。只有在這兩大問題上得到突破性的解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民主革命才能再度來臨。
3.法輪功學員所處的階層，法輪功的宇宙觀和真善忍的道德意義
法輪功興起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其創始人李洪志先生曾經出版過一本名爲《轉法輪》的書。該書以簡潔的方式、質樸的語言，不僅講述了氣功的本質、修煉的方法，而且提出了高層次的修煉途徑——即在道德範疇裏的修身養性。李洪志先生的理論，是將宇宙看作多層次的。其間最具道德意義的是：這種劃分以善惡的意識爲標準，將真善忍的道德境界作爲宇宙的最高層次，是超越實證科學和庸俗唯物哲學觀的世界觀與認識論。
《轉法輪》從功法入手，實際的著眼點是將個人的內在小宇宙延伸至外，從而揭示出外部世界乃至整個宇宙的奧秘。以個人生命的修養打開人體的潛能，參透天體運行和乾坤變換，使學員們自然領悟人性與生命的終極真理。李洪志先生以極其高尚的濟世胸懷，教育學員們用健康的個體修煉方式，由內而外，由微觀至宏觀，去感悟超越現實的永恒自然理念，從而擺脫現實世界中污染人性的、庸俗的、不合理的物質欲望。這對道德水準嚴重滑坡的當今中國社會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轉法輪》一書由淺入深，通俗易懂，在有深厚佛家文化傳統的中國，各個文化階層的人們都能接受，中下層勞動人民更易産生共鳴。由此，法輪功學員中，既不乏高級知識份子，又有工人農民和其他非知識界人士。由於法輪功法是超越現實意義的，因此學員之間自然沒有現世的庸俗的由金錢、地位和文化等構成高下標準的等級關係。這對於團結和調動掙扎於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有著極重要的意義，這就是法輪功學員的社會強勢。
4.法輪功和民主運動的相容性――法輪功成爲民主運動的中堅力量，並非介入政治，而是提供政治本身不具有的道德指標
從上面的討論中，不難得出結論，在民運陷入低潮的今天，法輪功學員本身的道德素養和所屬的廣泛的社會階層，都使其具備成爲民主運動中堅力量的潛力。然而，由於法輪功屬於有著強大信仰的民間團體，自身有著嚴密的組織關係、思想約束和行爲戒律。這些是否有悖於民主自由的宗旨呢？這個問題，自九評開始至今，困擾了許多民運人士。唯有打消這種顧慮，民運和法輪功才能精誠合作，共同開闢中國民主的未來。
而在筆者看來，真善忍之道德觀與民主理念、憲政體制之間是沒有矛盾的。喬治•奧威爾認爲，政治生活本身提供不了道德指南。這話值得深思。當前民運缺乏組織紀律的鬆散狀態，似乎不僅僅應該促使民運人士的道德反思，這種反思應該是全社會、全民族的。法輪功及其真善忍的思想意識，只停留在修身養性的道德層面上，而並不介入具體社會政治體制的構成。當然，道德約束對社會體制有著監督作用。當某種社會體制對社會風氣，對人民的思想有著極壞的影響時，道德的監督作用便顯示出來。這就是爲什麽法輪功作爲一個民間團體，能夠勇敢的站出來，以九評社論來揭露共產黨的邪惡，號召人民起來推翻暴政。而在其本身，卻並不介入政權組織。
所以，法輪功和民主運動是毫不矛盾的。實際上，自由、平等、博愛、天賦人權這些崇高的富有人道精神的理念是促使社會良性運轉的，是維持高水準道德的保證，與法輪大法的宗旨殊途同歸。這就是爲什麽法輪功學員和民運人士能夠合作得如此默契。大家的內心是相通的。當然，法輪功和民運的合作決不意味著政教合一。中國的未來是民主化的，這一點我們滿懷信心。但是具體的社會體制如何，將會由人民決定。筆者寫這篇文章，只是認定，當前的局勢下，法輪功與民運的合作具有頭等的重要性，對彼此的事業都會帶來不可估量的助益。
5.九評和退黨之後，中國往何處去？民主化是中國社會的唯一政治出路，真善忍則成爲中國人民的現實道德修正
自《九評共產黨》的社論發表以來，人們對共產黨及其專制的殘暴邪惡嘴臉認識得越來越清楚。之後的退黨活動，是自發的，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解散共產黨，從而使其統治自行瓦解。共產黨根本無法代表人民的利益，他們的統治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他們的滅亡指日可待。更嚴峻的問題已經面臨，那就是，九評和退黨之後，中國往何處去？民主化是中國社會的唯一出路，憲政體制，多黨輪流執政都將成爲中國嶄新的政治前景。而對於修復與重新確立被共產黨破壞殆盡的道德體系，真善忍的思想意識負有不可替代的崇高使命。
傳統的儒家思想雖然是中國人世代相傳的固有理念，但由於共產黨對傳統文化的瘋狂破壞，造成了儒家思想與當今社會發展的斷裂，這種斷裂的彌補是需要時間的。而改革開放後的功利社會沒有給傳統文化提供復蘇的機會。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近年來雖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同樣是由於共產黨對宗教的迫害，使其影響有限。
上個世紀末法輪功的興起，是歷史所給予的偉大契機，同樣也是歷史賦予的神聖使命。真善忍將成爲中國人民的現實道德準則，並將和民主化運動一起，爲中華民族開創前所未有之光明未來。
May 8 2005 於紐約(http://www.dajiyuan.com)